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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文化消費主義語境下的文學價值研究
跨國資本洶涌,全球化勢不可擋,蓋因文明的演進猶如時尚,雖系人為,卻非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它甚至是強制性的。換言之,強勢文化對其他文化及其傳統明顯具有強迫性、顛覆性與取代性。千萬不要自欺欺人地以為全球化只關涉經濟。上層建筑、意識形態能與經濟基礎相割裂嗎?事實上,跨國資本正急劇地使發展中國家的民族自主性、凝聚力由外而內、由內而外地面臨威脅,而所謂的世界潮流(及其流行聲色)正在使許多傳統乃至語言化為烏有。但是,跨國資本主義(國際化、全球化)的歷史必然與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傳統及情感訴求構成了矛盾。無論是自易還是被易,相對薄弱的經濟基礎和相應的、不相應的上層建筑決定了發展中國家介入國際化、全球化狂歡所必需付出的高昂代價。中東和拉美便是其中的兩個個案。前者不必說,后者自上世紀80年代(經濟危機之后)引入新自由主義以來,很快失去了平衡。拿墨西哥為例,這個20世紀40至80年代初高速發展的歡樂、好客的國家頓時傾斜并面臨坍塌。社會矛盾嚴重激化,欲望空前月彭脹,販毒、爆炸、暗殺等恐怖事件層出不窮。而且,這不僅止于墨西哥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同樣面臨源自跨國資本(如商品流動及勞動力市場和投資移民等)引發的現實矛盾、倫理危機和精神錯位。世界在空前的二律背反中不知所措。地球村變成了地雷村!
消費主義無疑是當今世界的主旋律,時尚的瞬息萬變、信息的五花八門大都瞄準了人們的腰包、刺激潛在的消費欲望。這是資本邏輯和技術理性合謀的結果。我們或可從中梳理出幾個并不新鮮,卻常說常新的話題:一是何謂文化消費主義;二是誰主世界潮流;三是消費意識緣何成為大眾意識,作家、理論家如何在寫作或思辨中實現或抵抗所謂的現代性或后現代性。換言之,它至少牽涉到三個問題:第一,何謂現代性或后現代性?第二,誰是大多數?第三,誰主世界潮流?
關于第一個問題,西方過來人早有議論,他們對現代性或現代意識的疑竇和反思出現于19世紀,甚至更早,而焦點或靶子正是消費主義。到了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使生靈涂炭、滿目瘡疾,現代主義雖然走進了觀念和技巧的死胡同,但其所表現的異化和危機卻具有片面的深刻性(袁可嘉語)。而后現代主義則多少反其道而行之,娛樂至上、消解意義,雖然使文藝順應了自由市場的游戲規則,但模糊了后發達或發展中國家的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根據馬爾庫塞(《單向度人》)的說法,真正的藝術是拒絕的藝術、抗議的藝術,即對現存事物的拒絕和抗議。換言之,藝術即超越:藝術之所以成為藝術,或藝術之所以有存在的價值,是因為它提供了另一個世界,即可能的世界;另一種向度,即詩性的向度。前者在庸常中追尋或發現意義并使之成為陌生化的精神世界,后者在人文關懷和終極思考中展示反庸俗、反功利的深層次的精神追求。同時,他認為大眾文化瓦解了傳統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并使之單向度地陷入了消費主義的陷阱。但是,后來的文化批評家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卻認為,大眾(通俗)文化即日常生活文化(也即所謂的生活審美化、審美生活化),其消費過程則是依靠文化經濟自主性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霸權進行抵抗的過程。他們從不同的角度肯定了嚴肅文化和通俗文化、精英主義和消費主義的存在價值。顯然,現實助費斯克戰勝了馬爾庫塞。這也是后現代主義戰勝現代主義的一個顯證。而后現代主義指向一切意義和宏大敘事的解構為所謂娛樂至上的大眾消費文化的蔓延提供了理論基礎。于是,絕對的相對性取代了相對的絕對性。
關于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王小波曾一語中的,謂沉默的大多數。如果拿金字塔作比附,那么人類的大多數毫無疑問地便是被壓在低層的那個龐大的基數。他們大都還在為生存權掙扎,何談話語權?!而今,雖然互聯網和微博微信為眾生提供了言說的機會,但它又何嘗不是淹沒在資本這個汪洋大海、被資本玩弄的小小泡沫。而在安靜的書屋里孕育翻天覆地思想(海涅語)的西方文人從盧梭到尼采到斯賓格勒到奧爾特加伊加塞特到卡夫卡到弗萊到加西亞馬爾克斯到波茲曼等等(這個名單幾可無限延續),對現代化的意見也不盡相同,盡管總體上是保守的、否定的取法。
