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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域經濟新標桿論文
從小學、初中、高中到大學乃至工作，大家都不可避免地會接觸到論文吧，論文是進行各個學術領域研究和描述學術研究成果的一種說理文章。怎么寫論文才能避免踩雷呢？下面是小編整理的縣域經濟新標桿論文，歡迎閱讀與收藏。
縣域經濟新標桿論文 篇1
一、前言
我國在長期經濟分權過程中保持了政治上的高度集權體制，這種政治集權與經濟分權的交錯式架構提供了一種激勵地方官員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治理方式(周黎安[1];王永欽等[2])。這種治理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功同時也暴露出一些弊端，如資源配置效率低下，以及過分強調GDP的政治競爭機制強化了地方政府在地區保護主義色彩和掠奪型策略行為等(周業安[3];周黎安[4];賈俊雪等[5])。
不可否認，中國的財政分權是在維系政治集權框架下，依托多重目標任務下的相對績效評估方式，以官員委任和晉升為激勵手段，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斷地調整它們的財政關系的過程中實現的。政治集權背景下的制度裁量和修正具有明顯的“事后”特征:即鼓勵地方政府的GDP增長競爭以及相應的實驗與創新，針對暴露出來的不足與缺陷，基于政治集權背景運用政治、經濟、行政等多種手段加以彌補。
在這一背景下審視轉移支付，似乎不能將其看做是財政分權格局中相對于公共支出和稅收領域的一個次要內容，而是政治集權背景下試圖糾正財政分權增長機制缺陷、提高分權增長績效的一個重要手段和內生變量———當前，無論是轉化經濟增長方式、保障民生，還是改善公共品供給，都能看到轉移支付越來越凸顯的身影。2011年發布的十二五規劃綱要要求“增強縣域經濟發展活力”，為此，需要“擴大縣域發展自主權，穩步推進擴權強縣改革試點”。同時，“建立健全縣級基本財力保障制度，增加對縣級財政的一般性轉移支付，逐步提高縣級財政在省以下財力分配中的比重。”可以預見，在未來一段時期內，轉移支付在政府間財政關系，特別是縣級財政中的地位和作用將會得到進一步強化。由于現有關于中國財政分權增長的研究普遍集中在省級政府層面，對于作為分稅制體系中“神經末梢”的縣級財政鮮有涉足，因此，本文可以提供了一個新穎的研究角度。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命題
從理論上說，轉移支付可以通過稅收領域和公共支出領域對財政分權增長機制產生影響。現有一些文獻已經證實了一段時期內轄區間稅收政策的策略性特征(李永友等[6])，即為了提高本轄區在爭奪外部資源和稀缺性流動資本的競爭能力，轄區之間必然開展稅收競爭。由于財政管理制度的改進、稅收管轄權的歸屬，以及稅收優惠和策略性稅收政策所具有的粗放式特征，這種橫向的轄區間稅收競爭沒有成為財政分權增長機制中的一個持續性策略。
但是，從縱向的政府級層間來看，收入自治和稅收管轄權劃分仍是轄區政府實施經濟激勵所涉及的主要內容之一。理論上已經證明，轉移支付可能會對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動力產生負面影響(龔六堂等[7])，在激勵地方官員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治理模式下，轉移支付規模越大，則意味著“經濟人”地方政府發展轄區經濟，“做大做強本級稅基”的激勵也會越弱，即轉移支付有可能不利于經濟增長。
至于公共支出領域，圍繞經濟建設和基礎設施支出競爭，為了盡可能提高支出方面的競爭力，轄區政府就會通過其他非規范手段從私人部門獲取可以使用的資源或減少其必要的支出義務，包括預算外收入膨脹和轄區各種形式的隱性債務(張軍等[8])。
這種機制對地方政府形成了一種“驅趕”效應:逐步使得地方政府將財政收入的重點由預算內轉到預算外、由預算外轉到非預算，收入來源上從依靠企業到依靠農民負擔和土地征收，從側重“工業化”到側重“城市化”(周飛舟[9])。這一背景下，基于政治集權背景下的轉移支付也能夠提供一種糾正作用，特別是在財力窘迫、支出需求旺盛的政府級層和轄區內，通過轉移支付對轄區政府公共支出的激勵和引導作用，從而產生了一種與地方政府公共支出領域引資競爭相反的效應———通過糾正財政支出結構失衡，保障教科文衛以及社會保障等事業以促進人力資本、公共服務和社會發展，從而有利于轄區內的經濟增長。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第一個研究假說。
假說1:轉移支付對分權增長機制的影響不僅體現在稅收領域，也體現在公共支出領域，并且這兩種效應的作用相反。
