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喚教會大學的回歸

據報，截止2009年7月，全球已開辦孔子學院268所，已開辦孔子課堂72所，合計340所，分布于83年國家和地區。其中，亞洲26個國家93所，非洲16年國家23所，歐洲28個國家122所，美洲11個國家91所，澳洲2個國家11所。中國在外國大半教育，當然是好事,起碼說明中國走向世界的腳步在加快。然而，交流總是雙向的——我們在對外輸出教育的時候，是不是也應該考慮對內輸入教育呢？畢竟，中國只是個發展中大國，外國先進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和教育管理，都是我們十分奇缺而又亟待輸入的寶貝呵。其實，在歷史上，我們并不乏輸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成功經驗和成效。譬如，曾經在中國大地上遍地開花的教會大學就是顯著的例子。說到教會大學，我們第一印象就是那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然而，事實上，教會大學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它的發展變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學是培養社會精英的高等教育機構，青年學生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念、行為規范、學業基礎乃至初步的工作能力，大多在這里滋育形成。因此，教會大學校園內連綿不絕的中西文化的碰撞與融會，便屬于中西文化交流較高與較深的層次。迄至1949年為止，中國教會大學雖然只有十幾所，學生所占比重也不過是全國大學生總數的10～15％，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特別是在20世紀20年代以后，教會大學在中國教育近代化過程中起著某種程度的示范與導向作用。因為，它在體制、機構、計劃、課程、方法乃至規章制度諸多方面，更為直接地引進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從而在教育界和社會上產生頗為深刻的影響。說到這些大學的特點，首先是它的先進的教育理念。相對于傳統封建教育而言，教會大學是一種破壞力量，它對傳統封建教育培養仕宦之才的教育理念，國家嚴格控制各級官學的管理體制，以儒家倫理道德的涵養為主的教學內容以及把儒家典籍作為千古不變的基本教材等等，都是一種沖擊。這一點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相當一段時期內得到了較充分的體現。應該說，在傳統封建教育的衰敗、瓦解直至被廢除的歷史過程中，教會大學所起的作用，總的來看，是加速而不是延緩了這個過程。而對于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的新式教育的萌芽而言，一方面，教會大學所強調的宗教教育、它的試圖使中國基督化的辦學目標，與新教育的指向并不一致。因此，在所有聘請外國傳教士擔任教職的國人自辦的新式學堂中都有不準傳教和進行宗教活動的明確規定；教會大學為培養宗教人才而設置的課程、所采取的種種具有宗教色彩的有形、無形的舉措，始終未被認同。另一方面，教會大學從一定意義上講，又是被視為西方教育的移植體，對于一切有志于學習西方、改革封建教育、培育人才以圖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志士仁人而言，教會大學在諸多方面又具有示范、導向和借鑒的意義。其次是它的實踐性。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教會大學盡管一般規模不大，但大多辦得有自己的特色，特別是在農學、醫學、女子高等教育方面具有領先地位與較大貢獻。它不僅通過自己培養出的專業人才、而且還通過在校師生的專業實踐，直接在若干領域為中國的現代化作出重要貢獻，如金陵大學的農業改良與農村調查，燕京大學的新聞學系與社會學系，華中大學文華圖專的圖書館專業，東吳大學的比較法學，圣約翰的商科等等，在社會上都有出色的表現。最后是它的自由度。中國教會大學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在一個較為封閉的大環境中形成了若干個較為開放的小環境。與國立大學相比較，教會大學的中國師生與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社會有較多直接的接觸，思想比較活躍并且享有較多的自由。同時，也由于更為經常直接感受某些外國勢力如政治、宗教、種族偏見的刺激，比較容易觸發民族反抗情緒乃至滋生革命思想。所以，歷次反帝愛國運動與民主革命運動，都有大批教會大學師生積極參加，有的教會大學甚至成為愛國民主運動的重要據點。從這個角度來看，教會大學史對于研究近代中國政治史、革命史也有一定意義。另外，教會大學還成為我們與外部世界的一個窗口。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個雙向對流的運動過程。中國教會大學既是基督教文化與近代西方文明的載體，同時它又處在東方傳統文化環境與氛圍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走向本土化、世俗化。中國教會大學的發展，歸根到底，還得取決于它對中國國情與社會需要的適應能力。許多長期在中國教會大學工作的西方教職員（包括一些傳教士），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國文化的熏染，在不同層次與不同程度上吸收中國文化，并且將其帶回西方故土。