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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傳播研究的國際發表與中國問題
作者：賈鶴鵬張志安
新聞大學 2015年08期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一、文獻綜述及研究問題
近年來，中國內地學者在發表國際新聞傳播學期刊論文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然而，迄今為止，國內外尚無發表任何專門針對中國新聞傳播學科國際發表的系統研究，也沒有探討國際發表與研究中國問題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這很不利于探討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國際化問題。針對這種情況，本文以文獻計量及內容分析為手段，分析中國內地學者在社會科學索引(SSCI)數據庫所收錄的國際新聞傳播學期刊發文情況及中國內地國際發表與該學科的本土學術發展之間的關系。
中國學者在利用文獻計量手段考察我國國內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這些研究大致分成三方面，一是以文獻計量手段展現新聞傳播學科發展總體狀況和出現的一些問題，第二方面是展示本領域高引作者、領先機構和研究趨勢，第三是側重分析一些體現新聞傳播學科客觀質量的專業計量指標，如新聞學與傳播學期刊同被引情況①(李武，劉宇，2012；陳燕，王召兵，2012)和新聞學與傳播學期刊的H指數②等(蔣偉偉，2009)。本文的文獻梳理重點探討中國新聞傳播學者在前兩個方面的表現。
研究發現，新聞傳播學科雖然取得了很大進步，就發文數而言居中國28個人文社會學科的第12位，居于中間靠前位置(張忠民，張國良，2008)，但國際發表量很低，在各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中，發文量僅位于體育學、宗教學和建筑學之前(何小清，2008)。而且，本學科作者論文合作率很低，中國社會科學索引(CSSCI)數據庫2005-2006年收錄的新聞傳播學論文中，合著數量只占18.52%(段京肅，2009)；核心期刊之間自引率很低，只有6.46%，說明核心期刊尚未發揮對整個學科的引領作用(黃松祥，2011)；新聞傳播學科的核心作者被其他學科引用的比例很低，對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貢獻有待提高(肖燕雄，彭凌燕，2010)。
學者也利用文獻計量手段研究了新聞傳播學科的高引作者、領先機構和研究趨勢，例如，段京肅(2009)利用CSSCI數據庫，考察了2005-2006年間新聞學與傳播學發文最多和被引用最多的前54位學者，也列舉了發文和被引文最多的學術機構。徐劍(2005)利用CSSCI的發文數和被引數，考察了當前中國新聞與傳播學研究的核心作者群。這一50人的作者群主要分布在北京(34位)，老牌新聞傳播院校在核心作者群的擁有數量方面占絕對優勢。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徐劍(2009)又進一步研究了中國新聞傳播學的高被引論文。劉自雄等人(2013)則考察了CSSCI收錄的新聞傳播學期刊2012年所發論文最新的研究熱點和趨勢。
目前尚無利用SSCI數據庫專門研究中國新聞傳播學國際發表情況的文獻。上述的何小清(2008)是中文文獻中唯一提及中國學者在SSCI數據庫收錄的新聞傳播學期刊上發表論文的研究。在英文文獻中，蘇鑰機(So，2010)對亞洲傳播學在全球傳播學研究中受關注度和貢獻度不斷提升的論文中雖然涉及了中國內地作者，但并未專門分析中國內地情況，而且其利用SSCI數據庫統計中國作者的方法也有錯誤，這一點我們將在數據與方法部分討論�？讘c勤(Kineta Hung)等描述了中國學者在廣告學國際期刊中的發文情況，包括數量的快速增長和質量的提高，以及學科規范的欠缺(Hung，Tse，Cheng，2012)，但這一研究無法體現中國新聞傳播學國際發表的總體情況。
