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田畝制度

《天朝田畝制度》 - 簡介

天朝田畝制度圖冊

農業社會主義的空想——《天朝田畝制度》

中國歷來是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大國，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農民的土地問題是個重要問題。這個問題解決得如何，關系歷代政權的興亡治亂和社會經濟的繁榮衰替。唐代均田，故有貞觀、開元之治;明初裁抑豪強地主，因而國富民殷。反之，如土地集中于巨富官紳，農民失所流離，則生產力遭到破壞，莫不釀成大規模農民起義。在封建社會中，農民是主要的生產者，土地是他們進行生產的命脈。農民要求獲得土地，以平均地產為核心的平均主義思想，是他們階級意識形態的主要反映。宋代鐘相等人提出“等貴賤、均貧富”;明代李自成以“均田免糧”號召農民起義;降至清咸豐初，洪秀全頒布《天朝田畝制度》，將農民平均主義思想制度化，從而發展到了最高峰。平均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想，有著它的演變過程、不同的歷史作用和利弊。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時期，它是落后的、倒退的和反動的。但是，在反對封建地主所有制，打破封建大地產對農民的桎梏中，它不僅是一面鮮明的旗幟，而且是進步的和革命的，因為它起著推動生產力發展，解放生產力的歷史作用。此制度是太平天國的一個基本制度，保障了人民的權利。

《天朝田畝制度》 - 歷史背景

《天朝田畝制度》產生的經濟背景

《天朝田畝制度》是歷史的產物。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對立物。清朝中葉，土地已高度集中，過去王瑛已有專文論證(王瑛：《太平天國前夕的土地問題》，見

《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第三卷，第一期。)，本文只補充一些地方的材料。關于清代田賦之重且不均，本文則列證論述，而清朝官吏在糧賦上之浮收勒折，剝削小戶農民，更加劇了土地問題的矛盾，這是應該著重揭露的。如果對這些方面有較深切了解，《天朝田畝制度》的性質和意義便易于理解，故在本篇中概加敘述。

1.清代土地兼并之烈與地租剝削之重

土地兼并，歷代皆然，這是封建地主的本性。不過，清朝從開國之始，八旗貴族就大肆圈占民田，漢族的顯官豪紳，也憑藉財勢，廣置田產。其結果就是土地高度集中，廣大農民淪為佃戶，“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無田者什九。”(丘家穗：《丁役議》，見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例如江、淮之間各州縣，農民耕種之家居十之五，衣食鹽漕與工商各業者，居十之四，另外十分之一的地主階級，“則坐擁一縣之田，役農夫，盡地利，而安然衣食租稅者也”。(盛楓：《江北均丁說》，同注(丘家穗：《丁役議》，見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其他各省州縣，情形也大致相同。清室貴族占田數額是很驚人的。乾隆時，大學士和珅田產多達八千頃。道光時，英和因罪田產沒官，計有五七二頃余，琦善亦有二五六頃之多。漢族大地主所置田產亦不稍遜。如康熙時，刑部尚書徐乾學，田產跨蘇、松兩府之地，僅在無錫一縣就買田“萬頃”。詹事府的少詹事高士奇，家在浙江平湖，“置田千頃”。(王先謙：《東華錄》康熙朝卷四十四，第二三頁。)到太平天國革命之際，徐乾學的后裔徐佩瑗，在江蘇長州縣還擁有千畝以上田產。與他同縣的汪□，有田產三千余畝。吳江縣廬墟的柳光薰，業田在四、五千畝之間。而與他同縣的沈懋德，富甲一方，“有田萬余畝”。((光緒)《吳江縣續志》卷十九，第五頁。)常熟縣的龐鐘璐等四大家，也是邑中豪富。在湖廣糧產區，環洞庭湖各縣，膏腴沃壤，也是多為官宦紳衿所占。湘南雖是沖田坡地，卻也集中到大戶名下。如桂陽州鄧氏，“兄弟田數百頃，以富雄一方，至用擔石程田契，乘馬不牧，游食田野數十里，不犯人禾”。((同治)《桂陽直隸州志》卷二十，第二五頁。)又如衡陽，有劉重偉兄弟，因經營山場木材業致富，“至嘉慶時，子孫田至萬畝”。((同治)《衡陽縣志》卷十一，第五頁。)太平天國起義的廣西潯州府所屬各縣，地主占田之多，不亞于他處。如平南縣的張姓、滿姓財主，財富相埒，民諺有“江北張其耀，江南滿國球”之稱。桂平縣也是“田多為富室所有，荷鋤扶耜之倫，大半為富人之佃。”(吳鋌：《因時論十·田制》，見《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五。)如金田村迤南至江口圩，一片平疇，土田肥美。這里石頭腳村的陳家大地主，高堂華屋，富夸一方，還有新墟，莫村等處的凌姓、羅姓等家，他們共占去了當地十分之八的田地。總的來看，各省各州縣土地集中的比重，雖各不相同，但“豪強兼并，一人而兼數十人之產，一家而兼數十家之產”，則是普遍現象。((民國)《桂平縣志》卷二十九，第二頁，“食貨”中。)其結果就是，“田歸富戶，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光緒)《廬江縣志》卷二，第五頁。)，階級矛盾愈來愈尖銳化。

土地高度集中，使絕大多數農民變成受地主直接剝削的佃戶，他們所負擔的地租，越來越重。清初，蘇南地區“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過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一石二三斗，少者亦八九斗”。(顧炎武：《日知錄》卷十，“蘇松二府田賦之重”。)到了道、咸年間，蘇南租額“少者亦得一石出頭，而重者竟有一石五斗之額”(陶煦：《陶氏五宴集》“重租論”。)，其中吳江最為突出，雖“下下田”，亦收一石有余之租。有民間詩歌描寫道：“催租急于石壕吏，傾瓶倒筐向何藏，坐使農家注空釜，累累看汝堆倉箱。”((民國)《南潯志》卷二十九，第二二頁，“折股怨”。)如此超經濟榨取，生產力怎能不遭到破壞。在這樣的重租剝削下，農民“雖農具盡而質田器，田器盡而賣黃犢，物用皆盡而鬻子女，亦必如其欲而后已”。(《周莊鎮志》卷四，第二——三頁。)如此煎逼追比猶不為足，狡黠的田主，更有責償其租于佃農之伯叔兄弟，亦有控告佃農“抗租”，買通胥吏，逮捕系獄，以至三冬歲末，為“欠租”而襤褸就逮，身陷囹圄者，“以一縣計，奚止數千百人”。(《周莊鎮志》卷四，第二——三頁。)真是人都說江南好，豈知江南乃地主之天堂，農民的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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