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回顧：吉首大學中國土司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建立經過

時間：2023-04-27 14:20:34 教育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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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下列材料簡要說明：

2004年3月以前，成臻銘尚在吉首大學師范學院教務科研處工作。龔蔭先生有來院繼續發揮余熱的想法，為此成臻銘向院領導打了報告。由于各種原因，事情未能辦成。2004年3月，成臻銘調入吉首大學政法學院以后，在吉首大學各級領導支持下，成臻銘終于促成此事。龔先生順利來校講學，并擔任校客座教授，直接策劃成立了中國土司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吉首大學中國土司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它是我國土司問題研究史上成立的第一個研究土司文化的專門學術機構。

材料一：關于吸引龔蔭教授來院擔任終身教授的請示

院領導：

目前，我院理科教授指導青年教師搞科研使青年教師在學術上成長很快，但文科方面還沒有教授專門指導青年教師科研工作，致使我院文科理科在學術上發展不平衡。為了盡快提高我院文科中青年教師的學術水準，根據吉首人學師范學院師院院字(2002)007號《關于高明哲、劉建成兩位教授工作安排的意見》文件精神，請求吸引西南民族人學民族研究院退休教授龔蔭先生來院擔任終身教授。

龔蔭，男，1933年7月生，早年師從已故著名民族史學家方國瑜先生從事民族史學研究。他身體康健，長期從事民族政策史的教學與研究，筆耕不輟。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出版一系列專著。先后有《明清云南十司通纂》(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明史云南土司傳箋注》(云南民族山版社，1988年)、《中國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120萬字)、《中國國民族政策通史》(福建人民山版社，2003年，120萬字；此為國家級課題成果一部分，計劃出12卷本500萬字)、《龔蔭民族研究文集》(58萬字，等待資助山版)。另外，他在《中國社會科學》、《民族研究》、《思想戰線》、《廣州西民族學院學報》、《貴州民族研究》、《云南民族學院學報》、《西南民族學院學報》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100余篇，在中國民族學界享有崇高的聲望。“不讀龔教授的書，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民族政策史研究”。能吸引龔教授來院擔任終身教授，那是我院一筆無形資產。

龔教授愿望是，希望劍吉首大學來帶研究生或開專題講座，通過這種方式培養一批年富力強的科研人員，與他一起完成所帶來的國家級科研課題。他在生活待遇上要求不高。我們通報了學院對本院高明哲、劉建成兩位教授享受的標準(每月職務津貼300元+行政坐班津貼762·3元+專家津貼500元=1562．3元；擁有辦公室桌椅、書柜、沙發、上網電腦設備、直拔電話、空調等，征得教授同意情況下，配備科研助手；支持平和幫助申報科研課題；提供一定的科研經費；建立健康檔案，每年進行全面體檢；主要從事科研，指導青年教師，對全院教學和科研進行調研和指導，每年作學術報告l——2次)，他表示可以接受，并提出他自己工資，可以不要學院另外提供財政工資。他尤其對以吉首人學師范學院名義發表論文，“古首人學”有A、B、C、D四種論文獎勵以及師范學院有論文獎勵感興趣，認為獎額很高。他說云南人學曾給他提供四室兩廳的住房，但對本院住房條件的要求是有2間工作室就行了，并說不單獨做飯吃。我們提出提供兩室一廳既作教授辦公室又作起居室行不行，他說行。另外我們提山，一年給報銷1、2次同家探親路費，提供一定經費參加全國學術會議。

情況就是這些。請求學院資助龔教授先來院洽談合作事宜，并吸引他來我院擔任終身教授。

吉首大學師范學院教務科研處

2003年5月19日

材料二：關于邀請龔蔭教授來校講學的報告

科技處：

為了加快我校民族史學科建設，提高民族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培養的水平，進一步強化民族史、民族學相關課題的命中率和在我校成立“中國土司研究會”等事宜，經過歷史系、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的多次研究討論，決定于2004年10月邀請龔蔭教授來我校進行學術訪問。現將有關事項報告如下：

一、邀請目的

1、給碩士生講課

按我們的研究生教學計劃，龔蔭教授來校要上兩門課。這兩門是：一是中國土司制度史，預計開10個專題，20個課時；二是中國民族政策史，預計開15個專題，30個課時。

2、籌建中國土司研究會

將吉首大學歷史系辦成中國土司研究中心，勿庸置疑會進一步提升吉首大學的民族史學術研究品位。成立中國土司研究會的設想，早在今年上半年就先后向李漢林院長、游俊校長作了匯報，已達成了相關意向。此次邀請龔蔭教授來，就是要具體辦理此事。

