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精神培育與現代政治文化形成的關聯性意蘊論文

　　摘 要：現代政治文化的形成離不開科學精神的支撐，具有典型的理性文化特征的西方政治文化的發展與科學產生了復雜的互動，科學精神的不斷發展在西方現代政治文化形成申發揮了強大作用，但對工具理性的過分推崇又背離了真正的科學精神，造成了科學的意識形態霸權。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從根本上說是一種道德倫理型文化，未曾受益和助推真正的科學精神，在現代政治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申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關鍵詞：科學；科學精神；現代政治文化；政治文化轉型

　　科學的產生和發展有一個相對演進的歷史過程，人們對其本質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入。科學一詞是由scientia演化而來，本義是學問知識，源于中世紀拉丁文。過去人們總以為科學無價值偏向，理想的科學家應該隱身書齋，埋首專業，不問政治，嚴守中立。然而近幾十年來，科學價值中立的觀點遭到許多科學社會學家的普遍反對，他們認為科學是在廣闊的社會背景中發展起來的，它既影響著社會價值觀念，又受社會價值觀念的影響。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伴隨著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人們對科學與政治、經濟甚至宗教的關系問題進行了廣泛探討。科學發展與政治民主化的關系問題也引起人們越來越深入的關注。本文是從科學、科學精神對民主、現代政治文化的積極作用意義上來談的。

　　一、科學的政治性功能及科學精神培育與現代政治文化發展的融通性

　　從根本上來看，科學是一種社會活動，它植根于社會并從社會需要中獲得巨大的動力和支持，因而科學的發展離不開現實的社會政治環境。發展到現代社會，科學研究已成為一種科學共同體的活動，是社會政治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大科學背景下的科研資金也主要是通過政府或企業投向科學事業的。如漢伯里，布朗所言：“科學共同體的特征發生了變化；科學共同體變得更龐大了，更‘工業化’了，更‘集體化’了，更多地卷入了政治。”科研活動已經從科學家個人的私事變成了由不同的社會組織進行運作的社會性活動，巴伯在《科學與社會秩序》一書中就說：“科學在不同的社會中是在不同種類的社會組織中進行的。”可以說，科學研究的目標已與社會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可以為民主化政治制度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啟迪。

　　當代科學的發展對民主化政治的實現在多個層面發揮促進作用。首先，科學共同體的規則和運行模式為現代文明國家所推崇，并日益滲透到社會政治生活中去，可以為政治民主化的發展提供有效的借鑒，乃至成為政治上層建筑的建構模式，促使政治權力的運作以更為文明的方式向更為科學和更為合理的方向發展。尤其是在當今已經發展成為一種社會建制的科學，更是能夠促進各種良性社會制度的建立。如韋伯就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合理化是同科學技術進步的制度化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科學共同體內部所必須具備的寬容精神、無私精神和對社會負責的精神等正是民主化政治制度良性運行所必需的。其次，當代科技已經成為“理解一切問題的關鍵”，所以，在政治活動中必須采取先進的科技手段，如通過高科技通訊手段傳播民主政治理念，在政治運作的程序性方面更要吸收科學技術的操作規則。再次，由于科學技術逐漸取代了人們以往在社會生活方面的諸多參照系，社會也由此變成了一個以科學技術為核心的自調節組織系統。因而，科學這一新的意識形態形式可以為政治需要合法性的存在提供辯護。

　　科學對政治民主化制度的意義還體現在對人的作用上，人既是科學技術活動的主體，也是社會政治活動的主體，人的素質高低直接關系到政治民主化制度的實現，而科學發展對提升人的素質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隨著科技的發展及其在社會各個領域的運用，科學家的影響也越來越大，成為社會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這有利于科學體制和社會政治的優化：對于重大工程進行科學的論證；對于濫用和誤用、惡用科技成果的防范呼吁有關立法；對于確定社會發展戰略，呼吁建立科技、經濟、社會與環境和人類自身的大協調發展機制，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以實現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協調、科技發展與人的協調、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協調、人與自然和社會的綜合協調；充分認識到科學技術的巨大的社會功能，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等。