綜合上述研究結論，我們認為，目前缺乏對中國學者國際新聞傳播學發文總體表現的研究。我們也不清楚中國學者的國際發表與國內新聞傳播學科發展的關系。
為了掌握上述情況，初步探討國際發表與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發展之間的實證聯系，我們在研究中國內地學者在國際SSCI新聞傳播學期刊上發文的總體狀況的基礎上，形成了下述三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1：中國內地學者在國際新聞傳播學期刊上發文是以獨立研究為主，還是以國際合作為主？國際合作的主導者為內地學者還是海外作者(體現為第一作者分配)？
研究問題2：中國內地學者在國際新聞傳播學期刊上發文的研究領域分布是否與國內學術期刊的熱點研究領域具有一致性？
研究問題3：中國內地學者在國際新聞傳播學期刊發文的影響力如何？中國新聞傳播研究的議題是否得到國際同行的引用？
當然，基于文獻計量證據，只能說是對上述問題做出初步回答。我們需要更多研究，從內容、理論、學術習慣以及體制因素等方面對相關議題進入更加廣泛和深入的探討。
二、研究方法和數據
本文主要依靠湯森路透公司的SSCI數據庫進行文獻計量學研究。2012年，該數據庫收錄了72份傳播學期刊。由于新聞傳播學高度的跨學科性，不同學者在研究中，都會截取SSCI數據庫中的部分期刊進行分析，例如，蘇鑰機對亞洲傳播學的研究，選用了SSCI數據庫中的23份期刊。但蘇鑰機在利用SSCI數據庫時，似乎并未考慮到香港作者是被歸屬于中國作者之列但又可以單獨索引這種情況，這可能導致其并列香港作者與中國(內地)作者時數據并不準確，雖然這并不影響其有關亞洲傳播學研究的總體結論。
對于考察中國內地新聞傳播學學科發展而言，利用SSCI數據庫的另一大挑戰是大量與語言傳播類相關的論文，是由內地高校英語系教師發表。為此，我們經過人工排查，在確定其絕大多數中國內地作者為高校英語系教師后，排除了多個語言傳播類刊物，因為這類期刊將無法滿足我們考察中國內地新聞傳播學學科發展的目的。經過篩選，我們選擇了發表過來自中國內地論文的31份非語言、修辭類傳播學期刊。到2013年底，它們共刊登了160篇其作者中至少包括一名中國內地作者的論文(含書評、評論)。
在此基礎上，本研究將主要利用Web of Science提供的分析、過濾功能，并結合人工排序，從而獲得具體數據及其組合來回答我們的研究問題。此外，我們也把歸類結果與本文文獻綜述部分提到的一些研究結果進行定性而非定量的對比分析。
三、研究結果
1.中國內地學者國際新聞傳播學發文概況
我們首先了解一下中國內地學者在國際新聞傳播學期刊上發文的總體進展。表1按累計發表量降冪排序，列舉了發表過中國內地學者論文的31份SSCI新聞傳播學期刊。
從圖1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內地作者2008年后在國際新聞傳播學刊物上論文發表量開始顯著增加，達到了兩位數。很明顯，《中華傳播學刊》在2008年的創辦是中國內地作者國際發表量快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中國新聞傳播學的國際發文數量仍然有限。即便以《中華傳播學刊》為例，中國內地學者的37篇論文發表量，只占該刊同期所發表的217篇論文的17%。
2.中國學者國際新聞傳播學論文國際合著情況
從這部分開始，我們將回答我們的研究問題，以此來探討中國內地新聞傳播學者國際發文與對中國議題研究之間的關系。
我們的第一個研究問題為中國內地學者在國際新聞傳播學期刊上發文的國內外合作情況。從表二我們可以看到，在由中國內地作者發表的160篇論文，大部分都有國際合著者。經由國際合作的論文比中國內地學者獨立生產的論文，其引用率明顯更高。
那么，在國際合作中，是內地學者為主導(擔任第一作者)，還是海外學者為主呢？我們以中國內地發表國際新聞傳播學論文前10位的機構進行說明。
圖1 內地新聞傳播專業作者2002年以來在國際新聞傳播學刊物上論文發表情況