除了通過公共支出和稅收收入對分權增長機制產生相異的影響之外，不同類型的轉移支付也可能存在差異，從而使得問題進一步復雜化。Davoodi和Zou[10]認為，對應性轉移支付會扭曲地方政府的支出行為，對應性轉移支付的授權應該屬于轉移支付的授予方，而一攬子或非條件型轉移支付的權力應該給承擔支出的那級政府。從一般意義上來說，盡管存在政治尋租、管理效率等因素的干擾，施加了配套比例、指定用途等各種附加條件的對應性轉移支付所能體現的調控功能，以及激勵和規制轄區政府公共支出方面的效果會更為顯著，而作為地方政府準自有財源的稅收返還和無條件轉移支付的效果相對較弱，地方政府會更傾向于將這部分資源用于“吃飯財政”和人頭費開支以購買“政治支持”(cai和Triesman[11])，或者如同Bardhan和Mookher-jee[12]所指出的，由于相比于高層政府，地方政府更容易受到地方利益集團的約束，因此它需要在提供有效公共產品與供養財政人口之間做出權衡以滿足地方特定的利益集團。基于以上思路，本文提出第二個研究假說。
假說2:不同類型轉移支付在財政分權增長機制的作用存在差異。那種越有利于體現和貫徹上級政府調控意圖的轉移支付類型，在轉移支付的分權增長機制中表現越顯著。
當前，大量研究已經表明分稅制改革以來的轉移支付體系具有明顯的逆均等化效應(Tsui[13])，轉移支付不但沒有起到均等縣級財力的作用，反而拉大了財力差異(尹恒等[14])。那么，作為轉移支付體系的另一通行目標———基于發展考慮的激勵作用表現如何?當前，在地區GDP增長競爭中，發達地區表現出了更強的競爭優勢和經濟績效，包括吸引外資和發展外向型經濟中的優勢格局，以及各地區工業集聚程度和經濟開放進程，也包括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勞動力市場等方面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能力。
這樣，地區差距和競爭格局會使得轉移支付對分權增長績效的影響在轄區間存在一定差異。發達地區盡管在轉移支付分配格局中占據了有利地位，但轉移支付激勵所能夠體現的增長效應可能相對較弱，而貧窮地區由于其相對孱弱的社會資源和經濟稟賦，轉移支付反而可能會創造出相對更高的增長收益。因此，本文提出了第三個研究假說。
假說3:轉移支付的財政分權增長績效會表現出地區間差異。其差異表現為轉移支付在分權增長機制中具有收益遞減效應，即轉移支付在占據有利分配地位的發達地區中的增長收益反而相對較弱。
中國的財政分權是一個維系政治集權框架下不斷地調整政府間財政關系的過程。那么，轉移支付在財政分權格局中將會是一種什么樣的走向?論文的基本判斷是，由于政治集權背景下財政分權增長機制的路徑依賴和體制慣性，以及政府治理中越來越明顯的多重目標任務模式，利用轉移支付控制和引導地方政府行為已經成為一個必然的政策反應，并得以不斷強化。特別是對發達地區而言，一方面，由于對應性轉移支付的調控功能更強，更能體現上級政府的意圖，上級政府對其有著強烈偏好，另一方面，由于對應性轉移支付需要地方政府配套資金，而發達地區在這方面具有更大優勢(Tsui[13])。這樣，論文提出第四個研究假說。
假說4:政治集權和經濟分權交錯結構下的轉移支付存在不斷強化的擴張趨勢，這種擴張趨勢在發達地區可能表現得更為顯著，并使得區域間財力差距進一步擴大。進而，論文需要回答一個關鍵問題:是繼續維系當前這種“小地方稅、大地方支出、大轉移支付”格局，通過一個利維坦式的轉移支付體制去彌補不平衡，促進經濟增長;還是致力加強地方稅、賦予地方必要的稅收權限、減少向地方政府下放支出責任和轉嫁赤字更加有效?換言之，分權與集權的最優區間在哪里?假說5:需要扭轉目前這種“小地方稅、大地方支出、大轉移支付”格局，尋求轉移支付的合適定位，這樣才能更有利于當前背景下的縣域經濟增長。
三、計量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現有實證研究中對于如何度量財政分權的爭議體現在兩方面，其一是究竟應該從支出還是收入領域來衡量分權;其二則是如何處理轉移支付。前期的研究中往往傾向于使用收入指標來衡量財政分權，一些研究側重于財政支出之比來進行衡量，如使用地方人均預算內外財政支出占地方人均預算內外財政支出和中央人均預算內外財政支出之和的比重來衡量財政分權(王文劍等[15])。新近的一些研究意識到孤立二者中的任何一方可能都有不妥，開始結合收入和支出兩個層面進行分析，如傅勇和張晏[16]使用各省預算內人均本級財政支出/中央預算內人均本級財政支出，并輔助使用人均財政收入分權指標和扣除凈轉移支付的人均支出分權指標，但這種做法卻忽略了轉移支付的影響。
基于本文研究的思路，論文并沒有采用現有研究中直接界定財政分權度量指標的通行做法，而是立足于收入自治、轉移支付和公共支出這三方格局，通過刻畫縣域政府行為及其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互動影響，從而提供了對財政分權增長機制的一個新的觀察。為此，論文采用了聯立方程模型來實現這一目標，依次用方程(1)至(4)表示經濟增長、地方稅、公共支出和轉移支付的決定方程。并且，論文在定義變量及構造相應指標時涵蓋了現有縣級財政體系中的一般預算收支、基金預算收支和預算外財政專戶收入，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現有研究在數據完整性方面的不足。