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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鳳之引文
阿鳳之引文---惡作者：劉棲泠
有關“惡”的問題，或者說是“善”，“惡”的問題，從先秦時期就一直在思辨，論辯。先秦時期的代表人物是孟子，荀子，當然，韓非子的論點也非常者的重視。他們由于對人性本能和道德的關系評價不同，形成了關于“善”，“惡”的不同觀點。
孟子的性善論對于善惡行為的解釋是，人的本性自然流露為善，不善在于本有良心的喪失；人的素質充分發揮為善，不善在于不能充分發揮；人先天固有“仁義禮智”四德為善，不善在于沒有體驗到他們的存在。與此相應，“有性善，有性不善”屬于第一種情況。“性可以善可以為不善”歸入第二種情況：“性無善無不善”則是第三種情況。孟子的性善論是儒家道德理想主義的典型代表。這種道德理想主義的本質特點，就是以人性本善為理論出發點，而將重心放在主體自覺地道德完善的實踐中。盡管后來儒家的人性善惡說有不小的變化，然其基本的理論方向是孟子所開創。
荀子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論，提出了“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的性惡論。首先，性惡是價值否定和事實肯定的矛盾綜合判斷。從價值的否定來說，人為了生存需要的一切活動，都是“性”之所本有，“人生而好利”為了需要的錐切，矛盾爭斗產生是必然的。順從人的本性發展就不然是惡。所以荀子從道德上給予了否定的評價。然而，由于人之追求出于“自然”是不可抑制的必然過程，就其必然性說，這種惡的人性又是合理的，但它卻不符合禮義道德法度。因而，以“自然”人性為惡，仍是據于后天的禮義道德法度，即以后天的道德原則規范為標準去判斷和評價先天本性的善惡，所謂先天性惡，其實是先天只有“性”后天才有“惡”。
其次，與對先天本性的價值否定和事實否定的矛盾綜合體。“今人之性，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之饑，見長而不敢先食，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平父，弟之讓平兄；子之代平父，弟之代平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性情，則不辭讓矣。”禮義是“反性悖情”的既然它悖逆人之性情，限制了人的發展追求，這對人為感性的事實生命存在無疑是直接的否定。但對于原有的社會體系的制度維系來說，卻又是必需的手段，個體的發展欲必然性的轉化為社會道德體系抑制這種欲望追求的必然性。
韓非在吸收法家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人性“自為”的學說。韓非的出發點是荀子的性惡論，繼承了荀子以利欲為人之本有的觀點。他說：“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部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物之欲求實為人之生存的第一需要，它是人們思考問題并指導行為的最初出發點。“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作為人之常情也就無可厚非。或善或惡，是善是惡的道德評價于此并無必然的聯系。韓非實際是把道德責任與對利欲的追求分割開來；利益是決定人們行為的根本動機。
韓非宣揚了人的私利的合理性并要求利用這種私利以誘人們為社會，社會發展而效力。韓非不承認善惡判斷的意義和道德標準，而以為“治道”就在于因順情而立賞罰，賞民之所好，罰民之所惡，人情與制度的精神達成一致。相反“上古”的道德早已讓位于后世的智謀和詭道。在社會急劇變革的時代去守著傳統道德去判定善惡，只能是迂腐不可及的。
在此之后的漫長歲月里，楊雄，董仲舒，王充，張載，二程，朱熹，陸九淵，王守仁，王夫之等都對人的自然本性——欲，和所謂理——社會道德構架的關系提出過各自具有時代性的論辯，而存理于欲觀在清中葉戴震對“理欲之辨”的總結批評中達到了高潮，戴震認為情欲是人的本性，是人的生命活動的基本內容，情欲的適當便是理，便是善，道德的自律應以情欲的適當滿足為前提，“以我之情挈人之情，而無不得其平。”將推己及人的儒家道德平等精神建立在了從個體需要的滿足推廣到群體需要的滿足的利益平等的基礎上。
戴震認為，不存在孤立高懸的脫離于人欲——所為惡的至上天理，理學家以價值信念代替道德規范，“存天理，滅人欲”用空洞過時的“天理”反對人之欲望，否定作為社會活動的基礎——所謂“惡”的生命價值趨向，實際上是“以理殺人”，這比酷吏的“以法殺人”更加殘酷，對“以理殺人”的揭露和批判，等于宣告了“存理滅欲”的傳統，正統的社會道德，價值觀念已成為了社會發展的桎梏，它應該是在人性經歷長期壓制之后的蒙醒狀態下的終結。