3、指導建設民族史上碩士點

主要是在課程開設、教材建設、材料的準備與申報等方面，提供具體指導。

4、為申報中國民族史課題提供諮詢

龔蔭先生全面、系統、深入的研究了“中國土司制度”和“中國民族政策史”兩大課題，曾申報中國民族史部級課題和國家課題多項，在申報有關課題方面具有豐富經驗。

5、論證“民族史”學科建設項目

二、經費預算

1、住宿費

預計龔蔭教授來校講課5周，從第6周（10月10日）到第10周(11月13日)。以每周7天計算，在校內住宿35天。住賓館120元/天，需住宿費4200元。

2、學術報告費

預計召開全校性學術報告會2場，在歷史系/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所作學術報告2場。如校級學術報告500元/場，系/所級200元/場，預計總需學術報告費1400元。

3、講課費

計劃講課38課時，課時酬金按學校規定標準開出，預計講課費約1200元左右。

把住宿費、學術報告費和講課費加起來，預計經費約6800元。

吉首大學歷史系/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所

2004年9月8日

附：龔蔭教授學術簡歷

1、學術背景

龔蔭教授，男，四川成都人，1933年7月生，1959年畢業于云南大學歷史系，獲學士學位。現為西南民族大學民族研究院教授，云南大學西南邊疆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員。

大學期間，他專修了著名史學家、云南地方史、西南民族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被譽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的方國瑜先生（1903.1——1983.12）開設的《彝族史專題》和《云南史料目錄題解》等“民族史專門化”課程。

2、學術經歷與主要成就

1959年畢業之后，他仍經常向方國瑜先生請教學問，在云南民族學院，一邊執教一邊進行研究工作。從1978年春到1983年底，在方國瑜先生具體策劃、指導和幫助下，他開始研究“云南土司制度”。在具體的寫作過程中，無論從珍貴史料提供、史料整理項目確定、史事考證辦法使用還是一些有關云南土司問題的基本見解提出，他都能時時刻刻得到方國瑜先生的得力指導。

在方國瑜先生的具體指導下，龔蔭教授在中國土司研究領域取得累累碩果：1985年，出版《明清云南土司通纂》(云南民族出版社)一書；1988年，出版《明史云南土司傳箋注》(云南民族山版社)一書。之后，他將研究土司制度的目光轉向全國，為著述《中國土司制度》一書，走遍云南、四川、貴州、廣西、湖南、湖北、甘肅、青海等十一省區的民族地區，對四百余家大中土司實地進行詳細調查，翻閱正史、類書、叢書、方志等古籍一萬余種，披覽五六十年代西、南部三十幾個少數民族的有關材料。1992年，洋洋120萬字的《中國土司制度》一書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奠定了他運用傳統方法研究中國土司制度的集大成者地位。在此基礎之上，他認為土司制度是民族政策的有機組成部分，開始研究中國歷代民族政策，并在西南民族學院創立“中國歷代民族政策碩士學位研究生點”，培養國內外研究生9人。2003年，在國家新聞出版署支持下，他出版了120萬字《中國民族政策史》(福建人民山版社)。2004年，又出版58萬字的《龔蔭民族研究文集》(云南大學出版社)。

另外他還在《中國社會科學》、《民族研究》、《思想戰線》、《廣州西民族學院學報》、《貴州民族研究》、《云南民族學院學報》、《西南民族學院學報》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120余篇。

到目前為止，他總共撰著七部書，撰寫論文120余篇，近400萬字。

材料三：申請成立“吉首大學中國土司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的報告

校黨委、校行政：

為推動我校的民族史學科發展，提升我校民族史研究品位，我歷史系、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所特此申請正式掛牌成立“吉首大學中國土司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以此建構一個對外學術交流的平臺，加強與全國其他相關高校、科研機構和地方政府的橫向聯系，為自身學科建設、理論研究的縱向發展、深入提供一個堅實的依托。基于此，我們作出如下論證，懇請領導審閱教正。

一、土司問題研究現狀

土司問題存在于南宋后期至20世紀50年代中期，前后共800年。其中以清代雍正大規模“改土歸流”為界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一度出現于我國西部云南、廣西、貴州、四川、廣東、江西、西藏、青海、甘肅、陜西、湖南、湖北等20個省區諸民族中；后一個階段分布于四川、云南、青海、甘肅、西藏等青藏高原東緣以及云貴高原西緣一線。

