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教育正在培養冷漠的青少年

我們的教育正在培養冷漠的青少年  2012-07-15 本文轉載自馮老師《我們的教育正在培養冷漠的青少年》《羊城晚報》2012年6月3日發表陶東風先生《為什么“乖乖女”懶得理你？》——關于當今中國青年文化的幾點思考　　　　作為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我常常問自己：我了解以80、90后為代表的青年文化么？了解多少？對此，我是很懷疑的。懷疑是因為心里沒底。比方說，我就很懷疑我是否了解我的女兒。我女兒今年18歲，屬于標準的青年。她不但擁有和我完全不同的愛好、知識積累、人生經歷乃至語言，更可怕的是她好像并沒有因此而感到痛苦，并不感到有與我交流思想的必要。雖然我對她充滿了解和交流的渴望。　　懶得理你　　這就是很多青年對于父輩及其文化的典型態度：懶得理你。如果說顛覆和反抗畢竟也是一種理睬，那么，懶得理你也就是懶得反抗你。換言之，懶得弒父。　　青年文化的特點本來是激情洋溢，活力四射，充滿了反抗性、批判性和顛覆性。西方50年代的嬉皮士運動，60年代的學生運動，都是最好的證明。他們的精神、文化、生活都是叛逆的。所謂叛逆，其實也就是弒父。中國現代和當代歷史上的青年文化也曾經是弒父的，比如“五四”新文化運動、70年代末的以奇裝異服、鄧麗君熱、崔健搖滾等為代表的青年亞文化。　　但是今天的一部分青年好像連“弒父”的沖動也沒有了。他們對父輩采取的態度是躲避、不屑和不予理睬，最多是無奈消極地應付。他們對于父輩文化———不管這個父輩文化代表的是官方文化，還是啟蒙文化———完全沒有興趣，連了解和對話的愿望都沒有，更懶得去反抗。這種情況是非常可怕的，兩套話語完全沒有交流的可能性，相互不理解。父輩想理解孩子，但是理解不了，子輩則連理解的愿望也沒有。　　可怕的不是代際差異，而是代際隔絕。　　“乖乖女”　　當然，說青年一代對父輩文化———特別是父輩代表的官方文化———完全不予理睬，也不完全準確。比如，在每年的入學典禮、畢業典禮或其他由學校組織的公開活動上，我們可以看到青年學子們的官話、大話、空話如此流暢和動情，讓人直起雞皮疙瘩。　　可是這類所謂的“乖乖女”真的那么乖嗎？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和自己的哥兒們姐兒們在一起，或者當他們一個人在網吧聊天的時候，說的也是這種冠冕堂皇的大話、空話、假話么？完全不是！他們說的完全是另一套話語（一套絕大多數父輩莫名其妙的“火星語”），奉行的完全是另一種價值觀。這點在我們看來或許有點不可思議，但他們自己卻覺得再自然不過。他們在別有用心地利用官方話語為自己謀利，而且能夠做到臉不紅、心不跳，他們那么自如地把這一切當作一種表演，演得真假難辨、爐火純青。他們的犬儒主義和分裂人格已經達到不再有任何分裂感的程度。　　惡搞：別一種“弒父”？　　除了懶得理你和投機利用外，還有一種對待父輩文化的方式是所謂惡搞。在這里，你會發現他們在用自己的話語方式肆意地戲仿、調侃、嘲諷父輩文化，包括精英文化和官方文化。近年來長盛不衰的青年亞文化類型之一，就是所謂的“大話文化”、“無厘頭文化”。這些文化既惡搞雷鋒，也惡搞魯迅，既戲仿語錄，也戲仿《一件小事》、《賣火柴的小女孩》。最近的一個火爆網絡的例子就是惡搞杜甫。如果說惡搞也是一種“弒父”，那么這就是今天青年文化的弒父方式，如果說戲說也是一種反抗，那么，這也是一種反抗。　　表演式的機械復制也好，游戲式的惡搞、戲仿也罷，都不是與父輩文化的真正對話、交流，更不是真正的認同接受，而是斷裂的另一種表現方式。在這個意義上它和懶得理你無異。　　雙重斷裂　　今天的青年文化不僅和官方文化完全斷裂，而且和精英文化嚴重隔絕。這種情況在歷史上是很少見的。　　兩代人文化的這種斷裂和隔絕狀態是非常可怕的：價值共識無法達成，有效交流無法進行。可怕的不是你的觀點和孩子們不同，而是你根本不能進入他們的內心，根本不能和他們進行有效的交流溝通。