　　科學精神是科學本質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與科學的本質緊密相連。科學發展的成果，不僅表現為科學知識、思想和方法，更寶貴的是貫穿其中的經過長期科學實踐形成的科學精神。科學精神就是這些優良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行為規范的集中概括。從認識活動的視角來講，科學精神體現了對人的尊嚴、價值、意義的把握；從社會活動的維度來看，它體現了為人類的自由和解放而奮斗的精神。因此，科學精神具有豐富的內容和多重特征。它主要包括理性的精神、懷疑批判的精神、實踐驗證的精神、探索求知的精神、自由寬容的精神和對社會負責的精神。早期對科學精神進行了比較系統研究的是美國科學社會學家默頓。他于1942年首次提出“科學的精神氣質”，并把普遍性、公有性、無私利性和有條理的懷疑論四條基本規范概括為現代科學的精神氣質。

　　科學精神所蘊涵和具備的諸多方面如開明和包容的品格、不以絕對真理自居的態度，正是現代民主政治制度發展所必需的。現代政治文化要求服務社會整體利益，培育公民意識，強化對社會負責的公共權力觀念，樹立公民的政治主體意識，激發公民的政治參與熱情，形成全體人民自由寬容的平等協商精神和按法律、制度辦事的求真求實的政治態度。培育科學精神與形成現代政治文化具有契合性，在實踐上是相互促進的。從這個意義上看，科學與民主完全是相通的，科學精神與現代政治文化是一致的。

　　二、科學精神對西方現代政治文化發展的促進及科技霸權的侵蝕

　　理性精神統攝下的懷疑批判和實踐驗證精神是科學精神中最為重要的方面，而西方文化從總體上來說正是一種理性文化，這里的“理性”特指西方思維方式中的理性，源自古希臘。古希臘文化注重人與自然的關系，承認自然界是一個獨立于人們意識之外的客觀對象，并以此作為一切認識活動的起點，古希臘文化肇始過程中所形成的純粹理性思維特征孕育著使近代西方人受益無窮的科學精神。正是在這種精神的驅動下，才使古希臘自然哲學的發達和科學技術的萌生有了可能，使“古希臘社會有現代社會的一切胚胎”。

　　萌芽子古希臘、形成于近代的西方科學精神，在西方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作為人類歷史的一次急劇變革，現代化是一個動態的系統工程，是指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過程。雖然“現代化并非一個簡單的向歐美國家的認同過程，其間必然蘊涵著每個國家在各自的歷史文化視野中對現代化不同的價值取向和模式選擇。”但一般而言是指社會在科學技術發展的帶動下，經濟基礎、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逐步脫離傳統社會的發展過程。

　　概括來說，現代化的特征是經濟社會化、政治民主化、精神理性化的三個層次的綜合互動過程。在這三個層次中，觀念層的現代化是社會現代化的核心。現代化的實質是科學精神指導下的依靠科學技術進步推動的經濟工業化和政治民主化過程。韋伯就認為，西方國家現代化的演變就是理性化的過程。哈貝馬斯對此的解釋是將理性化看作是一種理性的思維方式或生活狀態(目的合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產生，并且貫穿到文化和社會制度各層面的過程。

　　西方現代政治文化是在科學精神指導下的西方社會整體上逐步現代化的進程中形成的。現代政治文化所要求的公民意識、公共權力觀念、政治主體意識、政治參與意識、平等協商精神、開明包容意識、以法辦事觀念，在與科學精神的融合互動中得以形成。

