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統”與“政統”之間

鄭家棟：《斷裂中的傳統--信念與理性之間》（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上世紀90年代初，余英時教授發表《錢穆與新儒家》一文，系統而尖銳地批評當代新儒家熊十力、牟宗三等人，其中特別是關涉到熊、牟以”心性”論”道統”的講法。該文頗受關注。遺憾的是，在有關的討論與爭論中，無論是余文的支持者還是反駁者，差不多都是在前者所設定的圈內鉆來鉆去，基本上無助于問題的明晰與深化。

    事實上，如果我們超越了當代儒學發展中師承與門派之間的種種糾葛與限制，那么更深一層的問題似乎就不在于熊、牟一系如何講，而在于他們為甚么要這樣講。余先生的著眼點主要在于哲學（熊、牟）與史學（錢穆）兩種進路的分判，似乎沒有關注到后一層面的問題。近讀鄭家棟教授新著《斷裂中的傳統--信念與理性之間》，方知曉從儒家傳統的”斷續之間”來看，熊、牟有關儒家”道統”的講法，實關系甚大；并由此也在內在脈絡和理路上，對于80年代以來眾說紛紜的儒家傳統”斷續之間”的問題，了然于心。

    ”斷裂中的傳統”之所謂”斷裂中”，似可以理解為”斷續之間”。而”斷續之間”事關重大，也極為復雜。今日與傳統相關的諸種討論、爭論、研究等等，可以說莫不與”斷續之間”的問題有關。而對于鄭著來說，”斷續之間”并不是一個判斷或結論，而是展開為極其復雜的思想脈絡與學理系統，其中不僅關涉到思想、歷史、社會等不同層面的解析與學術史意義上嚴謹而精微的考辨，而且亦關涉到思想家個人的稟性、才情、學識、經歷等諸種因素的探討，關涉到必然的與偶然的、主流的與枝節的及思想與歷史、政治與學術之間的相互影響、制約與限定。

    鄭著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儒家還活著，活在思想而非歷史中。”此一論斷有一前提，即認為”知行合一”的儒家傳統較之任何思想與文化形態都更完整的體現了”思想與歷史之間的統一”：”在儒家傳統中，思想與歷史是統一在一起的，思想應當能夠在歷史的具體性中體現出來，實現出來，脫離歷史的思想會被認為是抽象的，不真實的。”1 所謂思想”在歷史的具體性中體現出來，實現出來”，即表現為社會法規、制度與禮俗，表現為社會的”文制”方面。”儒教中國”或”儒家中國”一類概念，即是著眼于”思想”與”歷史”（社會）之間的統一性。那么在現代社會中情況又如何呢？”儒教中國”是連續的還是斷裂的？這在經驗的層面可以說是一個無從回答的問題，因為不同的說法同樣可以得到論證。而鄭著所要處理的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就儒學自身發展的義理結構及其演化，表現當代儒家如何處理”思想”與”歷史”之間的關系，這其中發生了怎樣的改變，此種改變又具有怎樣的意義？

    書中用相當大的篇幅疏理和論析后”五四”時期的”道統”觀念，此大有深意。二十世紀以來，講”道統”的一個基本趨向就是”泛化”。到了90年代，余英時肯定錢穆先生所主張的以”整個文化大傳統”為道統，反駁余氏而衛護熊、牟一系者（如牟氏弟子李明輝等），居然亦論辯后者同樣是以”整個文化大傳統”為道統。顯然，到了這里，所謂”道統”已經”泛化”得沒了邊際，而且此”泛化”是作為某種理想的狀態被肯定。而實際上，道統觀念的”泛化”在一定意義上反映出現當代儒家的茫無歸著和游離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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