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為儒學的21世紀前景憂心

“我只是一個學歷史的人，又曾幸運地參與了儒學文化的最后階段”.余英時作為當代海外卓有建樹的歷史學家，以豐富的史料，對中國文化演進歷史、內在規律作實證描述與客觀考察，創建獨到的文化建設觀。更引人注目的是他提出一個“韋伯式的問題”，開發中國文化礦藏，尋覓支持中國經濟發展的倫理原因，在學術界發大音響。他在這方面所做的貢獻主要體現于他的名著《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一、對“新教倫理”的詮釋

　　在余英時看來，韋伯的理論貢獻在于：指陳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除了經濟與社會的原因外還有文化與精神的原因，這樣的一種原因也可以說是一種文化背景，這也就是所謂的“新教倫理”，也稱為入世苦行（inner �worldly as ��catechism ）。

　　韋伯認為，加爾文的入世苦行的思想特別有利于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他的研究在地域上側重此種思想所波及的地區如荷蘭、英國等地。這一精神的基本要素被以下信仰公式所表達：勤勉��節儉��天職��罪。如余英時所表達，新教精神中包括了勤、儉、誠實、有信用等美德，但更注意鼓勵人們“以錢生錢，而且人生就是以賺錢為目的，不過賺錢既不是為了個人的享受，也不是為了滿足任何其他世俗的愿望。換句話說，賺錢已成為人的‘天職’，或中國人所謂‘義之所在’”。這樣的精神似乎是超越非理性的，“但更奇妙的則是在這種精神支配下，人必須用一切最理想的方法來實現這一‘非理性的’目的”。

　　他將韋伯思想與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相比較，指出韋伯所論，自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歷史理論，因此不可原封不動的套用于中國史研究。但韋伯的理論又和馬克思的理論一樣，“其中含有新觀點與新方法”，足以啟發非西方社會的歷史研究。相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韋伯認為文化與精神也可以在歷史運行中發生重要作用。

　　不過韋伯也不是“歷史唯心論者”，他在肯定宗教對經濟發展的同時，又認為資本主義不純粹是宗教改革的結果。如余英時所分析，韋伯指出資本主義的興起可以歸結于三個互相獨立的歷史因素：經濟基礎、社會政治組織以及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宗教思想。西方近代資本主義是在此三者交互影響下發生的。這樣，韋伯便從多元視野，對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起因與結果，作出廣泛意義上的判斷。他對新教倫理與西方發展的關系所做的不同凡響的解讀，某種意義上啟發歷史學家對世界社會發展史做重新審訂。

　　二、一個“韋伯式的問題”

　　余英時試用韋伯觀點對中國歷史做新的分析。他想追問的是：在西方資本主義進入中國之前，中國的傳統宗教理論對中國商業活動究竟有沒有影響？如果有影響，具體內容又是什么。他承認自己提出的是一個“韋伯式的問題”。

　　他也生怕所從事的研究是在套用西方的理論，但又說盡管已經歷史所用的方法相同，但只要結論不同，就可以避免這個傾向。余英時研究的結果，中國傳統宗教對本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曾經起過積極的作用，而韋伯則在他有關中國文化的論述中竭力說明：中國傳統宗教與文化無法導引出類似西方的資本主義。

　　這里我們要介紹的余英時的文章（實際已成一部著作的規模）的題目是《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全文共分三編：上編，中國宗教的入世轉向。這一部分主要研究中唐以來新禪宗與新道教。中編，儒學理論的新發展。重點分析新儒家與新禪宗的關系，并論及中國宋明理學的發展，具體分析由程、朱到陸、王各種思想的發展情況。下編，中國商人的精神。以十六至十八世紀為時代斷限。他說自己在這編中所照應到的不是商業發展的本身，而是商人和傳統宗教倫理特別是新儒家的關系。這三編有獨立性，但又相互關照，連成一個完整的體系。

　　余英時在文中提出一個重要議題，即入世與出世的問題。他覺得這個問題關系到世界各地區表現出的“資本主義精神”的一個共同特征。

　　一個宗教要使其與現代化結合，并對其發揮有益作用，一個緊要的問題就是一方面是“出世”的，一方面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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