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鋒派以及其困境論文

　　本文主要探討歷史、先鋒派以及困境之間的關系。先鋒派的立場是反對歷史傳統的，同時也反對自身的歷史化，從而將時間意識推向極致。這樣的結果使先鋒派毫無新意可言，窮盡了自身的可能性，并且它的這種姿態被交換原則所容納而被市場化導致了自身的困境，但先鋒派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了死亡辯證法，它仍有更新的可能。另一方面，先鋒派沒有逃脫被歷史化的命運，悖論的是，這種歷史性是內在于先鋒派自身的，歷史性因素使得先鋒派的產生成為可能，并且一種歷史敘事是辨別先鋒派作品的有效的方法。

　　【關鍵詞】歷史化 時間意識 藝術世界 歷史定義 歷史敘事

　　我們說到“先鋒派”，一般所指的是活躍于20世紀頭40年的被稱為“歷史先鋒派”的藝術運動，也可以包括活躍于二戰以后被稱為“新先鋒派”的藝術運動。先鋒派的活動跨越六個主要的語言區域，即法、英、德、西、俄、意；它的媒介涵蓋文學、視覺藝術、電影、音樂、表演等。因此可以說先鋒派構成了差不多整個20世紀前葉的“藝術世界”，并且我們現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站在先鋒派的語境中思考藝術，表達藝術的。但“先鋒派”概念本身也存在著混淆，尤其在英美批評界更多的是將先鋒派歸于現代主義這一概念之下。確實，先鋒派正是現代主義的產物，正如卡林內斯庫所說的：“先鋒派實際上從現代傳統中借鑒了它的所有要素，但同時將它們加以擴大、夸張，將它們置于最出人意料的語境中，往往使它們變得幾乎面目全非。”[1](P105)但現代主義明顯要溫和得多，更具一般性，而先鋒派要更加激進，更具破壞力，也更加充滿悖論，并將時間意識推向了極致。比如先鋒派一詞并不經常出現在二戰前英語國家最重要的批評家（如里德、巴爾等人）的文章中，因為他們要躲避先鋒派一詞所帶有的破壞意味，而采用更能為富有的及有教養的中產階級接受的“現代主義”一詞。[2](P126)

　　一、先鋒派的反歷史

　　西方有學者用“leading edge”一詞來形容先鋒派的時間推進意識，此詞意為“翼之前緣”，這正是前進的動力之源，從這一點我們就可以聯系到先鋒派藝術家為何拒絕被歸類，被規范化，因為他們的立場總是臨時性的，一旦確定就急忙拋棄，接著再去探尋新的領域。[3](P4)也正是由于這種時間推進意識導致先鋒派激進地反歷史。

　　第一，它反抗歷史傳統，這尤其可以在達達主義與未來主義的實踐中看到。它們激進地反對任何已被固定為文化的歷史，反對資產階級文化價值觀，把傳統視為是束縛前進的鐐銬，認為必須將之摧毀才能繼續前進。比格爾將這種反抗精確地歷史化，他在《先鋒派理論》一書所講的“歷史先鋒派”所反抗的是被體制化了的資產階級自律性藝術，而希望將藝術重新結合進生活實踐當中。[4](P88)破壞自律性藝術當然是一個重要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先鋒派要把這種美學任務與明確的政治計劃結合在一起，他們試圖破壞建立在資產階級社會基礎之上的藝術家與大眾、藝術與消費者之間的舊有關系并對之進行重新改造，希望重新將藝術與生活實踐結合在一起，通過改變藝術從而也改變這個被工具理性支配的生活世界。當然這仍是啟蒙計劃的一部分。與以往的啟蒙計劃內的藝術運動所不同的是，先鋒派的批判不再簡單地被歸為是對以往特定流派或風格的批判，它的矛頭對準的是藝術本身（即自律藝術）。比格爾在他的書中總結了先鋒派在三個方面攻擊了自律藝術：