計量模型設定與變量定義如下:lngdp=f1(lngrtt，lngrte，lnfex，lnff，lnep，lnec)(1)lntl=f2(lngttt，lngrtt，lnfex，lnff，lnec)(2)lnep=f3(lnec，lngrte，lngttt，lngg，lngs，lnfex，lnff)(3)lnga=f4(lngdp，lngrte，lngrtt，lnfex，lnff)(4)方程(1)是增長方程，變量lngdp表示各縣域范圍內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對數值水平。在方程右邊，按照前文中理論分析思路，分別控制了轉移支付與縣級政府公共支出和稅收收入之間的依存度，前者用轉移支付總規模ga(由稅收返還、對應性轉移支付和非條件型轉移支付三者合計而成)與縣級政府公共支出ep和建設支出ec之和的比例的對數值水平(lngrte)，后者用ga與縣級政府自有稅源(用縣級政府共享稅收入tt、縣級政府獨立稅源tl和稅收返還部分gt三者之和表示)之比的對數值水平(ln-grtt)衡量，用以捕捉轉移支付通過地方政府稅收和公共支出領域所可能釋放的性質相反的效應(假說1和假說5)。同時，為了反映“攫取之手”的潛在影響，引入了lnff和lnfex分別表示基金預算收入和預算外財政專戶收入規模的對數值水平，這樣，可以對包括土地出讓金在內的縣級政府非稅收入情況進行考察。此外，依照內生增長理論框架和中國經濟增長研究的實證思路，論文在模型中區分了公共支出(ep)和建設支出(ec)，按照現有財政收支分類口徑，前者是包括一般預算中的農業支出、林業支出、水利和氣象支出、教育支出、科學支出、醫療衛生支出、公檢法司支出和社會保障補助支出，以及基金預算中文教部門基金支出、社會保險基金支出、土地有償使用支出、地方財政稅費附加支出之和的對數值水平(lnep)，而建設支出使用一般預算中的基本建設支出與基金預算中的工業交通部門基金支出、商貿部門基金支出和其他部門基金支出(主要用于旅游開發)之和的對數值水平(lnec)表示。
在地方稅方程里，內生變量是縣級政府獨立稅源(tl)的對數值水平(lntl)，獨立稅源(tl)用縣級政府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耕地占用稅、契稅和煙葉稅等地方獨享稅種之和來衡量，解釋變量中，為了反映共享稅中的稅收分成比率對地方政府收入的影響，將稅收返還gt與地方政府共享稅總收入(tt和gt之和)比值的對數值水平(lngttt)作為一個控制變量，地方政府共享稅收入變量tt包括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在內。同樣，引用了lnff和lnfex作為另外兩個控制變量，并考察建設性支出(lnec)對縣級政府稅收收入的影響。
在公共支出方程中，內生變量是縣級政府公共支出(ep)的對數值水平(lnep)，在方程右邊引入變量lnec以考察兩者之間的關聯甚至沖突。同樣，引入變量lngrte、lnff和lnfex控制相關影響。為了驗證假說2，考察對應性轉移支付和一攬子或非條件型轉移支付的影響差異，使用一般預算平衡部分中的專項轉移支付、民族地區轉移支付、農村稅費改革、取消農業特產稅和降低農業稅率、緩解縣鄉財政困難、農村義務教育補助之和的對數值水平(lngs)表示對應性轉移支付，而后者用一般預算平衡部分的一般性轉移支付補助和基金預算平衡部分的補助收入之和的對數值水平(lngg)來表示。同時，引入變量lngttt(共享稅返還分成率)來反映稅收返還所具有的不同影響。
方程(4)是轉移支付方程，它與前三個方程共同刻畫了轉移支付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雙向因果性關聯。論文使用變量lngrtt和lngrte反映既定財政分權格局，并將lnff和lnfex作為控制變量引入方程，集中考察縣域經濟增長對轉移支付的驅動影響，以驗證假說4。
限于縣級數據的可得性和滯后性，論文采用了《2006年全國地市縣財政統計資料(內部資料)》。
剔除缺失值之后的總樣本包括全國(不含港澳臺地區)31個省的2388個縣級財政單位。同時，為了刻畫不同地區中的群分現象(假說3和假說4)，論文設計了兩個子樣本，分別是指不包括上級稅收返還和各項補助在內本級財政一般預算收入達到1億元以上的富裕縣，這一樣本包括1448個觀測值，占總有效樣本數的比例為60.63%;另一類則是指包括各類型轉移支付、一般預算收入、基金預算收入和財政專戶收入等在內的財政收支年終滾存凈結余為負數的貧窮縣，這一樣本中觀測值個數為501個，占全部縣樣本20.98%。