先哲們的論點很多，幾千年的歷程留下了許多有關“善惡”的認識和思考。他們始終圍繞著人性和社會道德的關系問題上作了很多思辨和闡述。如果細細思之，將會在他們的論著和言語中發現，這些論點都在與社會的發展進步，時代的變遷發生著密切的聯系，這種聯系是不可避免的，而歷史事實證明社會倫理道德再穩定，再堅固。在人類歷史發展的總動力面前，只能退至其附庸的地位上去。發展的趨勢和動力總是在不斷的改變著，潛移默化著和重新塑造著已往的傳統社會道德，和新的社會道德規范，緩解著它們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使社會道德整個體系與發展的趨向保持一致，為發展的順利進行服務。但這些在一開始往往就是架構在發展與道德二者激烈尖銳的矛盾之上而進行的。但最終卻將是發展以及發展的趨勢占據了絕對的支配地位。
實際上“惡”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上成為了一種動力的表現形式。每一種新的事物的產生必然標志著對一種舊的形式的毀滅。每一次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又某一“神圣”事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逐漸衰之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地叛逆，和反抗。同時，人的惡劣的情——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在一個制度走向另一個制度的過程中顯示了持續不斷的證明。歷史的發展，社會的進步要經受種種苦難，即是要經受“惡”的折磨，這是歷史進步過程中不可避免的。
人自身的發展，與大歷史的發展同趨向時如果達到預期目的。這個實現在開始時要靠犧牲多個人，甚至整個階級為代價的。人類歷史的發展道路，其實是一種帶有生物存在邏輯的過程，是一種“適應”過程。它充滿著殘酷的血腥的競爭。
“惡”的法則，手段，是個體生存的目的，人不能失去這個目的，也不能失去競爭能力。這種能力的顯現則導致了進一步的“惡”的發展，虛幻目的構成。此時道德，傳統被擠到了意識的邊緣。以保障“成就”的產生和手段存在的理由。不管是從人類的總體歷史發展上說，還是從個體的生存狀態上說，發展都呈現一種無意識秩序，都是一種無意識結果。
發展是整體規則秩序和個人的意識參與社會實踐的附屬結果。而不是某種價值指向和公共意志引導的結果，更不是所謂“計劃”的結果。社會乃至自然從來沒有一種主導力量在引導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發展本質上是為“生存需要”而進行的，人認識的總傾向，始終慣向生存需要處在“缺乏狀態”。發展由此成了擺脫這一狀態的理由和途徑。發展以誘惑的方式，不斷刺激了人對生存需要的不斷擴充范圍和增加強度。得到擴展和提升的生存需要又不斷增加發展的基礎和進展。這個互動過程使發展無法界定應有的范圍廣度和層次的高度的度量。為了發展的欲望，人在不斷的開發新的手段，使用新的手段。發展的本質使本質的“惡”成為了發展進程中的動力，也成為了手段。惡對發展的推動成為了舊的社會整體制度崩潰的原因之一。“惡”的影響不管存在于社會的哪一方面，不管是社會整體的泛作，還是出于個人利益，其結果都帶有殘酷性。但是“惡”又的確是歷史發展的直接動力。
人類歷史中充滿了苦難，或者直接說文學史中充滿了對苦難的描寫的記錄。很多文學作品都把苦難做為了文學的主題。
這些作品種所反映的悲劇意識中苦難的描述占了很大比重。產生了所謂苦難意識。
許多作品的作者，把這種注定要伴隨人的苦難。“人類的不幸”“痛苦的執著與體驗的根源歸結到了人的自我的心理束縛”或“人之理性的困惑”“人生活的孱弱”。這些都可以作為一些觀點探討。而苦難產生的真正的源頭，苦難背后的原因是“惡”，是惡這個永遠也不會消失的發展能量顯現，膨脹的結果。是“惡”制造了人世上的種種苦難。絕大多數文學作品只描寫了人類的苦難，探尋了苦難的來源，而真正把苦難——惡——發展——歷史聯系起來，而做了有機的描寫的為數極少。
然而《紅樓夢》的作者，卻沒有忽略這些。他處于18世紀的中國，在他所處的環境中感受到了這一切。他陷入了異常痛苦的客觀的矛盾思辨中。通過思辨，痛苦，矛盾，終于作者在《紅樓夢》中對“惡”，苦難進行了深刻，具體的描畫。于是在《紅樓夢》的前八十回中，對“惡”的態度，對“惡”與發展，與歷史，與社會變遷，人物的榮辱之間的關系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形成了《紅樓夢》中一個隱秘而宏大的架構。
康雍乾三朝是大清國的全盛時代，而此時的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又是什么樣子呢，在此上是否又能體現出“惡”的作用呢。這直接關系到《紅樓夢》的思想主題。
康雍乾三朝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最后形成，封建社會的相對穩定，國內商品市場越來越擴大，長途販運日益發展，逐步形成了空前的區域性市場和全國性市場。
