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對重慶出口貿易總量和結構影響的實證分析經濟學論文

　　摘要：本文選取重慶市1990年以來的部分時間序列數據，從計量經濟學的角度，在理論支持的基礎上，利用EVIEWS軟件就重慶FDI對出口貿易的作用進行回歸分析。分析得出，FDI不僅對重慶市出口貿易有促進作用，并且促進了出口結構的優化。繼而實證分析得出的結論，對重慶引進外資的政策制定提出建議。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出口貿易增長；出口商品結構；實證分析

　　2007年以前，重慶吸引外資速度緩慢，一直不超過10億美元，2008年增長了170%多，躍升至27億美元，2009年又再跨一大步，到位資金達到40億美元，盡管與上海、廣東、浙江等地相比并不高，但在重慶乃至西部地區都是一大突破，成為西部吸引外資最多的省市。值得一提的是，重慶吸引外資的增速已連續兩年位列全國第一。2010年重慶吸引外資總額可望達到50億至60億美元，目前，重慶已成為西部的開放高地。在重慶的FDI快速增長的同時，出口貿易也處于持續穩步增長之中，雖然其中稍有波動，但并不影響整體的趨勢，那么重慶出口貿易的發展是不是得益于FDI的增長呢？如果能通過實證分析闡述這些問題，這將為重慶市的引資工作和對外貿易工作起到積極的作用。

　　本文建立計量模型，從FDI對重慶外貿出口總額和重慶外貿出口結構兩個角度進行分析。首先，對有關于FDI對外貿出口影響的作用機理進行闡述，以創建實證分析的理論基礎；其次，計量分析外商直接投資與重慶出口總量的關系，考察FDI與重慶出口貿易總量增長的相關性；再次，分析外商直接投資與工業制成品出口量、初級產品出口量之間的關系，探析FDI在重慶出口商品結構優化升級中的作用。

　　一、FDI對出口貿易總量和結構影響的機理分析

　　1．FDI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使外貿出口增長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接受投資地完全可以在理解跨國公司基于全球價值鏈管理理論的投資戰略的基礎上，通過主動嵌入跨國公司價值鏈中的某個價值環節或節點，融入國際生產分工和國際生產體系之中，在不斷進行體制創新的基礎上，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

　　1993年，經濟學者鄧寧提出過共同管理經濟的概念，即跨國公司對全球各地的分支機構進行管理協調而帶來的各種額外收益。在跨國公司實施共同管理經濟的過程中，客觀上能夠為接受投資地提供參與國際分工和優化產業結構的機會。這樣的實例在其他地方屢見不鮮，如愛爾蘭汽車業的崛起得益于跨國公司的進入；印度軟件業的崛起固然有多種原因，但與歐美國家大量的軟件產業外包密不可分。因此，跨國公司大量進入重慶，產業結構受影響的機會不斷加大，直至最后整個產業結構得到優化，而出口商品結構的升級得益于產業升級，所以，跨國公司進入的其中一個重要影響便是優化出口商品結構，擴大外貿出口。當然，跨國公司的進入也會帶來威脅。跨國公司價值鏈管理戰略有可能肢解接受投資地原有的產業鏈條，還可能在接受投資地出現產業鎖定現象，即鎖定在價值鏈的非戰略環節。這種情況下，本土企業想要提升自己的競爭力以及產業競爭力，需嵌入跨國公司價值鏈環節，充分利用他們的資金、技術與管理等資源，打破其非戰略性價值鏈的壟斷；或是利用跨國公司研發機構的技術外溢效應，促進本土企業的發展，從而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集聚，優化出口商品的結構與質量。

　　2．FDI的出口溢出效應

　　FDI出口溢出效應是指外商投資企業在接受投資地的投資經營活動將通過各種途徑帶動或影響接受投資地本土企業從事出口，形成出口偏好。說到出口溢出效應，就不得不提到“出口催化劑”概念，即企業出口存在國內及國外催化劑，而國外催化劑主要就是外商投資企業的經營活動。瑞熙和拜勒曾分析過11個國家的典型行業外貿出口擴張的案例，在某種程度上證實了出口催化劑觀點。再后來還有這一說法的升級版，即“跨國公司-東道國企業出口催化劑”假說，認為跨國公司的子公司在東道國的出口行為會大幅度降低東道國相關本土企業的.出口進入成本，刺激這些企業涉足國際市場。同理，外商直接投資進入重慶，會降低重慶本土企業的出口進入成本，讓本土企業更加有信心有決心進入國際市場，從而促進出口貿易的增長。

