淺談生態解讀流散作家的土地觀論文
隨著全球化程度的加劇及移民潮的不斷涌現,移民逐漸成為一種復雜的社會文化現象。定居在異國他鄉的移民作家所從事的文學創作也形成新的文學類型,即流散文學,而且越來越受到廣泛關注。近年來一些流散作家作品還頻獲諾貝爾文學獎,并因其“身份認同”等深度題材與思考成為比較文學或跨文化研究中的熱點。皮拉?蘇塔姆(PiraSudham)是當代泰國著名的英語作家,被認為是一位有豐富而曲折流散經歷的作家(趙建蘋,2010):1942出生于泰國東北部一個貧窮的農民家庭;十四歲時到曼谷的寺廟里做僧侶;進入泰國的頂端學府朱拉隆宮大學學習;得到新西蘭政府獎學金資助在該國學習英語文學,隨后陸續到過澳大利亞、歐洲一些國家游歷和研究英語文學(楊立民,2010)。他在國外經歷了30年左右的流散生涯,用英語創作了許多作品,其中東北部系列作品四部《泰國故事》、《東北部人》、《季風國度》和《揭磨的力量》影響力很大,引起西方的廣泛關注(趙建蘋,2010),且《季風國度》于199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本文試圖通過解讀皮拉?蘇塔姆一篇訪談式散文《老農和他的妻子》中一對農民夫婦的敘述,論述流散作家對本土文化中土地的深層次理解從而解構土地豐富的寓意,并根據流散作家復雜的文化身份從生態的角度解讀其作品中反映出的對人與土地關系的生態倫理思考。
一、流散作家皮拉蘇塔姆文學作品中的土地
按照趙建蘋(2010)所論,皮拉?蘇塔姆可算是一位真正的“流散”作家,因其作品和作者本人都是具有流散性的。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具有跨民族特性的文學”,且作者本人也是“具有跨國界、跨語言、跨文化經歷的”(任一鳴,2008:96)。他的作品主要描寫了從20世紀60年代到21世紀初泰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變化,并為少數民族和弱勢群體,特別是東北部的佬族和泰國農民代言,呈現出東西方之間以及新興力量和傳統價值觀之間的文化差異和沖突,作家在個人生活敘述中通過表現人物在混雜文化氛圍中對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困惑(趙建蘋,2010)。這也是流散作家作品突出的主題,因為移民作家的“身份認同”問題和“身份的焦慮”使他們深刻地反思自己的身份和歸屬,并直接指向人類最深層次的精神困惑(錢超英,2007)。
土地,代表著故土,代表著自己曾經成長的民族文化,因此也成了流散作家們常見的主題和意象。皮拉?蘇塔姆經歷了30多年在西方的流散生活,堅持用英文寫作故鄉的人或事,從來沒有忘記對“故土”的描寫,以此來回歸故土,尋找歸屬感;同時當他回到20世紀80年代初的泰國時,正目睹曾經以農業為主的家鄉經歷城鎮化的過程,但作者長期由于文化背景的跨越性及文化身份的復合性又使他以異域的文化視角來反思和批判本民族的一些現象,對土地的懷念贊美的敘述必然摻雜了他帶有來自西方文化視角的反思。《老農和他的妻子》(1982年出版,后收錄于1987年的散文集《東北部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通過一對農民夫婦的敘述,表達了作者對家鄉土地的熱愛、尊敬與虔誠,同時也暗示了工業化進程中土地、人、家庭之間的關系發生變化,作者從生態角度對土地倫理做了一些思考。
二、皮拉蘇塔姆在《老農和他的妻子》中對土地寓意的敘述