所以，對于有些西方人來說，教會大學又是一個觀察、了解中國文化與中國社會的不大不小的窗口。正是因為教會大學有這些特點，所以他們在中國的教育實踐中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們不妨以名揚中外的清華大學為例。清華大學是我國著名高等學府，在它的發展過程中，曾有4位校長（周詒春、曹祥云、嚴鶴林、趙國材）是圣約翰的畢業生，人們甚至戲稱清華為圣約翰的“殖民地”）。在20世紀20年代收回教育權運動之后，教會大學先后向中國政府立案，由中國人擔任校長。這些中國人校長絕大多數都有在教會大學學習的經歷，如吳貽芳（畢業于金陵女子大學）、王世靜（畢業于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劉湛恩（畢業于東吳大學）、韋卓民（畢業于文華大學）、陳裕光（畢業于金陵大學）、張凌高（畢業于華西協合大學）、陸志韋（畢業于東吳大學）、林景潤（畢業于福建協和大學）等等。他們當中有的人擔任這些大學的校長達20多年，如吳貽芳之于金陵女子大學、陳裕光之于金陵大學等，為這些學校的發展嘔心瀝血，貢獻出畢生的精力。此外像我國著名幼兒教育家陳鶴琴（圣約翰大學）、著名教育家孟憲承（圣約翰大學）等均有在教會大學學習的經歷，孟憲承還曾在圣約翰大學工作過相當長時間。這里有必要專門介紹一下圣約翰大學。這所大學前身是1879年美籍猶太人施約瑟創辦的上海圣約翰書院，1896年即改組成滬上唯一高等學府，是中國首個全英語授課大學，以“光與真理”為校訓。它早在1905年就在美國華盛頓州注冊，辦的教育比美國還要美國化，有“東方哈佛”和“外交人才養成所”之雅稱，學生多是政商名流的后代或富家子弟。這所牛氣沖天的名校直到1947年才向國民政府注冊，是最晚向中國政府注冊的教會大學。圣約翰大學創下了民國教育的多項第一，尤其是在體育教育上遙遙領先。比如擁有中國第一個現代化體育館，舉辦了中國第一次校園運動會。畢業于圣約翰的林語堂就是位體育健將，曾經在學校創紀錄地一次上臺領獎四次。多年后他仍對母校的體育教育津津樂道：“倘若說圣約翰大學給我什么好處，那就是給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學是不會得到的，我學打網球，參加足球校隊，是學校劃船隊的隊長。”圣約翰除了培養像林語堂這樣出色的高材生，還有張愛玲、鄒韜奮、顧維鈞、宋子文、榮毅仁、劉鴻生、貝聿銘、施肇基……一大批影響時代的學生。隨著畢業生一批批進入社會，為母校贏得了斐然的聲譽。此外，比如燕京大學的社會系和新聞系，齊魯大學的農科和醫科，圣約翰大學的外語和醫學，嶺南大學的教育、商科及社會科學，之江大學的建筑、土木工程，以及滬江大學的化學……一大批影響時代的學生。隨著畢業生一批批進入社會，為母校贏得了斐然的聲譽。    這些教會大學的文憑都得到歐美國家承認，有的學校畢業后可以直接進入美國大學研究生院學習，有的則只需補修30個本科學分就可。無疑這些教會大學使中國高等教育與西方的差距一下子縮短了幾百年，它們中佼佼者的水平接近了同時代歐美一般大學的程度，已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總結這些教會大學的成就，我們起碼可以得出一下幾點：第一，這些大學促進中外高等教育間的交流與合作，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教會大學是基督文化與現代西方文明傳播的載體，它輸入西方文化，成為西方文化的傳導者，它把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想文化、價值觀念、生活方式輸入到中國，不但對中國教育的進步，而且對中國整體社會的近代化都產生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加速了國人對西方文化世界的了解。同時，它又將中國文化介紹到西方，成為中國文化西傳的媒介。第二，為近代中國工農業的發展和社會服務培養了許多寶貴的人才，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國高等教育的近代化歷程教會大學在其存在的幾十年中為中國社會培養了各類人才，他們活躍于社會的各個行業，為舊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如燕京大學1924年創辦的中國第一個新聞專業，高質量畢業生受到國內各大新聞媒體的青睞；協和醫學院圍繞高標準、高質量，經過嚴格的淘汰，培養出一批拔尖的醫學人才，如建國以前國民政府醫藥衛生部門的高級官員大多系協和出身。第三，為中國高等教育的建立與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和許多可供借鑒的寶貴經驗。由于教會大學在向中國政府立案注冊前，必須進行財政預算，而且在圖書館、實驗設備、系科數量和類型以及教師資格等諸多方面都有一系列的最低標準，這就促使教會大學的實力得以加強。同時，由于教會大學大多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支持與保護，使得它們在戰爭年代免于遭到毀滅性的破壞，這顯然是對中國有限教育資源的有益補充。同時，教會大學還將西方的辦學模式、教學內容、人才培養、適應社會等許多方面帶到中國，這為中國的近代高等教育提供了嶄新的內容，使我國高等教育教育在起步階段就有許多寶貴的經驗可以借鑒。今天的中國，正在走向民族的偉大復興。吸取全世界各個國家的優秀科技文化，乃是這個進程的必由之路，而這條路的終南捷徑，勿庸置疑，就是大量引進其先進教育——對外國開放教育，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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