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衒之

楊炫之

楊衒之(楊炫之)

楊炫之，史通作姓羊。此從《隋書·經籍志》、《唐書·經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字不祥，北平人。生年不詳，約卒于此齊文宣帝天保中。初仕魏，魏末為撫軍府司馬。歷秘書監，出為期城太守。魏都洛陽之佛寺，甲于天下。永熙之亂，（公元五三四年）城郭為墟。炫之行役洛陽，感念輿廢，因撫拾舊聞，追敘故績，作洛陽伽藍記。洛陽伽藍記為書凡五卷，（《隋書志》、《兩唐書志》及今通行本均同）大約作于魏孝靜帝武定之末。（公元五四八年左右）

楊炫之，北魏時北平（今河北定州市）人，作過期城（河南泌陽）太守、撫軍府司馬、秘書監等官職。東魏時曾上書批評佛教虛無荒誕，耗資巨大，僧侶聚斂無度。時世人沉迷于佛事， 正迎合了北魏統治者以佛教作為統治工具的需要。孝文帝遷都洛陽后，全國寺廟增至三萬余所，僧尼200萬。永煦之亂，洛陽寺院大都毀于兵火。楊炫之感懷興衰，于是作《洛陽伽藍記》。伽藍，梵文意為僧侶居住的園林，亦即寺院。《洛陽伽藍記》這部書以記佛事為題，以記佛寺為重點，按洛陽佛寺所在區域，分為五卷。每記一寺，一般先寫建立年代，建立人、坐落位置、四鄰、規模造型等，然后旁及附近的官署、巷里、名勝，乃至有關歷史、地理、經濟、文化、習俗等。文中著力描寫了每年四月四日佛誕前夕，各種文化娛樂結合宗教活動的盛況。其文體，接近騈儷，行文簡明清麗，駢中有散，在勾勒自然界的優美畫面和人物方面，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楊炫之，楊或作陽，又誤作羊。生卒年不詳，北平（今天津薊縣一帶）人。北魏永安中（528-530）為奉朝請。歷期城太守、撫軍府司馬。東魏孝靜帝武定五年（547），因行役重覽洛陽，感于戰后洛陽之殘破，撰《洛陽伽藍記》。伽藍為梵語僧伽藍略語，佛寺之意。魏末為秘書監，曾上書孝靜帝。 曾任北魏撫軍府司馬，升秘書監。后任北齊朝城（今河南泌陽縣）太守。北魏自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遷都洛陽后，大修佛寺，“金剎擁有僧尼200萬，寺院多達30000處，東魏武定五年（公元547年）楊行役重達洛陽，目睹洛陽多年戰亂，成郭崩毀凄涼景象，撫今思昔，感慨之余，著《洛陽伽藍記》（“伽藍”即“寺”意。由凡5卷，約成于公元548年）記述洛陽寺院園林之興衰，對豪門貴族，僧侶地主的驕奢淫逸大加譏評。作者長于敘述，精于描繪。文筆濃麗秀逸，情趣宜人，語言洗煉，格調高雅，是一部具有高度文學價值的史書，其中尤以《法云寺》、《壽丘里》等節為人傳誦。《洛陽伽藍記》被譽稱南北朝駢體文范本。 《洛陽伽藍記》五卷，歷敘佛寺興廢，寄托亡國悲慨；語言潔凈明快，描寫生動精致。今有周祖謨《洛陽伽藍記校釋》、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