《老農和他的妻子》是作者訪問泰國鄉下一對老農夫婦的訪談式隨筆。盡管文章中沒有出現任何采訪者提出的問題,通篇都是老農夫婦的談話記錄。從老農夫婦看似隨意性的敘述中,我們能感受到他們對土地的深深熱愛,對土地、家庭、村民等漸漸發生變化所表現出來的無奈和遺憾。一般來說,采訪式隨筆的寫作表述方式,既可以突出敘述者敘述內容的真實性,又可以讓敘述自由發展,結構可開合自如,不拘一格,并通過敘述者“如實說來”的'語言,惟妙惟肖地再現敘述者的個性。采訪隨筆運用第一人稱敘事可以縮短作者與讀者之間的距離,容易引起共鳴,而且能使筆調顯得親切,易于讀者接受(張建華,2008:163)。作品精心運用老農夫婦的第一人稱敘述口吻,用詞簡潔生動、筆觸細膩,使老農夫婦對土地的真實情感躍然于紙上,真實而極具口語化特征的敘述語言同時給讀者也帶來非常逼真的聽覺體驗。正是通過老農夫婦真實客觀的敘述引導讀者進行深入再思考土地的寓意以及土地的倫理,從而深化文本自身的藝術內涵。對于來自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上的農民,土地是他們考慮一切問題的中心,是決定人和事的標準,是支配他們行動的強大動力。因此這篇文章真實記錄老農夫婦關于土地的訪談,折射出生活在鄉下的老人面對逐漸失去的傳統價值觀念和傳統的生活方式所表達出的深深的遺憾(付海燕,2010)。
(1)土地是不能改變的傳統
作品一開始就講述那片土地得來是緣于他們家鄉的習俗“按照我們伊薩的習俗,我的三個兄弟一結婚就都搬到他們老婆家去了”,而老農妻子因為“是家里唯一的閨女,一直留在父母身邊”,所以繼承了這塊有著300多年歷史的土地。可見,每一塊土地都有著不同尋常的歷史和傳統淵源。對于這塊土地,他們視它為生命中的一部分,“他們一直在那塊地里干活”,“從早到晚忙著插秧、割稻。疾病、傷痛、艱難困苦、缺衣少食是家常便飯。”他們珍視這種傳統,“誰也不怨”。“三百多年來這片土地一直是我們家族的,我對這片土地了如指掌”,“我反正是永遠也不想離開土地”。文章通過描述土地是如何獲得、老農夫婦如何一直在土地上生活勞作、他們如何希望土地延續下去,表現了農民對土地有著不能割舍的信仰,說明土地作為不能改變的傳統已根深蒂固在他們的思想和生活中。
(2)土地是判斷事物的根源
同樣,作品中老農夫婦描繪的土地總是默默無語,目睹著一切的變化,包括“孩子都離開家鄉到異地去尋找機遇;一切東西都需要用錢來購買;塑料遍地,代替了手工,年輕人都穿上了牛仔褲、涂上嘴唇或染了指甲。”盡管土地上一切都在變化,但從這對老農夫婦的話語中,我們知道“有些事是不能改變的”。在老農妻子的述說中,老農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但老農卻說“我的眼睛能看———看到了太多不該看到的事情;我的耳朵能聽———聽多了太多對我不好的事情;我知道的事我不去說三道四,因為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比方說我知道貪心、憤怒和欲望是所有邪惡的根源。”土地也一樣,見證著一代代人的生活變化,盡管沉默無語,但源自土地的判斷事物的觀念標準,這對老夫婦是不想也不愿意改變的。
(3)土地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紐帶
在《老農和他的妻子》中,老農夫婦提及的土地也是連接家人、村民等之間的紐帶。老農忘不了在這片土地上“孩子在這塊土地上捉青蛙、抓螃蟹、采野花。”他也忘不了妻子曾在這片土地上說過“老頭子,如果我先死了,我就變成一片云,給你遮擋日頭。”土地對于老農來說,把他和妻子、孩子都凝聚起來了,并留下難忘的畫面。對于老農妻子來說,土地是從父母那里繼承的,連接了她和她的家人。同樣,她和她的老伴永遠在那塊地里干活,盡管孩子們都離開土地,但他們總是“時常回來看望”父母。土地,無論孩子離開多遠,總能把他們與父母締結在一起。難怪最后老農希望“有一天我的幾個孩子回來過日子,給我生幾個孫子孫女,這樣我就可以把土地的寓意傳遞給他們了。”對于村民來說,土地上的糧食可以“施舍給和尚吃”,可以“請來幫忙蓋房子、收割稻子或是打井”。總得說來,土地連接了人與人之間美好的交往和關系。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發現作家皮拉?蘇塔姆以一對老農夫婦第一人稱敘述方式對土地豐富寓意進行了解讀,真實客觀反映了作者對于家鄉土地的深情和眷戀,同時又隱隱約約表現出在作者對家鄉傳統價值觀念和人與土地關系伴隨工業化和城鎮化發生變化的困惑和迷惘。