　　首先是先鋒派通過在生活實踐中揚棄藝術的原則對自律藝術的“無目的之目的”或“無功能之功能”做出回應，這一原則使原先藝術與生活的區分消解了。其次先鋒派否定個人是藝術作品的創造者這一觀念（當然比格爾認為這種否定并未消除個人的創造性思想）。第三先鋒派也試圖否定個人接受的范疇。[4](P122-125)

　　但比格爾并未明確講到的是先鋒派對審美觀照的懸置。強調審美、獲得審美經驗是自律藝術非常強調的藝術功能，而先鋒派由于在生活實踐中揚棄藝術，所造成的結果不是將作品或事件歸于審美概念之下，而帶給觀眾更多的則是解釋（即哲學對藝術的剝奪）。而這一點恰好與先鋒派對作品概念的否定聯系起來。自律藝術作品是有機的（即整體與部分的統一）、自我圓滿的（往往是自我封閉的）。而先鋒派的作品是非有機的，它將原先構成有機作品的諸種要素分離出來而將之置于出人意外的語境之中而使人產生一種陌生感與驚訝感。先鋒派使用“現成品”，使用“蒙太奇”的手法，強調作品的偶然效果，它們期待著更多的解釋，而解釋將在作品的身份確定中發揮十分突出的作用。

　　先鋒派通過對上述幾個方面的攻擊而顛覆了自律性藝術傳統，因此比格爾認為“先鋒派對自律性的攻擊是以失敗告終的”這一結論是不正確的。

　　第二，先鋒派不但反對歷史及傳統，同時也反對自身的歷史化。一些事件與一些運動只有被歷史化，我們對它的認識才是可能的，正所謂“蓋棺論定”。被歷史化也意味著它進入了文化，成為一個文化的概念，這與藝術概念本身是相矛盾的。因此我們看到先鋒派在很大程度上拒絕被歸類，拒絕重復，拒絕進入學院，拒絕被歷史化，拒絕成為一個文化范疇，命名為“先鋒派”，正是希望自己能始終保持前進的動力，并且摧毀所有束縛前進的阻礙。要講這一點就應該與西方文化中的進步觀聯系起來，先鋒派認為自己代表著先進的方向，它把現在視為是過去的頂點，同時也是為了將來而越來越緊迫的任務。[5]（P117）我覺得正是由于這樣一種時間意識，在二十世紀的頭四十年不斷產生出許多不同的強大的觀念，正是由于這樣的觀念才產生了各種形態各異、接連不斷的藝術運動及事件。我同時也認為正是在此時已經形成了后來阿瑟·丹托所描述的“后歷史階段”，在先鋒派那里，對手段與方法的選擇已不再受限于特定歷史階段的特定風格，對不同的技巧和手段的認識才成為可能，并且可以按需要而自由地運用所有的藝術手段，藝術家可以看情況今天采用現實主義的手法、明天采用立體主義的手法，也可以采用波普藝術的手法。[6]（P47）后現代主義正是大力發展了這一點。

　　正是由于這種拒絕被歷史化，被文化化，以及那種時間推進的意識，使先鋒派采取了一種自殺式的攻擊，一方面他們一山還望一山高（這也是“后歷史”的體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人說先鋒派把房子建在了流沙之上，從來都沒有停止過變化，一幅畫油跡未干就已經過時了，[5]（P117）“每人都能紅三分鐘”也可以在這個意義上來理解，每人也只能紅三分鐘。正如我們剛開始就說過的，先鋒派就是處在“翼之前緣”的那么一種運動，它不斷地開拓新的領域，但同時又與那些它所導致的東西做斗爭。

　　從先鋒派的反傳統與反自身的歷史化這兩點可以看出它在走向一種全面的虛無主義，這同時也深深傷及了先鋒派自身。不承認歷史，也就使先鋒派對“新”的追求與實驗變得沒有意義；由于強調不能被歸類，作品往往是不可讀的，犧牲了藝術的所有交往功能，先鋒派仍有維持高級藝術霸權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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