　　二、實證分析

　　1．FDI對外貿出口總量影響的計量分析①統計數據選取與描述。一般經驗認為FDI當年的流入并不會立即引起出口增長，因為外資企業建廠初期有籌備、引進設備然后再進行生產的過程，所以FDI對出口有一個滯后效應。又考慮到資本的累積效應，因此在對FDI對重慶外貿出口總量影響的分析中，通過考察上一年FDI流入總量(用X(-1)表示)，歷年累計FDI總值(用XI表示)兩個變量與Y(重慶歷年出口)的相關系數來進行分析。

　　②實證分析。利用重慶市1990～2008年的數據，對Y(重慶歷年出口量)與X(-1)(上一年FDI流入總量)和XI(歷年累計FDI總值)通過用EVIEWS軟件回歸得出的結果如下：Y=-26036.66+5.230843＊X(-1)(1)(-0.767824)(6.560764)R2=0.729014 F=43.04363 DW=0.643172Y=-16731.57+0.609019＊XI(2)(-0.893208)(11.59291)R2=0.887711 F=134.3956 DW=0.309687③對實證結果的分析與解釋。從回歸結果來看，方程(1)、(2)中，R2=0.729014，R2=0.887711，模型的擬合程度較高，且F=43.04363，F=134.3956，方程整體能夠通過檢驗，系數也能夠通過t檢驗，顯著性較強。回歸結果表明，所選的兩個自變量能很好地解釋因變量的變異程度。外商直接投資對重慶外貿出口增長有較強的推動作用。重慶上年每增長1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將帶動下一年出口增長約5.23億美元。而FDI的累積效應對出口的影響較小，外資存量每增長1億美元，重慶出口將增長0.61億美元。由此可知，重慶外商直接投資對重慶出口貿易規模有促進作用。

　　2．FDI對出口貿易結構影響的計量分析①統計數據選取與描述。廣義的出口貿易結構是指出口貿易活動要素之間的比例關系及其經濟聯系，主要表現為出口貿易所有制結構、行業結構、空間結構和商品結構；狹義的出口貿易結構僅指出口貿易的商品結構，按照出口貿易交易的商品形式，出口貿易可以分為貨物出口貿易和服務出口貿易兩大類。本文的研究對象則限定貨物出口貿易結構，在本文以后的部分簡稱為出口貿易結構。為了衡量FDI對重慶出口貿易結構變化的影響，假設以Y1表示初級產品，以Y2表示工業制成品，考察FDI與二者的相關系數。為更具體地分析影響程度，以X1(-1)(上一年FDI流入總量)為解釋變量，以Y1(表示初級產品)、Y2(表示工業制成品)為被解釋變量。

　　②實證分析。利用1998～2008年重慶FDI與出口的各項數據，運用EVIEWS得出如下結果：Y1=4398.180+0.138214＊X1(-1)(3)(4.088010)(6.596359)R2=0.844696 F=43.51195 DW=0.949709Y2=-40339.67+5.807362＊X1(-1)(4)(-0.809729)(5.985495)R2=0.817461 F=35.82615 DW=0.632442③對實證結果的分析與解釋。方程(3)、(4)中，F統計量的值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兩個方程的擬合系數都較大，擬合效果比較理想。但由于方程（3）中的X1(-1)（表示上年FDI）系數較小，上年FDI引入量增加一億美元，初級制成品（Y1）出口僅增加僅約0.14億美元，說明FDI增加對重慶初級產品出口的推動作用并不太明顯；而方程（4）中的X1(-1)（表示上年FDI）系數較大，上年FDI引入量增加一億美元，Y2便增加約5.81億美元，說明FDI對重慶工業制成品出口推動的作用比較大，從而可知，FDI的引進促進了重慶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升級。