根據表三，我們看到，國際發表排在前10位的內地高校所發的國際論文大多數為與海外合作生產(含兼有國外教職的特聘教授、講座教授發表的論文)。國內機構與海外機構合作的國際發文量與該機構的總國際發文量呈高度正相關(Pearson相關系數R=0.883，P＜0.001)。其次，我們可以看到，就總體而言，國內作者在第一作者中比例較少，說明了在國際合作中，中國內地學者仍然不占優勢。國內學者的這種相對弱勢是否會影響到這些國際發表論文的選題和領域分布呢？
3.中國國際新聞傳播學論文的研究領域及與國內的對比
這一節，我們將對中國學者國際新聞傳播學論文的內容進行簡要分析，以回答我們的第二個研究問題：中國內地學者在國際新聞傳播學期刊上發文的研究或選題領域是否與國內學術期刊的熱點研究領域選題具有一致性或可比性？
前引的劉自雄等人(2013)的研究，將CSSCI收錄的9種新聞傳播學期刊(含拓展版)2012年所發論文分成了中外新聞傳播史、新聞理論、新聞業務、媒體經營管理與傳媒產業、傳播學、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輿論學、廣播電視、互聯網、新媒體、微博、廣告學、新聞傳播教育及其他共14個研究領域，雖然這不是嚴格的學術分類，但出于比較的目的，本文將采用修訂后的這一分類標準。
我們的修訂主要是將原來的“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條目變為“中國國家形象與國際傳播”以體現學界研究熱點并避免國際傳播概念過寬造成的混淆。此外，我們將互聯網與新媒體合并但仍然將微博單列以體現研究熱點，將劉自雄等人分類的“廣告學”變為“廣告學與公共關系”以進一步將對商業化傳播活動的研究與其他傳播學研究區分開。
在調整分類的基礎上，我們界定新聞理論為研究狹義的新聞生產活動和狹義的媒體活動規律，如新聞理論、新聞編輯、調查性報道、新聞現狀、傳媒與法制、新聞改革、新聞職業規范與倫理、新聞與社會等，以此來區分邊界不斷擴張的傳播學。對于傳播學，我們的界定是狹義的研究傳播效果(專門研究廣告和公共關系除外)和傳播要素，以及研究、應用和檢測各種廣為接受的傳播學理論的研究。此外需要界定的是輿論學，除了針對公眾輿論的調查與研究外，我們也把研究政府如何管制、控制輿論以及媒體和公眾對此的應對列入輿論學的范疇。
在明晰了上述分類后，我們對本文研究的160篇樣本論文進行編碼，所有論文，包括書評都進行編碼。每篇論文只編碼一次，在一篇論文同時涉及到兩個主題時，我們根據其研究問題的側重點進行編碼。
圖2 2012年中國CSSCI新聞傳播學論文研究領域分布圖
表四給出了據上述原則編碼后，中國學者國際發表的新聞傳播學論文各個研究領域的論文數量、所占比例、以及每一研究領域論文的篇均引用數。圖2則復制了劉自雄等人研究對2012年中國國內新聞傳播學論文的研究領域分類。
從表四和圖2的對比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國內研究領域占比最高的新聞業務，在中國內地學者發表的國際論文中占比為零。傳播學研究在中國學者的國際發文中所占的比例要遠高于國內新聞傳播學期刊中所占比例，高達所有論文的34%。
另一個明顯的對比是廣告學與公共關系等商業傳播研究在中國學者的國際發文中要高于其在國內新聞傳播學期刊中所發比例。而相比國內期刊大量涌現的微博研究的火熱場面，中國內地作者到2013年年底為止只在SSCI國際新聞傳播期刊上發表了一篇微博研究。
總結上面的結果，我們可以認為，中國學者發表的SSCI新聞傳播學論文與國內的熱點研究領域有很大差異，這從一個側面表明，中國新聞傳播學的國際論文與中國熱點問題的研究之間相關性還不高。當然，由于我們微調了劉自雄等人文章的研究領域分類，而且劉文的數據是基于2012年一年，而我們的研究涵蓋了過去多年的國際發表，加上對論文進行研究領域的編碼具有相當大的主觀性，所以上面的對照結果只能供我們對兩者的區別進行總體性把握與參考。
4.中國國際新聞傳播學論文的影響力與中國話語
