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倫理與現代企業理財

關于以德治國、法治與德治并舉的思想,對于理財學的研究與實踐很有指導意義。實際上,理財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理財作為一種特殊工作,理應有其獨立的理財道德體系,盡管這個理財道德體系很少受到理論界的關注。社會學的研究已經證實,中國人的社會交往比較崇尚“合情、合理、合法”。具體到企業理財實踐中,也傾向于將情理法三者綜合起來考慮,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理財”。這種特色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理財的契約往往是一種“君子協定”,其主要功能在于界定財務關系和人際關系的具體內容,起到關系備忘錄的作用;第二,理財契約的使用受到人際關系的影響;第三,只有理財契約是作用不大的,情與理的考慮必須整合進理財契約的執行過程之中。中國企業的理財,“關系”與法制并存、依法理財與以德理財結合的觀點,能夠得到更多的材料和案例支持,較符合實際情況。本文的研究,旨在論證儒家的“德”與“關系”對于現代企業理財的適應性,以喚起人們對以德理財的熱情,力避當今企業理財“失德”的時弊。

一、企業理財行為的理性化與非理性化

現代理財學的研究與實踐中問題頗多,最為顯著的大概就是過分強調“工具理性”。基本框架是:在既定的理財目標(利潤最大化或企業價值最大化等)下,在充滿競爭氣味的制勝處境和弱肉強食的“賽場”上,在所謂“科學”的框架內,尋求和提供達到目標的最佳技術手段,如決策技術、預算技術、控制技術等。由于工具理性發達,企業理財的能力增強,理財效率提高,社會物質生活顯著改善。然而也正是因為工具理性的威力所向披靡,無所不至,以致人類的一些基本價值在現代企業理財中倍受蹂躪,特別是傳統上賴以凝聚社會的力量在企業理財中分崩離析,企業與其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財務信用關系惡化,人與人之間的隔閡日益加深。

在社會學領域,哈貝瑪斯(Ｊｕ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等學者曾力批工具理性,并提出用“溝通理性”來彌補其不足,使現代人由單方考慮的成功導向轉到雙方協調的溝通導向,在現實世界重新建立飽受工具理性摧殘的團結基礎。按照哈貝瑪斯的分析,在蘊藏工具理性的“體制”壯大并取得支配地位之前,人在現實世界的行動由“共識”來協調,此“共識”一方面通過溝通而達致,另一方面則由規范所制約。由此可見,現實世界的秩序不能撇開規范道德而單靠溝通理性來解決。這正是儒家倫理思想在現代社會可以發揮所長之處。孔子創教立說,無非是針對當時社會工具理性橫肆、動亂頻繁的情況,在規范共識的基礎上,提出一套建立社會秩序的學說,也就是日后所指的儒家倫理思想。所謂“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豈不正是抵御工具理性泛濫的價值源泉?人們關注儒家倫理價值觀的現代意義,實際上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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