至于誰主世界潮流,文學界也許還不大關心,因為長久以來我們被一些偽命題欺騙了,即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云云。然而,世界是誰?它常常不是全人類的總和。往大處說,世界常常是少數大國、強國;往小處說,世界文學也常常是大國、強國的文學。這在幾乎所有世界文學史寫作中都或多或少有所體現。因此,世界等于民族這個反向結果一直存在,而非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只不過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表現得清晰明了和毋庸置疑。蓋因在跨國資本的全球化進程中,利益決定一切。
總之,資本邏輯與技術理性合謀,并與名利制導的大眾媒體及人性弱點殊途同歸、相得益彰,正推動世界一步步走向跨國資本主義這個必然王國,甚至自我毀滅。于是,歷史必然與民族情感的較量愈來愈公開化、白日化。這本身構成了更大的悖論,更大的二律背反,就像早年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這個歷史必然時所闡述的那樣。如今,文化消費主義之流浩蕩,而且其進程是強制性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不寧唯是,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壓迫性、顛覆性和取代性來勢洶洶,卻本質上難以避免。這一切古來如此,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仍將如此,就連形式都所易甚微。這在全球化時代更是顯而易見。而所謂的全球化,說穿了是全球跨國資本主義化。
當然,我并不否定全球化或跨國資本主義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一環,即資本在完成地區壟斷和國家壟斷之后實現的國際壟斷。它的出現不可避免,而且本質上難以阻擋。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國不僅是全球化的得益者,而且是其積極的推動者。 然而,馬克思正是在對資本的認知上預言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不分國別、不論民族,為了剝奪的剝奪,向著資本和資本家開戰,進而實現人類大同一一社會主義。那么,文學何為?這個問題并不容易回答。這一方面源于文學的復雜,另一方面卻是因為文學從無用到有用再到無用循環往復,恰好經歷了不少輪回。
首先,在我們古人那里,文史不分家,因此文的涵蓋面極廣。其次,即使狹義的文學,它至少也是文與學的疊加。它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是摹擬,是反映,是表現;是再現;熏、浸、刺、提,陶、熔、誘、掖,無所不能,無所不包。但它終究是無用之用,不能吃,不能穿,就像莊周眼里、老漢門前的那棵歪脖子樹。此外,文學又是說不盡的,一百個讀者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為了將復雜的問題簡單化,我不妨套用一句業內老話,謂文學是創作和批評構成的雙桅船,抑或創作與批評猶如鳥之兩翼、人之兩腿。舉個例子,如果沒有批評和廣義的研究,《詩經》既不會產生,也難以流傳。從孔子編《詩》到《毛詩正義》到今天多如牛毛的詩學,中華民族走過了幾可稱之為最高層次的心路歷程。
總之,現代化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產生而產生、發展而發展,它見證了奈斯比特、托夫勒們所說的第二次浪潮,卻并沒有就此歇腳,而是以新的面目走向了所謂的后現代或后工業時代,導致文學及狹義文化與商業的界限徹底模糊。用文化批評家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的話說,大眾(通俗)文化即日常生活文化,其消費過程則是依靠文化經濟自主性對意識形態霸權進行抵抗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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