我們的第三個研究問題希望了解中國內地學者的國際新聞傳播論文的影響力、知識貢獻及其與中國議題之間的關系。截止到2014年1月3日，中國內地作者發表的160篇論文一共為264篇收錄進Web of Science的其他文獻所引用。引用中國內地作者的國際新聞傳播論文最多的為美國作者撰寫的論文，有133篇之多。在這133篇論文中，高引論文主要分布在廣告、消費者研究和人機互動這些領域，從姓名推斷，這些論文的作者很少包括華人(而中國內地作者國際發表論文的合著者大部分為華人)。從這個現象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國際新聞傳播學論文中，那些探索跨文化、跨制度的人類一般行為的研究，尤其是與市場和消費者行為以及互聯網使用習慣相關的研究，得到了國際上更為廣泛的引用，中國作者的研究也因為這些引用文章被更多其他文章所引用而構成了人類知識進步的組成部分。
另一方面，那些揭示中國特定國情的論文，包括特定的經濟與社會變遷中的權力、體制與媒體互動的文章，被引用得很少，且引用它們的文章，一般來說也沒有成為被進一步引用的高引論文。這種情況說明，至少到目前為止，特定的中國問題沒有成為國際新聞傳播學界的熱點或重要問題，也沒有通過文獻的間接被引方式形成對國際知識生產的顯著貢獻。
四、結論與討論
我們的研究第一次以文獻計量證據揭示了中國新聞傳播學的國際論文發表與本土研究及中國問題之間的關系。如何理解本文所揭示出的新聞傳播學科國內外差別呢？
首先，部分差別毫無疑問是由客觀情況造成的。例如，由于大多數國內新聞傳播學者沒有條件參與國際論文生產，也可能是由于以意識形態自我設限而疏于國際對話(陳韜文，2008)，所以相對而言，這些國際論文反映國內關心問題的幾率就更低。
其次，對于國際傳播學而言，理論發展往往至關重要(Chaffee，1996)，國際知名傳播學期刊在選文時，往往也以理論貢獻為最主要的衡量標準(Neuman et al.2008；林敏芳，2009)，而中國學者往往不擅長理論或從理論推導傳播研究問題(李喜根，2009)。這就導致了發表新聞傳播學國際論文的國內學者，主要是適應國際學術界理論偏好的人，尤其是受過海外學術訓練的學者，而這部分學者中的很多人可能對國內探討的熱點話題并不熟悉。
再次，中國問題的特殊性也導致了國內學者發表的國際論文與國內新聞傳播學主流研究存在一定的脫節。比如，中國對媒體管制的體制特點限制了部分西方媒體理論的應用；中國缺乏公共數據妨礙了實證研究的開展。另一方面，如吳赟(2009，28)所言，“歐美傳播學研究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傳播學理論的建構基于西方傳播現象之上，具有較為濃厚的西方色彩”，對于西方以外國家未必具有普適性。
最后，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的研究缺乏足夠的學術規范，也不利于我們知識的積累從而形成開展國際對話的條件。例如，中國新聞傳播學科論文篇均引文數很低，引用其他學科的文獻很少(任亞肅，段京肅，2007)。積累少、不重視別人的工作除了浪費研究資源外，也不利于觀察傳播現象的各種范式并形成理論。
但上述問題的存在不應該成為我們拒絕新聞傳播學科國際發表以及該學科進一步國際化的理由。中國新聞傳播學科不斷提升國際化程度也已經成為必然趨勢(金兼斌，2008)。借助國際新聞傳播學術的規范化，特別是知識積累方面的規范程序，我們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中國的問題及其規律。毫無疑問，中國巨大的社會變遷、獨特的制度與文化傳統，可能為世界新聞傳播學科的發展貢獻自己的理論，而這些理論通過國際學者的豐富后，又可以進一步用來理解和預測我們自己的問題。
①指兩份或兩份以上期刊中論文在特定時間段內，被其他一份或多份期刊同時引用的情況，這是衡量學科凝聚度的文獻計量指標。
②H指數指某位學者或某個期刊有H篇論文至少被引用了H次，它是計算學術影響力的主要指標，主要用于衡量高引用論文。
③傳媒大學論文包括其前身北京廣播學院作者生產，傳媒大學國際合作論文均由同時具有國際兼職的該校作者以獨著形式發表，所以嚴格來說不算國際合作。
作者介紹：賈鶴鵬，康奈爾大學傳播學系博士生，紐約州 伊薩卡 14850；張志安，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廣東 廣州 5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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