論文在估計方法上使用了3SLS法，并設定使用迭代收斂估計。3SLS法較為簡潔，它滿足一致和漸進有效性，有利于克服異方差現象，在統計性質上優于單方程2SLS法和LIML(有限信息極大似然估計法)，并且，在使用方程組估計時，3SLS估計量對于非正態分布干擾具有穩健性，這相對于FIML(完全信息極大似然估計量)來說具有很大優勢。同時，為了檢驗論文互為因果性的建模思路，特別是檢驗省略變量的偏誤影響和方程估計結果的穩健性，論文使用了似不相關回歸方法(sur)對聯立方程回歸提供佐證。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估計結果如表1-表3所示，分別表示全部縣、富裕縣和貧窮縣樣本的方程(1)-(4)估計結果，作為討論轉移支付、稅收、公共支出和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的基礎。總體而言，絕大部分變量的顯著性程度和模型總體擬合程度較好。對于收入自治、轉移支付和公共支出這三方格局下的縣域政府行為及其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互動影響，能夠得到以下幾方面認識。
首先，表1回歸方程(1)中變量lnfex系數估計值表明，預算外收入情況與縣域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在富裕縣地區也是如此(表2·89·回歸方程(1))。如同現有文獻所指出的，由于可控稅收資源的有限性，轄區政府會熱衷追逐各種形式的不規范的非稅收入，通過提升轄區在支出方面的競爭力，以獲取GDP增長競爭中的更有利地位。但是在貧窮地區，這種“發展之手”特征并不明顯，地方政府往往更多地充當了“攫取之手”，在有限的財政資源條件下，地方政府會優先考慮諸如“吃飯財政”、人頭費和行政費開支等方面的需求，這時，如同表3回歸方程(1)中所揭示的，基金收入和預算外財政專戶收入與縣域政府經濟增長之間就不會是一種正向關系，相反，對非稅收入的追逐可能成為阻礙經濟增長的一種原因。
其次，從總體上看，縣域政府中存在較為顯著的.財政支出結構失衡現象，作為“GDP增長競爭的代價”(傅勇等[16])，縣域政府往往需要在經濟建設性支出和公共支出之間作為一種替代式的權衡，這從表1中的公共支出方程可以看出，變量lnec的系數估計值為-0.009。這種趨勢在貧窮縣地區表現得更為明顯，變量顯著性程度也更高，表3的公共支出方程中，變量lnec的系數估計值為-0.047。但在富裕地區縣域政府中，公共支出與經濟建設支出之間存在一種不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也說明富裕地區在有利競爭局面下可能形成一定程度上的“疊加優勢”———轄區內經濟稟賦和社會資源積累的一種良性互動。
再者，從表1-3的地方稅和公共支出方程中可以看出，基金收入和預算外收入具有顯著為正的影響作用。但是，發達地區與貧窮地區相比，在“做大做強本級稅基”的行為動機中，單純通過非稅收入達到這一目的特征較為微弱(相比較于表3，表2地方稅方程的lnff和lnfex系數估計值水平更低)，相反，通過獲取各種非稅收入進而提升轄區在支出方面的競爭力的特征卻更為明顯(相比較與表3，表2公共支出方程的lnff和lnfex系數估計值水平更高)，地方政府行為在此表現出一些細微差異。
最后，地方稅方程中的共享稅返還分成率(lngttt)在三個樣本中不是很顯著，符號也不一致，這說明共享稅分成比例對地方稅收入的影響總體上較為模糊。當前稅制格局和經濟形勢下，通過培植獨立稅種以獲取收入對地方政府的激勵很微弱，結合地方稅方程中lnec變量的顯著為正，說明地方政府經濟建設支出的主要著力點依然是服從我國以流轉稅和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格局，地方政府理性的稅收行為依然是追逐以增值稅和所得稅為代表的共享稅種。
總體來看，目前財政分權體制下的縣級政府行為是一種總體同質化情況下的群分，從方程(1)-(4)中各變量系數估計值的顯著性程度和性質來看，富裕縣與貧窮縣的分權增長機制具有相似性質，無論是富裕地區還是貧窮地區的縣級政府都一定程度上能夠觀察到“援助之手”、“發展之手”和“攫取之手”的影子。盡管由于存在地區間的差異性，地區間競爭對不具有先天優勢的地區而言激勵效應較弱(Cai和Treisman[11])，但實證結果表明，貧窮地區也沒有出現“破罐破摔”式的極端化行為。這一狀況無疑是政治集權和經濟分權交錯結構下的必然結果，以GDP為主的政績考核制度和相對績效評估方式下，地方政府積極參與“自上而下的標尺競爭”，同時，地方官員也會效仿其他地方的相關政策來發展本地經濟，這種相互學習和影響不斷強化，結合基于政治集權背景下政治、經濟、行政、文化等多種手段的干預，使得地方官員的行為具有同質性，避免了地方政府行為上的兩極分化。依照對縣域政府行為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總體把握，論文對前文中提出的若干假說展開檢驗。
假說1的得證非常明顯。從轉移支付的分權增長機制來看，轉移支付通過地方政府稅收和公共支出領域釋放出了兩種性質相反的效應。表1-3的增長方程中，變量lngrtt和lngrte均顯著，并且符號相反，這意味著二者分別對縣域經濟增長產生了性質相異的影響，前者對縣域經濟增長有抑制作用，而后者呈現出一種正面的積極作用。這一特征也可以從表1-3的公共支出方程和地方稅方程得到體現，與理論預期相一致的是，變量lngrtt和lngrte表現的是兩種性質相異的影響作用。
假說2可以通過方程(1)和(3)的估計結果得以證明，表1-3表明，在既定的分權框架下，公共支出方程中的變量lngg和lngs對縣域政府公共支出水平存在顯著激勵作用，并進一步將這種效應傳遞至經濟增長(3個樣本中，增長方程(1)中lnep變量系數估計值水平顯著為正，并普遍高于lnec變量)。