《洛陽伽藍記》的作者楊炫之，北魏人，生平仕歷等均不詳。唯據此書中自述及書首所署官銜，知道他在北魏永安中為奉朝請，著書時為撫軍府司馬。“伽藍”是梵語寺廟的音譯。永嘉之后，佛教在北方日益熾盛，且尤重偶像崇拜，盛行開鑿石窟、建立寺廟。北魏都城洛陽全盛時期，一城內外，建寺一千余所。其后政治惡化，洛陽陷于戰火，繁華之地，成為廢墟。都城亦遷至鄴。東魏武定五年（547），楊炫之因公務重經洛陽，面對“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的凄涼景象，感慨傷懷，因作此書。其意蓋有三：追記洛陽昔日景象，保存史實；抒發國家破亡、京都傾毀的悲傷之情；揭示統治者沉迷于佛教迷信的禍害。 楊炫之，生卒年不詳。北平人。永安中（528--529）為奉朝請，北魏末任秘書監，著書時任東魏撫軍司馬。他的《洛陽伽藍記》有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佛教傳入中土以后，到南北朝時期影響日深。北朝除魏太武帝和周武帝兩度毀佛外，其他皇帝都大力提倡佛教，佛寺遍布各地。北魏時，寺院有3萬多所，僧尼200多萬。本書就是這樣背景下的`產品，序文說：“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鐘聲罕聞，恐后世無傳，故撰斯記。”可見他的撰述目的。 此書的文學價值體現在作者于浮屠古剎的描述中，穿插人情、地理、風物習俗等方面的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各個領域，敘述中還常常表現出歷史興亡的滄桑之感。

大約公元前六世紀到五世紀，釋迦牟尼在古印度創建了佛教。在北魏末共流通佛經415部，1919卷。這些佛經中有許多是印度或西域僧侶與漢人共同翻譯的，在翻譯過程中彼此切磋，不僅是思想的交流也是語言文字的交流。許多佛經的譯本具有文學性，如鳩摩羅什譯《維摩詰經》、佛陀跋陀羅譯《華嚴經》。除以上所舉譯經的名僧外，慧遠和達摩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影響也十分重大。佛教的傳入和佛經的大量翻譯，在當時引起了震動，其震動所波及的文化領域（思想、政治、經濟、文學、繪畫、建筑、音樂、風俗等）和階層（從帝王到平民）極其廣泛。僅從佛寺的修建情況，就可以看出佛教影響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剎中有許多是建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如甘露寺、靈隱寺、云岡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萬二千七百馀人；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約三萬馀座，僧尼約二百馀萬人（見唐法琳《辯證論》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0）。北齊一朝，在僧官管轄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萬人，寺院四萬馀座（見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八《法上傳》）。這么多的古寺名剎、石窟摩崖，充分證明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盛況。再從佛教與政治的關系方面來看，南朝歷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篤信，曾四次舍身入寺。東晉名僧慧遠與許多權要都有來往。北朝雖然有禁佛事件，但總的看來歷代帝王還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經為魏晉南北朝文學營造了一種新的文化氛圍和文化土壤。 文人與佛教的密切關系也值得注意。相傳曹植曾為月氏人支謙詳定所譯《太子瑞應本起經》。又游東阿魚山，忽聞巖岫里有誦經聲，清通深亮，即效而則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擬所造”，世稱魚山梵唄（《異苑》卷五）。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晉書·謝安傳》）。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詩人，今存詩18首。他與許詢、孫綽、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遠在廬山與謝靈運、劉遺民、宗炳等許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謝靈運是一位篤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學家，他受竺道生影響著《辨宗論》，應慧遠之請撰《佛影銘》，又撰《慧遠法師誄》、《曇隆法師誄》 、《維摩詰經中十譬贊》。（梁）慧皎《高僧傳》卷七《慧睿傳》載：“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乃咨睿以經中諸字并眾音異旨，于是著《十四音訓敘》，條列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十四音訓敘》是他參加佛經的“改治”，向慧睿請教后所撰。張野也是“學兼華梵”（《蓮社高賢傳·張野傳》）。齊竟陵王蕭子良于齊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討論佛儒，吟詩作文，并造經唄新聲。這件事對沈約等人開創永明體詩歌無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約本人也是篤信佛教、精通內典的。著名的文學理論論著作《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曾“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馀年”（《梁書·劉勰傳》）。編撰《玉臺新詠》的徐陵與智者大師交往密切。江總曾從法則受菩薩戒，后又曾棲止龍華寺。楊炫之所撰《洛陽伽藍記》記述北魏洛陽佛寺，是這個時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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