　　三、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

　　通過上述計量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結論：第一，重慶市的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了出口貿易的規模擴大，而且計量分析顯示，這種促進作用較為明顯；第二，重慶外商直接投資極大地優化了出口貿易產品結構，計量分析顯示，FDI使得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的初級產品出口比重不斷下降，工業制成品的出口比重不斷上升。

　　由此可見，重慶外商直接投資提升了重慶的外貿出口競爭力，充分地表明了兩者的互補關系，論證了小島清的FDI外貿互補論。

　　為了進一步發揮重慶外商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的作用，不但要擴大重慶市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而且要提升重慶市外商直接投資的質量，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充分發揮重慶市獨特的區位優勢。重慶市地處中西部結合處，是西部大開發的重點對象。作為中國中西部唯一的直轄市和長江上游的工商業重鎮，重慶不僅具有較好的科技、人才基礎和產業基礎，而且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良好的人文環境，具有許多加快發展的獨特優勢和有利條件，與西部其它地區相比，競爭優勢還是相當明顯的。重慶可以以此為契機，爭取獲得更多外商的青睞，引進外資。

　　第二，充分利用國家給予西部和重慶的優惠政策。國家出臺的支持西部開發的相關政策和措施考慮了加入WTO的因素，從優惠程度上看，盡管我國加入WTO后，需要實行統一的國民待遇政策，對西部吸收外資已不可能實行像過去給沿海特殊的傾斜政策。但是，對西部地區還是有所傾斜，另外重慶作為唯一的城鄉統籌的直轄市，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在財政、稅收、土地和資源開發、信貸和融資方面都享有相對特殊的政策。只要重慶在充分利用這些優惠政策時合乎國情、市情，不損害國家經濟自主權和各經濟主體的利益，外資企業的稅負水平和內資企業相當，避免不公平競爭，給外商和內商一個公平的投資環境。

　　第三，創新招商引資方式，提高利用外資的規模與質量。引資制度與方式的多樣化已成為發展中國家從國際資本市場分享更多份額的重要手段。跨國并購、股權轉讓現已逐步成為外商在華投資的重要方式。從創新入手，在穩步推進已具備條件的部門、領域開放的同時，拓展新的投資領域，為外資進入提供更多空間。以便適應世界范圍的資本證券化潮流，逐步開放資本市場、完善金融體制和產權交易制度。利用金融創新手段，如引進外資金融機構，包括銀行、保險公司和外資財務公司等，提高資本市場的國外資本吸納能力，為外資參與國內企業的跨國兼并、重組提供良好制度環境。

　　第四，完善投資軟環境。在繼續保持勞動力等廉價生產要素的吸引力的同時，將完善市場經濟制度及增強投資環境總體競爭力作為利用外資戰略的重點。軟環境包括法律體系、市場機制、市場競爭、投資環境、政府服務質量和社會中介機構，同時還有自主開發能力、自身科研能力，以及與市場化進程相適應的外資管理機制。總體來講，在制度建設上解決利用外資的相關制度和政策環境上存在的一些問題，從而降低外資進入的交易與制度成本。

　　第五，進一步擴大吸收FDI的領域，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在招商引資過程中，重慶市應注意加強本土企業與跨國公司之間前后向的聯系，爭取在全球化的價值鏈中取得更為主動和有利的位置。要從自身的重工業優勢出發，引導外資流向優勢行業和新興行業，以期在新一輪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截至2008年，外商在渝投資以第三產業為主，約占投資額的1/2左右，與FDI重點流向第三產業的運行規律相符，但是其中，計算機、軟件等新興技術行業僅占8%左右，故重慶應進一步運用FDI來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以及全球產業大轉移，重慶市應抓住此良機承接住由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重工業與制造業。同時，還應該允許外商直接投資于基礎設施建設。在發展傳統產業的同時應有意識地引導外資流向第三產業以及新興的技術行業。一是開放服務行業；二是投資重點逐漸由傳統勞動密集型行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和高新技術行業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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