與理論解釋中的預期相一致，各類型轉移支付之間存在明顯差異。相對于lngg和lngttt變量，lngs對公共支出，乃至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這不僅體現在全部縣樣本，在富裕縣和貧窮縣也是如此，這證明了不同類型的轉移支付對財政分權增長機制的影響可能會存在差異。對應性轉移支付作為更能體現和貫徹上級政府意圖的轉移支付類型，憑借其相對突出的預算約束功能和可靠性，從而更有利于保障教科文衛以及社會保障等社會民生事業，促進人力資本積聚、社會能力和經濟增長，因而在轉移支付的分權增長機制中表現更為顯著，相比而言，lngg和lngttt變量的激勵效應較弱，但這種影響也具備顯著意義。
對于假說3，表2-3的估計結果顯示，在富裕縣地區的公共支出方程中，共享稅分成比例和無條件型轉移支付變量的估計值水平分別為0.091、0.077，這明顯低于貧窮縣地區中0.155、0.110的相應水平，而富裕縣地區對應性轉移支付變量的系數估計值水平為0.381，更低于貧窮縣地區0.740的估計值水平，同時，這種激勵作用進一步傳導，使得貧窮縣地區的公共支出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達到了1.125個百分點的顯著作用，明顯高于富裕縣地區0.699個百分點的增長作用。聯系到現有文獻中業已證實的縣級轉移支付中所體現出的逆均等化效應，這無疑是在說明，在占據轉移支付分配有利地位的富裕縣地區中，轉移支付的分權增長績效反而相對較弱，而經濟稟賦有限、地區競爭中處于劣勢的貧窮地區，轉移支付這種外部資源反而能夠體現出更高的增長收益，轉移支付分配格局中呈現出地區間經濟增長效應遞減的現象。
同時，方程(1)-(4)的估計結果也驗證了假說4這樣一種經驗事實和理論觀點:在當前的財政分權框架下，轉移支付具有分權增長績效，而隨著GDP增長又會進一步加大對轉移支付的需求規模，這種雙向因果關系在富裕地區表現尤為突出，表1-3中的方程(4)的估計結果表明，GDP增長1%，富裕縣、全部縣和貧窮縣的轉移支付總規模會增加1.31、1.288和0.857個百分點，這預示著轉移支付規模會隨經濟發展而持續擴大，并且，總體來看會以超過經濟增長的速度擴張，這無疑是一種瓦格納法則意義上的轉移支付擴張。同時，從富裕地區到貧窮地區逐漸遞減的擴張趨勢意味著，如果不加干預，轉移支付的逆均等化效應會愈演愈烈，而地區間的財政能力差距也因此進一步擴大。
假說5是全文的關鍵，也是最需要厘清的一個問題。結合表1-3中的增長方程、公共支出方程和地方稅方程中變量lngrtt、lngrte的性質和系數估計值水平，以及前文中的4個假說證明過程，可以發現，無論富裕縣、貧窮縣，還是從總體情況來看，轉移支付、地方稅和公共支出三方格局下的分權增長績效已經呈現了一種凈效應為負的狀況，并且，從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這種負的凈效應在貧窮地區表現得更為明顯。這一現象的緣由在于，富裕地區憑借自身諸多的經濟稟賦和社會資源，以及在“強者愈強”式的地區競爭優勢格局中，轉移支付對于地方政府發展轄區經濟的替代作用和負向激勵會相對較弱，對于總效應的負面影響也會相對較小。相反，在貧窮縣地區中，盡管轉移支付所創造出的增長收益相對高于富裕地區，但過于倚重轉移支付也會產生地方政府的激勵扭曲和依賴心理，這種狀況與不利的地區間競爭局面相結合，就會不斷強化Cai和Treisman[11]所提到的“激勵陷阱”問題，進而產生比富裕地區更高的負面影響，當這種負面影響遠遠超出轉移支付的分權增長收益時，必然是更為明顯的負的總效應特征。
五、結論與啟示
從深層次加以解讀，轉移支付所蘊含的是政治集權與經濟分權交錯式架構中財政分權增長機制的內在邏輯———即鼓勵地方政府的GDP增長競爭以及相應的實驗與創新，針對暴露出來的不足與缺陷，基于政治集權背景運用包括轉移支付在內的多種手段加以彌補。實證結果表明，轉移支付通過公共支出領域和稅收領域對經濟增長發揮著方向相反的作用。在公共支出領域，轉移支付發揮了顯著的內生增長效應———通過保障教科文衛以及社會保障等社會民生事業，促進人力資本積聚、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現有體制下激勵地方官員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治理方式所產生的弊端和缺陷。這種修正因不同轉移支付類型有所差異，對于中央政府格外偏好的附加各種條件的對應性轉移支付，也確實發揮了相對突出的增長績效。
無論是從公平考慮，還是從發展考慮，都應該高度重視轉移支付在地區間分配過程中的結構扭曲和效率損失。從轉移支付在地區間的分配結構來看，實證結果揭示了轉移支付在分權增長機制中具有收益遞減效應，即轉移支付分配中占據有利地位的發達地區中的增長收益反而相對較低，而在貧窮縣地區表現得更為顯著。并且，論文也證實了當前的轉移支付具有隨經濟增長而不斷強化的擴張趨勢，可以預見，如果不加以干預，轉移支付的地區間分配不公問題會愈演愈烈。