　　近代以來，科學技術及其所蘊涵的工具理性成為現代工業文明和現代化發展的最重要推動力，已經并正在創造著無窮無盡的令人驚羨不已的奇跡。但這也給人們造成了一種假象：科學技術和工具理性是無所不能的。任何決策、舉措、行為和現象，只要被冠之以科學的名義，就意味著合理、成功，能為人類帶來福祉。一方面，科技理性內在的工具性特征在與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交互作用中成為推動社會發展、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的積極因素；另一方面，科學技術成為用來控制整個社會的實用工具，進而由單純的工具衍變為一種霸權主義和意識形態。因為在現代化過程中，強力推進現代化的政府將大規模的工業研究、科學技術和增殖綜合成為一個系統，使得科學失去了獨立性而成為行政化的控制手段。科技理性內在的工具性特征，連同其數學化、程序化、標準化、機械性特征，又會滲透并流行于社會結構的其他領域，并與特定歷史主體、社會生活、文化觀念、政治生活整合在一起發揮效力，從而使實用、效率、功利等成為新的標準，而且會以這種特征塑造社會生活的方式，帶來消極的社會后果。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現代化社會不可能是一個正常的社會，而是一個與人性不容的“病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不僅技術的應用，而且技術本身就是對自然和人的統治。”技術取代權力成為統治人類靈魂的另一個至上神，悄悄地攫取了人們的個人自由和獨立思考的權利，人們對生命意義的終極追究、對自身解放的深切企盼、對美好未來的熱切渴望和對現實社會的種種不滿都被“技術化”所消弭和化解。這就在造就現代化的同時使人喪失了合理地批判社會現實的能力而成為“單向度的人”，社會則通過把“技術的合理性變成政治的合理性”而成為“單向度的社會”。現代政治文化成為一種科技霸權文化，使現代民主文化發生了變異。與人文相背離的科學擴張在形成科學這一當代社會新的神話的同時，也嚴重偏離了科學精神的本質。

　　三、培育現代科學精神促進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轉型

　　中國文化與西方迥然不同。中國先秦學術產生于群雄割據、利害攸關的大變動時期，發端于巫史學術，以對社會致治之術的探索為目的。而希臘哲學卻肇端于好奇冷靜地觀察自然、思考自然的自由思維活動中，發端于自然哲學。古希臘哲學所提出的問題首先是——什么是自然的本質?然后是——因而怎樣才能達到理想的人生境界?而中國哲人所首先提出的問題卻是——什么是理想的社會狀態?然后是——應當怎樣認識“天道”、“自然”、“陰陽”。

　　與具有客觀分析傾向以自然主義為核心的希臘學術相異，中國哲學的核心是具有主觀神秘傾向的人倫主義學術。中國哲學是政治哲學、人倫哲學，注意研究人倫文化，缺乏本體論的宇宙整體觀，忽視形式邏輯，不追求建立嚴密的公理演繹系統，是一種典型的經驗論的思維模式。這種經驗論的思維往往缺乏實驗事實基礎，對中國傳統科學來說，尤其缺乏的是進行特定的實驗，即使少數的人(如煉丹家和趙友欽等)做了某些實驗，也不為人們所重視。在經驗論的思維模式指導下，人們排斥實踐驗證，往往以經驗替代實驗，對自然科學的發展并無積極影響。這種非科學的思維方式在倡導“科學”與“民主”的五四時期并沒有受到批判和得到扭轉，因為那時對科學精神的理解局限于反對迷信，沒有注重反對經驗論的思維模式和建立科學理性思維，結果科學精神沒有得到鞏固，意識形態主義以新的形式卷土重來。

　　可以這樣講，“在學術源頭上既缺乏古希臘那樣的自然哲學和自然科學研究傳統，而在兩千年的封建時代對于自然科學理論的研究，又長期承受著儒教經學的沉重壓抑和排斥”，這就形成了中國科學不發達、缺乏科學精神的文化本源。在科學不發達、科學精神缺乏背景下形成的經驗論的思維模式和人倫文化體系，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恰恰有助于人治型的專制文化的形成。

　　因此，在促進經濟社會化、政治民主化的同時，要大力促進整個民族在精神層面的理性化，確立科學精神在國民文化素養中的主導地位。既要重視物質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發展，更要看到精神層面的理性化在現代化達成中的核心地位。在現代化運動中人的觀念的科學化與理性化的實現居于核心地位，否則無法全面地真正推進器物、制度和社會各個層面的現代化，這也為西方現代化歷史所證明。在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中，由于傳統人倫文化、實用工具取向、現實社會環境制約等因素的影響，科學精神始終處于缺失的狀態，加上我國基礎教育薄弱，科普工作又極為有限，精神層面的現代化無法實現，自然造成了現代化運動中首要的也是最為重要的人的現代化始終沒有完成，國民的科學文化素養極為低下。時至今日，在中華大地上仍然出現許多令人感到悲哀的與現代文化背道而馳的奇怪現象：封建迷信沉渣泛起，占卜算卦、看相測字、巫婆神漢、邪術害人比比皆是，宗教非法活動、各種偽科學、反科學活動戕害現代科學文明。

