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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工利益訴求的市民化途徑論文
與他們高度同質的父輩農民工群體相比,存在明顯的代際差異,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
(1)在成長環境和個性特質方面,父輩農民工大多出生在五、六十年代,其青春年華主要在農村度過,文化水平較低。為增加家庭收入,他們選擇在改革開放后進城務工。新生代農民工出生在七、八十年代,他們物質生活比較富足、文化水平較高、思維方式靈活、容易接受新生事物,他們在個性特質、生活方式、行為習慣、文化觀念等各個方面,與市民比較接近;
(2)在工作態度、職業選擇方面,新生代農民工有較高的職業期望:他們除了對自己工作、生活的環境條件有較高的要求外,還特別重視社會地位、權利維護、休閑娛樂等其它因素。與他們父輩以“養家糊口”為務工目的不同,新生代農民工除了“掙錢”,還追求“發展”,希望實現在城市買房定居,最終過上安穩的“市民生活”;
(3)在價值觀念和生活定位方面,與父輩農民工群體堅持“根”在農村的觀念不同,新生代農民工的最終目的,不是要攢錢后“回家養老”,而是想“扎根”城市。他們在生活方式上效仿市民,具有較強的法律意識、維權意識,他們學習新知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和意愿特別強,心態較為開放,具有強烈的改變自身命運的意愿。
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利益訴求作為一個擁有1億多人口的特殊社會群體,新生代農民工是當前和今后相當長時期內中國社會規模最大的流動勞動力。與父輩農民工勞動條件差、勞動報酬低、生活水平艱辛、難以融入城市不同,新生代農民工除了戶籍身份以外,與市民有很大的相似性。他們受教育程度高、物質和精神追求高、職業期望值高、工作耐受能力低。
新生代農民工在市民化進程中,有清晰的利益訴求:
(1)在權益保障方面:新生代農民工經常遇到勞動合同簽訂率低,勞動安全、衛生條件差,缺乏組織保障、工資克扣、拖欠現象屢禁不止等諸多問題。為此,他們渴望其合法權益得到制度上的保障;
(2)在職業發展方面:新生代農民工渴望獲得良好的教育、培訓,充實自己的文化知識、法律知識和勞動技能,并以此為基礎,在城市謀得理想的工作,實現其在城市體面生活,最終扎根城市的目的;(3)在融入城市方面:新生代農民工,成長、生活在現代信息社會,對外面豐富多彩的世界充滿向往。在城市的工作、生活也讓他們親身體驗了城市的繁華。因此,他們渴望通過自身的努力,實現從農民到城市、從農民到市民的根本性轉變,最終在城市“扎根”,過上安穩、舒適的生活。
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困境分析
完成市民化轉變,是多數新生代農民工的共同愿望和奮斗目標。但在現實中,無論是制度層面還非制度層面,都存在諸多的困境和障礙:
(一)制約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困境首先是土地制度的影響:
(1)不健全的土地產權制度。我國土地所有權歸集體,村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權和收益權。農民即使獲得了較長期限的承包經營權,對土地被集體再次分配的擔憂始終存在,他們對土地的生產、經營就會缺乏長期規劃,從而影響土地資源利用的高效化、規模化、市場化,進而影響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2)不完善的土地流轉制度。一方面,土地產權歸集體,農民能轉讓的僅僅是土地的承包經營權,而不是所有權,也就難以從土地流轉中獲得較高收益;另一方面,土地流轉市場不成熟,致使土地流轉交易費用過高、交易程序復雜,也是影響土地流轉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因素;
(3)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在城市社會保障無法覆蓋農民群體的情況下,土地成為最后的保障。對于缺乏其它社會保障的農民來說,他們十分珍惜手中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而在退出農村、融入城市的過程中,猶豫不決。
其次是戶籍制度的影響,長期、嚴格的城鄉戶籍嚴格區別的二元格局,以及由此衍生的二元就業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戶籍保障制度等,逐漸成為制約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重要障礙:
(1)嚴格的二元戶籍制度,人為地將城鄉人口分割成為兩個極不平等,又很難逾越的社會階層:農民無法享受城市的各種社會保障,難以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就業機會,其子女也難以獲得同樣的入學機會,這些待遇上的差別,成為影響農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2)二元戶籍制度在限制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同時,也造就了巨大的城鄉差距,加劇了勞動力結構性失業,從而限制了經濟和社會的均衡、持續發展,影響了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
再次,從社會保障制度的影響來看,新生代農民工渴望融入城市生活,而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卻沒有為他們提供合適的空間,他們強烈的市民化意愿也因社會保障的缺失而受到極大的影響:
