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我國古代的公文保密制度

　　作為一種重要的公文處理制度，公文保密制度的存在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不過對其進行研究卻較為薄弱。其實，公文保密作為古而有之的信息防范行為，關系到國家的安全和利益，因而古代各個王朝都十分重視，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我國古代的公文保密制度，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一、從公文之外進行保密

　　公文保密制度自夏朝之后，開始慢慢的發展，在商朝設立守藏史，他們的主要職責專門負責保管政府公務文書和典冊，除了他們其他人無權查看，到了周朝取代商朝以后，也繼承了商朝的公文保密傳統，將文書正本收藏于天府，天府用現在話來說就是最早的中央檔案館，天府也是最早的官府檔案館。《周禮》記載：“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禁令。”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歷史的動蕩時期，這一時期的公文保密制度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各個諸侯國采取了多種措施防止公文泄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文書上以璽印封緘，并在傳遞過程中使用“封泥”。在接到公文的時候要查看印璽以及泥封是否完好，來判斷公文在傳遞的過程中是否被他人窺測等。

　　到了秦漢時期，公文出現了泥封，《舊漢儀》記載：“天子信璽皆以武都紫泥封”，當時的公文主要是竹簡，上奏的官員要仔細將竹簡捆好，并在上面糊上泥團，在泥上印上自己的璽印，然后放在火上燒烤，讓泥變得干硬。隨后將奏章送上去比如送給皇帝，然后皇帝要自驗査，如果看見封泥完好，沒有被奸人私自偷拆閱 覽，才可敲掉泥封殼御覽。特別是在1995年陜西西安北郊相家巷村一處發現了2000多枚秦代封泥，封泥上的鈐印顯示，當時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各類官員都使用泥封的方法傳遞秘密公文。

　　但是有一個問題，這種泥封在運輸的過程中也難免破損，畢竟泥封容易破裂，于是在西漢出現了“斗檢封”，“檢”就是一塊竹、木板，在其中間挖出上小下大的覆斗狀空間以容納封泥，兩邊穿孔打通以穿過系繩，封裝時將封檢和文牘按照一定的規則捆綁在一起，系扣結在封斗處，封泥厚度與封檢齊平，再鈐以印戳。覆斗狀保證了封泥不會脫落，封檢保證了封泥 不會意外損壞，提高了秘密文書封裝的穩定性。

　　此外西漢還出現了一種皂囊重封”的封裝方式，皂囊是一種雙層口袋，黑布面、白布里。 “皂囊重封”是指皇帝先對書簡進行璽封，放入黑色布袋后，由尚書令或是御史中丞在布袋外再用自己的印在外面加封，實現了雙重加密。不光是皇帝下的詔令，漢代臣民給君主上書也有重封。

　　到了宋代公文保密有了長足的發展，形成了真正的保密制度，宋代建立了“實封”制，也就是說官員呈奏的秘密文書，皆須將其封皮折角重封，兩端蓋印，無印者書官名，封面不準粘貼摘要。官員在外地呈奏的秘密公文，只貼“系機密”或“急速”字樣，并規定，若發現依例應該實封而未實封的公文，其主管官員將被嚴懲。

　　到了清朝，有了更為嚴格的規定，具折人必須將奏折放入封套，再放入折匣并鎖好，才能交給他人呈進。

　　饒旬宣所作《饒嵩生折譜》對封套有這樣的描寫： “請安折封套，外用云龍黃綾，內用黃粉箋裱。長六寸四分、寬三寸一分、上下掩首各寬五分。”“折匣長八寸八分，闊四寸四分，高一寸五分。內用黃綾裱底，外用黃漆漆之。”雍正二年十一月上諭中，有“朕將內制皮匣，發于諸臣，令封鎖奏達”的字樣，密疏應該是內外兩層，外面是木頭匣子，里面是一個活動的、可以取出的皮匣子。雍正五年，福建巡撫常賚官署失竊，丟失了鑰匙，于是只得向將軍石禮哈借用開鎖，可見木頭匣子外面是有鎖的，應該還不是尋常的鎖。

　　所以說中國古代采取了不少措施保護公文的。

　　二、從公文本身進行保密

　　這個主要是針對當時公文的書寫進行規定，以達到公文的保密性，其實公文書寫是比較嚴格的，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幾點。

　　1、相關官員要親自譽錄，一般不能代筆，并且不能有外人在場，書寫完畢后加蓋自己專屬的印章，確保公 真實性。在明朝朝有更加嚴格的規定，必須要用楷書，而且要保持頁面干凈整潔。

　　2、書寫公文是一件比較嚴格的事情，比可能一蹴而就，有時候也需要草稿，但是正是公文形成之后，草稿要注意銷毀，為就是保密性。對于起草公文的機構，也要求比較嚴格，外人不得擅自入內，比如唐朝的中書和門下兩省是決策和審核機構，如果想要入內必須要向御史臺報備。最嚴格的的還是當初清朝的軍機處，在軍機處所用聽差皆選用十五歲以下不識字 的少年；各部院大小官員都不得擅入 軍機處，其窗前、階下均不許閑人窺 視、站立。為的就是公文行文的保密。

　　3、重要公文不能在私人住所 撰寫，怕被家人發現，這是出于信息保密的需要。不僅不能在家起草公文，就是在家也不能討論朝政，當然也是出于保密的需要。

　　三、對泄密的懲罰

　　制度再怎么好，也需要有人執行，當然也會泄密，公文很多的時候里面含有官府的決策等，泄露給相關人員可能會有巨大的利潤自然會有人冒險泄露，所以對于泄密自然要進行處罰，所以古代人不僅注重保密措施的細節嚴密，同時對泄密之人，無論 他是不小心說漏，還是“正大光明” 的言說，都要受到極其嚴厲的懲罰。

　　公文保密制度比較完善是形成，唐朝對于泄密公文的官員根據泄密程度大小給予不同程度的懲罰，其中規定每個盜竊國家機密文書的人，要服刑勞役兩年；偷盜普通公文書，要“杖一百”；而重要的文書，又要“加一等”。同時也規定， 每個收發官文的人如果私自査看官文 內容，根據不同的行為，處以不同數 值的杖刑。

　　唐朝就有宰相頂風作案被皇帝給懲罰，唐德宗時期的宰相竇參，在宰相任上的時候就經常給自己的侄子竇申商議官員的任免，甚至有些公文也給侄子看，竇申為謀求錢財，在叔侄倆達成一致后，便暗地泄密到被任命為為官的人耳中，以此收取那人的賄賂，"泄密”成了叔侄二人的生財之道。唐德宗大怒，將其二人貶官并且進行嚴厲的懲罰。并且《唐律疏議》中規定，“諸漏泄大事應密者，絞；非大事應密者徒一年半”。

　　《明律·吏律·職制》中規定: “諸衙門官吏，若與內官及近侍人員互相交結，泄漏事情，夤緣作弊，而扶同奏啟者，皆斬妻、子，流二千。"也是怕泄密，畢竟這些人能夠接觸到公文，一旦泄露出去產生的后果相當嚴重。

　　所以古代對于公文十分重視，不僅催生出了保密措施，也出現了懲罰措施，形成完成的保密制度，這對現在的保密工作也有極大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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