從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在全國范圍內，擁有一批從事于中國土司制度的研究人員。主要集中于北京、四川、湖北、云南、廣西、貴州、湖南等省市，研究領域主要集中于土司建置沿革、土司政治（包括改土歸流、朝廷政策、土司制度、土司官制、社會行政宗法組織、機構（衙門）、土司管區民族關系等）、經濟（主要是指對朝貢制度、經濟結構、經濟性質、土地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土司文化教育和宗教、軍事研究等領域，通過多年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然而問題還是存在。從研究者關注的區域看，主要集中于中國南方西南8個省區，對廣東、江西、西藏、陜西以及東北地區的土司未予應有的關注。從時段上看，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元朝至清代“改土歸流”一段，對清代雍正大規模“改土歸流”之后這一段關注不夠。在研究內容上，既有研究及其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于中央政府的土司政策層面，而對土司區內部社會形態、運作模式等缺乏關注。從具體的考察范圍看，早在清朝康熙時，顧采、陳鼎等就曾先后進入云貴高原東緣容美土司區及西緣普安土司區作田野考察，民國時期又有周希武、江應樑、劉錫蕃、林耀華等先后深入安多、騰龍、思普、康區、大小涼山等云貴高原西緣及青藏高原東緣一線的土司帶以及嶺南廣西地區進行考察，他們的考察多側重于土司制度結構的探究；近十年來，一些外國學者開始進入中國土司研究領域，如日、美、德學者就曾在西南省區、“康區”考察土司問題，但遺憾的是，以上這些具體的考察，其視野還是停留于清代土司制度及土司人物等，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亦多為史料的挖掘和整理，缺乏理論總結和闡釋的提升。

總之，既有研究，雖有從橫向上深入土司制度內在結構的不同層面和地域之間的差異，縱向上對土司制度在不同歷史時段演遞變遷的關注，甚至還表現出了在土司制度實施過程和土司區社會形態考察土司制度內容的努力。但是長期以來，由于史學研究的關注點側重于中原地區而忽視了邊地或少數民族土司問題的研究，致使在有關土司問題如民族民間社會組織、結構、生活變遷、宗教和思想文化等的相關研究非常薄弱，從而也使該問題的進一步的拓展和深入研究成為必要。

二、可拓展和深入的研究領域

1、時空的縱橫延展

該問題的研究，在歷史縱向軸上的時間縱深。此即指把土司制度的淵源疊加，可上溯唐宋進入秦漢時期。在中國民族史上，自秦漢始，從西北到西南它實際存在一條“土司帶”，直至1956年新中國的民主改革完成才走向結束。這就意味著土司問題研究在時間概念上的重建的必要性。在研究空間的拓展。研究對象不僅所涉西南、中南地區，而且西北地區（如目前的熱門話題安多地區）、東北地區（如奴兒干都司轄區）亦應包括于內，也就是說覆蓋到全國20余個省份，南方民族史和北方民族史均納入其中，并視土司制度為一種政策進行研究。實際上，在中國民族史的研究中，脫離了對土司制度的考察，就無法很好的把握中國民族的演變和進遞。

2、家族村社與土司問題的研究

從家族村社為切入點來觀照有關土司的諸問題，就不僅僅只是單純一個民族史領域研究的問題了，它必須將歷史學、民族學或文化人類學與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融合，民族史與地方史、社會史等的研究形成全方位溝通。在實際的研究操作過程中，與各省市區民委系統、旅游部門、文化部門等形成合作關系。