如果你完全不能了解你的孩子，你就不知道他們明天做會出什么事情，這些事情或許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比如你給他安排好了去海外留學，他也沒有反對。但是就在機票買好的那一刻，他卻突然失蹤了！）。　　過去在反思這些問題時候，我常常和別的同齡知識分子一樣只在青年身上找原因，一味指責他們自私、自我中心、缺乏責任感、消極頹廢、犬儒主義、人格分裂，等等。但現在我覺得這樣的簡單指責是無濟于事的，也是不公平的。即使今天的青年文化是畸形的、變態的，那也一定聯系著父輩文化的畸形和變態，聯系著我們這個時代和社會的畸形和變態。　　一個最直觀、最驚人、最說明問題的事實是：今日的父子兩代人絕不僅是價值觀、世界觀存在分歧，他們簡直就沒有共同使用的符號、文字、語匯。他們不僅是兩代人，而且是兩種人！很多我這個年紀的人連子女們在交往、特別是網絡交往時使用的符號都不認識。在他們看來，我們簡直就是文盲。話語的分裂是交流斷絕的根本。　　在最近的一次課堂上，我讓一位學生講講現在的網絡粉絲文化現象。結果她在黑板上寫下了“屌絲”“三分”“七分”“土肥圓”“黑木耳”“粉木耳”等名詞，對我而言，它們如同火星文。　　而我們這些人所持的父輩話語，不管是“革命”，還是“自由”、“民主”，和他們的日常生活存在多大的關聯性？它們除了在社論和教科書中被機械重復，在公開場合被子輩們別有用心地表演學舌之外，還能深刻地洞穿現實嗎？能夠進入他們的經驗嗎？　　如果我們和青年們既不分享相同的價值觀，也不分享相同的歷史記憶，甚至連使用的話語、符號、文字都好像來自不同的星球、不同的文明、不同的部落，我們難道不應該首先重建交流的語言嗎？· 陶東風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我們要反思的是：這種隔絕是如何造成的？但是，他并沒有回答這個問題，《羊城晚報》也沒有回答這個問題。我可以很明確回答陶東風先生，這個問題是我們的教育造成的。      我在2010-09-02引用了一篇日志，說的是“孩子放學回家后告訴父母：自己被安排在最后一排，有時候聽不清。相信每個父母聽到孩子這樣的消息誰也坐不住，于是立刻去孩子的班主任家里公關！這次公關經費翻了一番：2000大洋！老師終于收下了，我同事很開心人家終于收錢了，心想這次終于搞定了！ 誰知道晚上孩子回來又說了一個讓人暈過去的消息：自己從倒數第一排提到倒數第二排！！！天呢！原來2000塊錢只夠挪一排的啊！如果按教室20排算，做到第一排是不需要4W塊？？？”     你可以說這是個別，但是，你可以隨便走進一間學校的課室看看，基本上都是單行單座。在2010-09-03 日志中，我們看到廣東省重點中學執信中學校長何勇坦言， 新課程要求講授新教材，老師覺得內容多，于是，課堂40分鐘不夠用，除了滿堂灌加拖堂，就只能用布置大量作業來保證講課效果，而 雷州企水中學的課堂成了什么樣子！我們可以看到網上記錄的各種各樣的課堂行為，甚至會出現雷州企水中學學生大鬧課堂的情況！很多權威教師只能教乖乖學生重點班，一遇到普通班，特別是初中班便一籌莫展，只能閉著眼睛講自己的課。怪不得央視安排孩子們去快樂星球上課！   請想一想吧，孩子們每天在學校上九節課，老師滿堂灌，學生只能靜靜地聽，每節課都拖堂，作業不睡覺也做不完，加班加點變成常態，課外也沒有時間交流，讓孩子們從哪里感受人際交往、感受親情感受愛！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三年級，整整十二年受到師長的高壓重負，還親眼目睹、親身感受師長的一些非人性的言行。他們除了懶得理你，還有別的出路嗎？   我們的教育正在培養冷漠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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