但是，如果從戰略角度來考察，首先需要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是轉移支付在政府間財政關系中的定位。論文證實了轉移支付具有一定的分權增長收益和績效，同時也揭示了當前支出責任、稅權劃分和轉移支付三方格局下的政府間財政資源配置阻礙了縣域經濟增長。過度倚重轉移支付的格局，一方面偏離了政府間財政資源配置的優化區間，造成高昂的地方政府激勵的扭曲成本，另一方面，也容易滋生各種類型的策略行為和機會主義做法，削弱了通過集權方式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公共品統籌供給和跨區域協調的效果，最終降低了縣域中的財政分權增長績效。這意味著，面對縣級財政“大轉移支付、大地方支出、小地方稅”三方格局，不僅需要考慮轉移支付的規模調整和結構優化，也需要考慮下放稅收權力，建立規范意義上的地方稅，并優化政府間事權配置，以促進縣域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這是一個亟須解決的戰略性問題。
縣域經濟新標桿論文 篇2
摘要：
隨著城鄉經濟的發展，縣域經濟已成為我國經濟體系中的重要內容之一。眾所周知，交通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不可小覷，對于縣域經濟而言，更是日顯重要。針對交通在縣域經濟中的重要性體現，本文從交通運輸產業可促進縣域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機會、調整產業結構等幾方面做進一步深入的探討。
關鍵詞：
交通；縣域經濟；重要性；結構；發展
交通運輸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性、先導性、服務性、戰略性產業，是國民經濟的命脈，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縣域經濟建設中，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體現在：擔負著千百種原燃材料的運輸供應，形形色色商品的交換，成為各行業生產、流通的不可或缺的鏈條；對地域資源的開發利用，起著決定性的引導作用；對于地震、洪水等災害的救援來說，交通網絡是重要的生命線；對于城市與城市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起著重要的溝通交流作用。具體講，其重要性可歸納為以下幾方面。
一、交通運輸產業推動就業，拉動縣域經濟增長
公路建設可直接帶動建材產業、機械制造業和石油產業的發展并實現在經濟鏈上的擴展。據交通運輸部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關昌余介紹，拉動經濟最有效的載體之一就是建設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每億元投入，可創造直接就業崗位1800個，間接就業崗位2100個；高速公路每公里建設需鋼材500至1500噸，水泥4000至12000噸，瀝青1900噸。 據此測算，遷安確定實施的京沈高速遷安連接線等總投資近30億元的工程，可以創造直接、間接的就業崗位8.9萬個，需要的鋼材將達1.75萬噸至5.25萬噸，水泥14萬噸至42萬噸，瀝青1萬噸。根據交通投資能夠產生具有拉動作用的乘數效應，將帶動大約100億元的投資規模，將有力拉動遷安區域經濟發展。 此外，便捷的路網建設能夠實現同城效應，大大降低城鄉間的生活成本，較好地實現產業互補，促進經濟的更快發展和生活質量的更快提高。便捷的路網還能將沿線中心城鎮連接在一起，形成一個交通走廊或經濟走廊，這些走廊將構成獨具特色的產業帶，市場將更加集中，經濟發展更加迅速。同時，路網建成后，還能大大增加沿線區域的就業機會，加大區域經濟的開發力度，提升沿線房地產市場規模，拉動沿線第三產業的發展。
二、交通運輸可調整縣域經濟產業結構
交通部已更名交通運輸部，隨著名稱的更改，交通運輸產業的結構調整開始了一個新的起點，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人才需求結構和交通運輸產業結構是緊密相連、互依互存的關系，一方面的變動將會直接影響著另一方面的調整，例如交通運輸產業的結構變動會直接影響到人才需求結構的調整，反之則亦然。交通運輸產業結構的調整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使交通結構不斷趨向于現代化、合理化、大眾化、高效化、自動化的進程，同時對能源配置關系起到了調整作用。現如今，產業升級的速率愈來愈快，這就使得在資源配置關系中，技術產業結構的作用愈發凸顯，它一方面影響了運輸人才需求的結構，另一方面也制約了交通運輸人才的專業性和多樣性，這對相關人才的專業素養而言有了一個質的定義，對縣域經濟而言，起到了注重人才培養的作用，從而也體現了“人才強縣”的戰略目標。因此，交通運輸產業的調整對縣域經濟產業的調整作用巨大，應予以高度的重視。遷安是個典型的資源型城市，隨著境內豐富鐵礦資源的被開發，交通運輸網絡逐漸完善發達，隨之市內產業結構也逐步調整，形成了以以鐵礦開采、鋼鐵冶煉、精品鋼材、先進制造業為主，水泥建材、地毯服裝、造紙包裝、電力能源等產業協調發展的格局，吸引了大量各類專業、綜合類人才。