具體而言，這個層面的研究可分三個方面：其一，關于中國土司及其自署職官的研究。土司自署職官的研究是中央到土司層面、土司到家族材社層面這一縱向伸展研究的過渡環節。土司自署職官，即土司自主任命、正史職官志所不錄的未入流的家族村社小頭目。這些小頭目可望形成新的土司。那些小頭目如土舍、舍把、土目等只是土司自署職官研究的一些具體對象。清晰了土司自署職官系統的內部結構，就必定致使從土司到家族村社的行政結構變得更為清楚。其二，關于中國土司歷史文化的研究。從中國歷史文化的鏈條中來關照中國土司問題，我們將會獲得許多新的發現，這些發現已不再局抑于傳統民族史學理論所闡釋的范疇，而是在面對新問題時要求理論的重建或創新。譬如，我們或許會將關注的目光從熟悉的精英而轉向久來忽視的大眾，從政治轉向社會生活、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甚至民眾的日常起居、服飾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非主流觀念意識，等等。因此，這也就將我們的土司問題研究帶入田野，從田野中獲得作為建立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論建構的最基本的資源，給我們的個案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理論想像空間，也為我們構建土司內部行政模型（或稱單個的土司模型）以及土司群關系模型打下了基礎。如，從湖南永順老司城建筑遺址來理解其所包含的文化底蘊，并將其與道教建筑、宗廟建筑、佛教建筑、土地堂、書院建筑相比較來獲取合理的結論，解讀土司治所所包含的文化內涵。其三，關于土司區歷史變遷的研究。這與中國土司歷史文化研究有許多共通之處。盡管歷史文本的重要性不容忽視，但我們更重于從田野、從點到面來考察土司區的歷史流變。這樣一個重要的后果是，我們可能會對民族史上的一些結論進行重新建構。如“改土歸流”政策評價問題。以前學界研究，主要從正史的角度切入，關注于主流社會或官方（朝廷）判斷，甚至受其文獻左右，因而其結論往往是與正統或官方正史一致，其價值判斷并不會越出早已鋪設好的演繹軌道。而歷史真相或許并非如此。關注某一土司區具體的危機事件或其他，從歷史本相切入來分析，結論自然就有違常論了。這就是我們的評價標準、范式應該更立足于具體的考察對象。

就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第一方面已有一定高度，構成了中國土司制度基本研究系統；第二、三方面則剛剛開始，這是一個富有生命力的領域，期待進一步的深入和發展。

三、成立“中國土司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的現實意義

1、進一步提高吉首大學及其民族學科的相關研究在國內學界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提升學術研究的品位、質量，為我校相關學科加強對外學術交流、促進學術發展提供一個起點較高的平臺。

2、從目前國內相關學科的研究機構來看，尚無一個類似的研究中心，如果我們率先成立成立這樣一個研究中心，無疑就將在這一研究領域內占得先機，也就將獲得自身發展的優先性。

3、中心的成立，能有助于整合目前我校內已有的科研力量和其他各類資源，形成做大課題研究所需要科研隊伍，使內在的凝聚力進一步增強，達到一加一達于二的效果，從而使科研隊伍建設、科研項目、成果系統化，整體化。

4、為民族史學科碩士點申報作支撐。

四、成立“中國土司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的既有條件

1、有一個民族學省級重點學科和歷史系作為“中心”的支持和依托。

2、在種類和數量上有較為豐富的相關科研資料，其中，來自于田野的第一手的原始資料，是我們最大的優勢和特色，而且這些資料仍在不斷地擴充、增加。

3、有一定的前期研究成果和7個“文化與田野”基地。

4、處于湘、鄂、黔、渝邊區，為多民族聚居區，有地緣和區位優勢。

5、我民族學科有較好的外部環境，并已經與國內和海外相關的高校、科研機構建立了較好的交流關系，并在已達成一些方面的合作意向。

6、有外部人才資源的支持。我們已與云南、四川、貴州、北京等地的名學者、教授取得聯系，探討了有關我校成立“研究中心”事項，獲得了他們的積極支持，有的學者已經直接參與到該中心的籌備工作中來。

7、有一支學科專業結構合理，學歷、年齡層次合理，善團結協作的學術研究隊伍。

8、有學校領導有力支持。

五、工作步驟及基本思路

1、2004年掛牌成立“中國土司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中國土司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作為一個研究實體存在，以之為中心，形成一支較為穩定的學術隊伍，并在此基礎上，展開學術交流、資料采集整理、課題申報、學術成果發布等諸項工作。

2、2005年，以“吉首大學中國土司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名義向全國發函，召集土司問題研討會。其目的有三：一是推廣我校我研究中心；二是搜集資料和建立學術交流網絡；三是開闊研究視野，發掘新的研究領域，以逐步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

3、2005－2006年，建立土司歷史文化研究的資料中心，創造自身的資料產品和資料特色，以來自于田野的原始資料為主體，推出土司歷史文化研究的系列科研成果，確立我校土司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在全國同類研究中的地位。

4、2006－2007年，開始尋找與政府部門或相關的文化企業合作，如地方民委、旅游、文化、方志機構等，開展地方土司歷史文化遺產研究、保護和開發，力求科研服務于地方經濟建設和文化保護的同時，鞏固我研究中心的地位。