　　在民族心理上，我們要培養以理性精神為核心的科學精神，抵制工具理性的不良影響。確立理性精神統攝下的懷疑批判、探索求知的科學精神在國民文化素養中的主導地位，對中國現代化的實現極為重要。“在整個科學史上，已最終證明，有益于人類的大多數真正的偉大發現，并不是由實用愿望所推動的，而是由滿足好奇的愿望所推動的。”

　　重建當代科學精神，必須克服虛妄的文化心態和僵化的思想觀念。人類社會已步入電子、科技和信息整合為一體的時代，全球化浪潮在不斷推進，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全世界的經濟、文化以及信息、資源在全球范圍內高速流動，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有全球觀念，不失時機地把握發展機遇。同時，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的認識態度、文化判斷價值也應具有全球思想。用人類的、世界的、科學的標準去審視傳統文化，應當客觀地、實事求是地看待，大膽地借鑒西方文化精華。唯有如此，我們民族的科學精神和科學理性才能保持一種合理的張力。我們要吸收西方科學的觀念、方法和體制，更要培植以理性為核心特征的科學精神，以完成傳統人倫文化向新型科學文化的轉型。任鴻雋早在“五四”時期就認為正在激烈展開的東西文化之爭的焦點就在于有無科學精神，他說：“東西文化及國勢強弱之分界，一以科學而定。”中國要富強，必須吸收西方以科學精神為特征的文化。

　　應當注意的是，科學精神與科學并不能簡單地等同。我們要弘揚融入文精神于一體的現代科學精神，警惕西方國家發展過程中對科技的盲目崇拜促生的脫離人文向度的霸權性意識形態與絕對工具理性的負面影響。科學和人文本來就是一體的，只是在近代西方科學發展過程中，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發生了分離，“將科學的有限原則轉換為無所不包的教條，從而使之超越了具體的知識領域”，成為全知全能的上帝。這是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機械力學占統治地位的時代精神的反映。然而，當代社會發展的客觀歷史進程中各種全球問題的出現，對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交融提出了客觀要求；加上重大科學技術、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等問題所具有的高度綜合的性質，決定了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趨勢，形成了當代科學發展和時代精神之中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交融的新特點。可以說，在當前的現代化發展中，文化的核心問題就是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關系問題，無論西方和中國，現代化過程中都面臨著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由斷裂到交融的趨勢。

　　同時應當看到，中國必須慎重對待科學應用與近代科學精神彰顯所產生的負面影響的批判，尤其是西方部分學者對科學霸權和工具理性導致的科學意識形態功能的鞭伐。與弘揚現代科學精神相應的是，我們應在全社會和日常生活中確立現代科學的中心地位，甚至建立政治與現代科學的某種聯盟：政治為科學確立話語權，科學維護政治的穩定，而且要自覺充分地利用科技新成就推動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科學技術不僅為人類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然王國創造必要的物質基礎和良好的社會環境，而且為這種過渡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尤其在中國當前的現實情況下，現代化是最緊迫的任務，對于當代科技，不能無批判地全盤接受西方思想家的理論，一切要立足于中國的現實。西方國家步入現代化，依靠的是科學技術；今天發達的西方國家從現代工業社會逐漸步入后現代工業社會，仍是建立在其強大的科技基礎之上的。反科學并不能把中國引向現代化之路，中國的現代化必須依托科學多重功能的發揮。

　　盡管科學精神與現代政治文化確有密切的關聯，科學精神對現代政治文化的形成有推動和促進作用；但二者畢竟不屬同一范疇，這種促進作用是有限的，五四運動中的自由派學人都曾在“民主所需要的科學”意義上提倡大力弘揚科學精神，但后來態度都有所轉變或緩和，培育科學精神對現代政治文化的形成既非一定會產生強大的促進作用，也不可能產生決定性影響。這一點是論者在強調科學、科學精神對民主、現代民主文化形成的積極作用時所不應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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