三、交通建設切實解決了縣域的“出行難”問題，加快了城鄉一體化建設的進程
改善人民的衣食住行條件，是民生建設的基本內容。衣食住離不開交通的貢獻，出行更是交通建設的首要職責。在遠古時代的愚公移山的故事便說明了道路對出行的重要性。在生產效率高度發展，生活質量大幅提高的今天，出行問題更顯重要。離開了快速的的交通，生產效率將無從談起，生活的節奏將大大降低。過去由于交通路況無法與現代化交通相適應、相協調，這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現在把交通建設擺到一個高度去認知，使它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這是一項得民心、順民意的工程，體現了科學發展觀中“以人為本”的核心內容，同時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具體體現和實踐。作為縣級市，河北遷安已經實現了村村通油路，各鎮鄉到城區的20分鐘交通圈初具規模，全市所有行政村到城區的45分鐘交通圈也呼之欲出，大大縮短了城鄉距離，極大地促進了城鄉交流和文明生態村建設，推動了城鄉一體化建設的進程城鄉一體化建設的進程。
四、完善的交通可以拓展個體生命的寬度和高度
以上幾個方面都是從大的角度說明了交通對縣域經濟的重要性之所在，從小的角度出發同樣也可以體現交通的重要性。交通的完善大大節約了人們出行的時間成本。前30年人們出一趟遠門，花在路上的時間少則幾天，多則半個月，邊遠農村的'人們進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但放在今天，由于交通的完善性和便捷性，同樣的距離出行時間可以縮短到幾個小時甚至是幾十分鐘，而且出行的選擇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節約下來的時間可以供人們去做其他更加有意義的事情，比如說學習、工作、觀光、休息、旅游等，這從根本上來說讓個體生命的寬度、高度、甚至是深度不僅達到了量的變化，更是達到了一個質的飛躍。
綜合所述，交通運輸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命脈和重要的物質生產部門，將社會生產、任務分配、商品交換以及消費等環節有效地統一起來，保證了各項經濟活動地有效進行。由于社會大生產的興起及變革，同時也為了滿足生產發展的需求，交通運輸產業作為一個獨立的部門存在于社會，立足于社會。對于縣域經濟而言，交通運輸產業一方面大力地改善了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滿足了生產生活對于運輸的重要需求，另一方面對經濟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交通與經濟相輔相成，只有協調好兩者的關系，才能從根本上推動縣域經濟的繁榮發展。由于交通在生活中的重要性體現，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相信在不久的將來，縣域經濟在交通產業的推動下更加昌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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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樸蓮花.《經濟發達地區中小城鎮交通出行生成預測模型研究》[J];哈爾濱工業大學碩士論文;2004
縣域經濟新標桿論文 篇3
一、產品要素
試想，近年來，形形色色的泡沫經濟的傾向時有發生，例如以行騙為主要目的的傳銷組織活動、以炒作房地產為特點的“地王”現象層出不窮，以無底線融資為主要特點的的股市泡沫一個又一個破滅，因行業壟斷或政策過度干預造成的能源價格大幅波動，網絡經濟中過度泛濫的游戲產業造成的越來越多的青壯年甚至是青少年游手好閑、沾染惡習、敗壞社會風氣的現象，無不折射出其經濟領域中的“泡沫”危機對人民生活和國民經濟的巨大危害。這些經濟形式之所以禁不住歷史的考驗，甚至遺禍于實體經濟，其主要原因就是沒有真正可靠的產品，在其經濟框架結構中缺乏實體經濟的根本支撐，因而引發必然性危機。因此說，能否擁有可靠、可信、可持續的產品，也就成為發展實體經濟乃至縣域經濟的第一要素。在這方面，我們已經有相當多的范例可以證明，例如以黎候虎為主打產品的“一村一品”樣板、以沁州黃為知名品牌的“一縣一業”樣板，等等。從遠處看，山東龍口做大做強實體經濟，圍繞培大育強，加大對龍頭企業的扶持力度，引導中小企業推進科技創新，向產業高端轉移，專注于核心產業、拳頭產品，把目光凝聚在“專精特新”上，發揮強企拉動作用，助推中小企業強勢發展，使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達到314家，主營業務收入過億元的企業達到197家，過10億元的企業達到34家。上半年，龍口規模以上工業預計實現主營業務收入1510億元，同比增長16.2%。從我們當地來看，具有明顯優勢的能源產品、突出地區特色的農副土特產品、蘊含傳統文化色彩的民間手工藝品、具備高端科技含量的高新技術產品、擁有市場份額的建筑建材產品，等等，都是我們發展實體經濟的主要載體。