以上所陳，或有疏漏，敬請領導批評指正。

此致

敬禮！

吉首大學歷史系、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所

2004年11月5日

材料四：關于聘請龔蔭教授擔任我校客座教授的報告

組織人事部：

為了加強我校民族史學科建設，提高我校民族史學術研究品位，請求聘請西南民族大學民族研究院龔蔭教授為我校客座教授。

龔蔭，男，1933年7月生，長期從事民族政策史的教學與研究，出版一系列專著。先后有《明清云南土司通纂》(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明史云南土司傳箋注》(云南民族山版社，1988年)、《中國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120萬字)、《中國民族政策通史》(福建人民山版社，2003年，120萬字)、《龔蔭民族研究文集》(58萬字，云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另外，他在《中國社會科學》、《民族研究》、《思想戰線》、《廣州西民族學院學報》、《貴州民族研究》、《云南民族學院學報》、《西南民族學院學報》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120余篇，在中國民族學界享有崇高的聲望。能聘請龔教授來院擔任客座教授，那是我校一筆無形資產。

關于聘請龔教授擔任我校客座教授之事，乘他來我校開辦為期一個月的學術講座期間，已征求他本意見。他已表示同意。

吉首大學歷史系吉首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所

2004年11月17日

材料五：申請用車報告

校辦：

我校客座教授、民族史與土司制度研究專家龔蔭先生擬于2004年報11月20日至23日前往永順老司城和張家界考察，特此向學校提出用車申請，懇請支持。

此致

敬禮！

歷史系、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所

材料六：關于追加龔蔭客座教授講課經費的報告

組織人事部：

2004年10月16日至11月19日，我校客座教授、云南大學西南邊疆民族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研究員、西南民族大學民族研究院教授龔蔭先生，為歷史系本科生和民族學方向研究生進行了為期34天的講學活動。講學圍繞《中國土司制度史》、《中國民族政策史》兩個方向展開，分22個專題，其中《中國土司制度史》10個專題，內容包括《20世紀土司制度研究的回顧》、《土司制度溯源》、《土司制度開始于元代》、《土司制度完備于明代》、《土司制度延續于清代殘存于民國》、《土司制度作用與流弊》、《西南地區土司設置情況》、《中南地區土司設置情況》、《西北與東北地區羈縻衛所土司設置情況》、《怎樣研究土司制度》；《中國民族政策史》12個專題，內容包括《怎樣研究中國古代的治理民族政策》、《古代社會和民族的發展演進》、《歷代王朝統治的思想觀念》、《歷代王朝經略民族的方針策略》、《歷代王朝對于民族的管轄與貢賦》、《夏殷周王朝民族政策》、《秦朝民族政策》，《漢朝民族政策》、《唐朝民族政策》、《元朝民族政策》、《明朝民族政策》、《清朝民族政策》。龔先生作為中央到土司這個層面研究的集大成者，運用傳統研究方法對全國20余個省份的土司制度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并由此切入到民族政策研究，取得累累碩果，出版學術專著7部共計400萬字，先后在《中國社會科學》、《民族研究》權威刊物發表學術論文120多篇。他在總結研究經驗時指出，不研究土司制度就無法很好的研究中國民族史，因為中國民族史它是以少數民族首領為骨干的歷史。其講課內容突出了我校民族史學科辦學特色，將歷史系本科生《中國民族史》專題講座與民族學研究生《中國民族歷史文化研究》課程內容很好地結合起來，使相關專業的師生深受教益，培養了我校師生民族史學科的學科自我發展能力，還為我校民族史學科由校級重點學科轉化為省級重點學科，為我校2005年申報碩士點助了一臂之力，同時也為我校中國土司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作了必要的前期準備（報告見后）。

龔教授講課一周后，我系師生及校內外有關專家強烈要求內容講得詳細一些。為此我們更改原來的教學計劃，將原來計劃25個專題壓縮為22個專題，將原計劃的46課時增加為126個課時，將原計劃的每天2課時增加為每天4課時，將原計劃的雙休日休息改為雙休日不休息。當時考慮，增加講課時量可以使我們更容易將其講稿整理成教材。這樣調整原有教學計劃后，我們的經費額度較原來有所增加，需要追加講課經費3840元。即由原來的1200元增加到5040元。

此致

敬禮！

吉首大學歷史系吉首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所

2004年12月11日

（2009-04-29 23:55:43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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