全國性市場的出現是空前的，這標志著商品經濟前所未有的發展。商品生產發展迅速為康雍乾時代時期擴大和全國市場的出現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全國統一，社會基本安定為全國市場出現提供了必要的環境條件，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不斷增加不僅把全國各地從政治上聯系在一起，也把全國從經濟上文化上聯系結為統一整體。為統一商業政策，統一稅制，統一幣制，統一度量制度提供了可靠條件。這一時期人們本身的物質需要和欲望的強烈上場，也促使了商業的全國性的手段的出現，商路的開辟，長途販運的發展為其實現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全國市場的形成，其標志還在于某些產品不僅形成了中心產地，而且這些中心產地的產品已遍及全國，或者說某些商品已經有了全國市場。其最著名的蘇州，杭州的絲織品生產中心。這時期又出現了兩個新的絲織業中心，即南京，廣州，時人稱“江綢貢緞之名甲天下”，其產品“北溯淮泗”達汝洛，趨京師；西北走晉絳，逾大河，上秦隴；西南道巴蜀，抵滇黔；南泛湖湘，越五嶺，舟車四達，惡貿遷之所及耳。而“天下商賈云集”：為京師，南京，杭州，蘇州，揚州，天津等地。這些又不得不說，作為全國市場的生產中心，作為商人云集的地方，與當時當地的人的強烈的嶄新的商品意識與需要欲望有著密不可分得關系。
康雍乾三朝，商品生產發展，商業繁榮，商路廣闊，已形成了由農村集市，城鎮市場，區域性市場與全國性市場組成的商業網。在商品生產發展與市場擴大的帶動下，生產要素市場也出現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市場的出現和發展，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貨幣數量的增加和使用貨幣的廣泛。金融市場開始了萌芽和成長。
這一時期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貸款”——高額利息的貸款，它往往是由保人作保進行貸款。還有一種高利貸是以實物抵押為手段進行高利息貸款。康雍乾三朝時期，隨著貨幣經濟的發展，使高利貸業十分活躍。尤其是在各商品生產中心，商人云集的地方更加發達，額度也十分巨大。其計息方法，有年計的，有以月計的，有以日計的，而以月計為多數。利息多為月息三分，五分，即借一兩銀子，月息三分或五分，有的高達九分。還有一種值得注意的特殊的高利貸，即清廷的生息銀兩。由國庫撥出一定數量的銀兩，交內務府或各鎮，各省營運，以獲得的利息解決官員中的經濟困難。這種生息銀兩以康雍兩朝為盛。康熙四十二年，圣祖親自批準借給兩淮鹽商100萬兩。雍正元年（1723年）撥出90萬兩生息。這種生息銀兩本質上與民間的高利貸并無不同。而恰恰證明了在康雍乾三朝地方官員放高利貸的合法性。清廷的生息銀兩以及民間的高利貸投放市場，主要是商人得到需要的貸款，而放高利貸者和官員們從中可大大牟取暴利。這恐怕也屬于道德范疇中“惡”的行為，然而，它卻對商品經濟的發展，市場的繁榮，推動經濟全國性交流，以致所謂資產階級經濟制度的萌芽，成長，封建社會晚期出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形態的顯露，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在《紅樓夢》的人物描寫中，就有關以放高利貸為生的人物——醉金剛倪二。然而真正高利貸放債的大家卻不是他，而又是一個鐘靈毓秀的人物。
《紅樓夢》中有關“惡”的刻畫，可隨手拈來。如：“毒設”“弄小巧”“借劍”“弄權”等等。這些“惡”的出現卻往往以兩種形式，一是緊緊地與權欲，利益結合中出現；另一種則是以“善”者的互動形式出現。而這兩種形式又是聯系在一起的。這兩種惡體現了什么？體現了在封建政治經濟的最后“盛勢”中出現的新的，與傳統背道而馳的思想，行為，體現了資產階級中有意無意的行為規范，體現了“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理念的初步形成，也說明了在某些封建貴族身上閃現的新的亮點。從封建貴族轉化為資產階級貴族的無意識的強烈欲望，和順應時代發展變遷的適應能力。
作者看到，新的“惡”必將取代舊的“善”，作者也看到傳統的所謂“善”，所謂倫理道德，所謂“天理”是沒落的，僵死的，丑陋的，殘忍的，比新的“惡”還要十分的不可救藥。但當取代這些的是新的“惡”，并以此基立的社會道德時，作者內心矛盾了，不情愿了，不甘心了，但他又不得不承認這個趨勢是一個必然，于是《紅樓夢》中種種矛盾，或者說令人感到困惑的沖突出現了，令人困惑但是形象鮮活，個性十足，異常活躍的人物形象出現了。
《紅樓夢》中真正刻畫出的“惡”是一種對封建專制的延續忠貞不二的“善”，這是一種對所有后儒禮教的嚴格執行。是以“理”殺人的偽善，和連偽善的外包裝都不要了的真惡，丑惡。它們阻礙了社會發展，泯滅了美好的人生，摧殘了“水做的女兒”，同時它也在毀滅著自己。因為歷史總要發展，這是一個總趨勢，大趨勢。面對它對落后的，過時的社會道德的恪守，和殫精竭慮的彌補，便是真正的惡。
而賈璉，薛蟠，趙姨娘為代表的是一流毫無廉恥的真惡，尤二姐的貪得無厭，出賣色相，與賈瑞的令人作嘔的行為也是可悲，可笑的真惡。
這些阻礙社會進步，妨礙歷史發展的偽善，真惡，才是真正的罪不可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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