(1)在城鄉二元格局下,城市居民享有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包括最低生活保障、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而農村居民基本上只有土地保障,如果移居城市,不僅難以獲得市民的保障待遇,連自身僅有的“土地”保障也將喪失;
(2)從就業情況來看,進城農民工多在建筑、餐飲、娛樂行業的中小企業、個體工商戶供職,這些企業(個體戶)為追求高額利潤,大多不愿意為“臨時”民工繳納各種保險、保障費用,以節約成本,農民工即使工作一輩子,最后定居城市,也難以獲得完善的社會保障安度晚年;
(3)農民工群體整體文化素質較低,決定了他們的法律意識、社會保障意識相對淡薄,他們在外出務工時,很少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加之重視眼前利益,缺乏長遠意識,他們對參與社會保險持漠視(甚至排斥)態度,這也影響了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影響了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
(二)制約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非制度因素首先是外部觀念因素的影響。
長期以來,受城鄉二元格局的影響,無論政府、市民、用人單位,對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的認識都還處于表層狀態:
(1)政府層面,受地方保護思想的影響,城市政府在制定、出臺相關政策時,傾向于優先考慮本地區居民(市民)的利益,認為農民工是“外來的臨時工”,而在權益分配上持排斥態度;
(2)市民層面,長期的二元格局,培養了城市居民在教育、醫療、就業、住房、養老等各方面的優越感,對“外來民工”持歧視、排斥態度,甚至認為外來農民工是城市“臟、亂、差”和“高犯罪率、高失業率”的根源;
(3)用人單位層面,民工“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臟”,城鄉勞工“同工不同酬”,聘用民工不需要承擔巨額的福利支出,可以達到節約成本、提高效益的目的;其次是內部素質因素的影響。農民工要想完成“市民化”的根本性轉變,必須具備在城市立足的基本條件,即具備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文化知識和勞動技能。
然而,盡管與父輩農民工群體相比,新生代農民素質有較大提升,但與“市民化”的素質要求還有差距:他們整體受教育水平、文化素質偏低;勞動技術含量低、就業競爭力和就業空間有限,這些都影響了他們的市民化進程。尤其在心理、觀念層面,他們渴望融入城市,可261在城市遭遇到“二等公民”的待遇,使他們產生自卑情緒和失落感,進而對城市失去歸屬感和責任感,甚至產生“反市民化”、“反城市化”傾向。
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對策與出路
一要以法律的形式,強制要求雇主為雇員辦理工商保險，二是建立農民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其獲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待遇。或者建立“公共勞動”制度,接納進城后暫時失業的農民工就業,以維持其基本的生活支出;三是建立、健全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
但是,面向農民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應針對農民工流動性強的特征來設計,而且要符合企業和農民的經濟承受能力,逐漸完成從自愿投保向強制投保的過渡。
非制度層面促進農民工市民化的對策首先,要加大人力資本投入,提升農民工市民化的能力。農民工市民化是一種能力,這種能力的培養和形成,離不開人力資本的投資,而人力資本的投資,需要較長的周期、較多的資金投入。
從提升農民工市民化能力的角度考慮,加大人力資本投入,應重點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1)構建多元化的教育培訓體系,形成政府、行業、企業、公民個人的多渠道、多層次、多形式的教育培訓體系;
(2)構建多元化、剛性的資金供給機制。教育、培訓離不開資金投入,農民工在自身生存壓力很大的情況下,很難有足夠的能力獨立承擔職業培訓的全部費用,客觀上要求構建包括政府、企業、社會、個人在內的多元化、剛性的資金供給機制;
(3)整合教育培訓資源,規范培訓市場秩序。主要是針對培訓機構“散、亂、小”的特征,整合各類教育、培訓資源,開展面向新生代農民工的引導性、城市適應性教育,并加強對教育培訓市場的監管,以規范教育、培訓的市場秩序。其次,要加強宣傳引導,提高對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的認識。作為用人單位,要樹立全局意識、長遠意識,在考慮企業自身經濟利益的同時,不能忽視、侵害農民工利益,要嚴格按法律、政策的規定,平等對待農民工。
此外,還要通過宣傳、教育,強化對農民工自強意識、法律意識、維權意識、市民意識、社會參與意識的培養。總之,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需要各個方面給予更多的支持、更高的熱情,使他們安全、安心、幸福地生活在城市,與市民融為一體,共同參與城市建設,推動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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