三、流散作家對本族社會文化的生態焦慮
王寧(2006)提到流散作家的作品中有一種矛盾的心理表達“一方面,他們出于對自己祖國的某些不盡人意之處感到不滿甚至痛恨,希望在異國他鄉找到心靈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國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難以動搖,他們又很難與自己所定居并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國家的文化和社會習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靈深處的記憶召喚出來,使之游離于作品的字里行間。”流散作家在自我文化身份認同的追尋中,為了突出其民族特性,又由于長期的流浪漂泊,流散作家通常對故鄉的土地別有一番感情和眷念,對故鄉的山、水、地的描寫總有一種依戀之情躍然紙上,從而保留故土的文化意象。正如皮拉?蘇塔姆在《老農和他的妻子》中贊美土地“十一月的時候,聞一聞成熟了的稻子香味真叫人舒坦。清涼的微風吹動著地里密密的稻禾,掀起了層層稻浪,像金色的波濤閃閃發光。是的,我熱愛這片土地。”
由于流散作家擁有兩種文化背景,一方面始終難忘民族文化,在作品中通常以特定的本土東西為寫作對象追尋自我文化身份,同時又“從自我出發觀照他者,又以他者的眼光來反觀自我”(劉宏鳳,2007:34),以異域的文化視角來反思和批判本民族的一些現象。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西方隨著城鎮化與工業化的迅猛發展,生態環境日益惡化,對工業化社會造成的普遍生態危機反思帶來了生態文學創作熱潮在西方國家的蔓延。人們由此反思生態危機,甚而情感危機和文明危機。生態文學作品對社會文化生態以及人類內部精神生態的開掘,試圖揭示自然生態與社會文化生態和精神生態之間的內部關聯(史元明,2008:59)。在這樣的背景下,“土地倫理”的主題———對土地的熱愛、尊敬、贊美;對生態環境惡化、人文社會思想沖擊、傳統觀念消失等的擔憂成為西方生態文化文學的一大意識形態。而流散作家通常用異域文化中的意識形態對自己故鄉的事物進行批判反思。皮拉?蘇塔姆在《老農和他的妻子》一方面對土地的寓意濃墨潑彩,表達了自己對故鄉、對土地的態度,同時在老農夫婦的敘述中,也不時提到:孩子離開家鄉到城市工廠工作、熟料制品取代手工制品、一切幫忙都不像以前是免費的、家鄉的土地也越來越貧瘠、人們不再樂善好施等等。這些展示了作者在西方生態文化意識形態影響下,對現代文明社會中的人與土地、人與傳統文化、人與人之間關系變化產生了隱隱焦慮,從土地倫理視角來思考本民族的社會和文化現象。
四、結語
流落異國他鄉的流散作家,因為接受的雙重文化背景和身份,一方面追尋自我民族文化身份,另一方面又情不自禁以一種或者迎合異域文化的身份來判斷和反思民族文化中的現象。像皮拉?蘇塔姆等來自發展農業國家的流散作家,他們的作品往往離不開土地,對故土的眷戀表達了他們追求民族文化特性,對土地的寓意的敘述也必然很豐富;除此之外,熟悉西方現代工業文明之后,在西方生態文化和文學的意識形態影響下,他們的作品中也或多或少在民族文化意象的描述中加入一種現代土地倫理視角下的各種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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