二、產業要素
任何一種需要占領市場、取得發展先機、承載一方經濟的產品，都需要一個相對完整的產業體系來保障。因此，產業要素也就同樣成為實體經濟要素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縣域經濟的實體要素，一個相對完整產業體系，需要較為健全的產業基本框架，也就是說，我們開發和生產某一種產品，無疑涉及到產品的設計或培育、產品的維護和檢驗、產品的制作或采集、產品的流程設計和管理、產品的宣傳和推介，產品的包裝和銷售等重要環節，而在這些環節都需要一定的生產資料，包括土地資源、動力資源、原材料資源、人力資源、技術資源、信息資源、政策資源等等，這些資源的完整組合體系，也就是一個產品的產業體系。而作為一個縣域經濟中的某一項產業，同樣需要與其他類型的產業相互依存，相互支撐，以求擁有和諧、協調的發展空間。古有“天時、地利、人和”之說，今有“無工不富、無農不穩、無商不活”之哲理，因此我們所從事的產業無論是工業、農業還是商業，甚至是服務業，都需要依靠其他產業的發展得到鞏固，都需要在其他產業的烘托下得以壯大、長久。工業性產業需要不竭的勞動力，同時也就需要源源不斷的生活用品來保障；基礎薄弱的農業產業如需真正實現產業化發展，更需要有強勁的工業基礎作為經濟支撐；商業的活躍和繁榮則離不開源源不斷的產品、離不開往來不斷的消費群體，而消費群體的保有量很大程度上決定于這個地區的產業發達程度，居民生活水平先進程度，與此同時，居民生活水平的先進程度同樣與實體經濟發展水平密不可分，這就充分印證了產業體系在縣域經濟中的重要性。
三、環境要素
環境要素已成為實體經濟不得不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近年來，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的深惡痛絕的一個現象，同時也的確對可持續發展帶來極大的危害。這種危害不僅僅影響到人民群眾的健康水平和生活水平，同樣影響到一項產業，甚至一是一個行業、一個地區的健康發展。為此，我們對環境的認識越來越全面，對環境惡化的教訓越來越深刻，同時對良好的生產生活環境需求也越來越強烈。作為一個行政轄區的決策者，我們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而求得一時發展，而作為一個企業的經營者，更要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自覺的歷史使命感對待自己可能會帶來的環境問題。反過來講，如果我們高度重視環境保護和建設這件利國利民的'大事，我們不僅可以搞好一個企業，甚至還可以因為我們對環境的突出貢獻而受益，吸引更多的投資者、消費者、勞動者投身到我們的產業或市場當中，成為我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有價值群體。在現階段的經濟工作中，我們無論是開展經濟或學術交流，還是開展招商引資工作，都會把環境的好壞作為一個首選的條件，因為只有環境好，我們才能得到更加方泛的合作支持。所以我們必須對環境保護和建設工作形成高度共識，團結一致維護好我們的生產生活環境。在此基礎上，我們一些環境意識淡薄的地區，務必要引起高度的警覺和視，切實加大力度保護和建設良好環境，以打造最為理想的創業基地，達到我們“筑巢引鳳”的經濟戰略效應。除了空間環境以外，我們還需要著力加大對“人文環境”、“交通環境”、“政策環境”、“服務環境”、“合作環境”等更深層次的發展環境加以研究和改造，例如以企業文化建設為精神品牌的文化環境建設，以地區交通環境改造為突破的外向型經濟環境建設，以提升地方服務行業水準的社會環境建設，以規范競爭秩序為主要內容的合作環境建設，以穩定市場秩序、促進依法經營、倡導創業興業的政策環境建設，等等。
四、結語
綜上所述，產品要素、產業要素、環境要素始終是我們發展實體經濟、激活縣域經濟的三大基本要素，只有將這三大基本要素始終記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實在行動上，體現在效果上，我們才能真正實現實體經濟乃至整個縣域經濟的轉型和跨越發展，才能使國民經濟真正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我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中國夢才能圓滿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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