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社會變遷下的文化自覺論文
論文關鍵詞：鄉村社會 文化自覺 現代性
論文摘要：改革開放30年來，鄉村社會的發展與巨變同時帶來了鄉土文化的價值沖突和認同缺失，傳統鄉村文化在農村現代化的建設中遭遇了“破壞有余”和“重建不夠”的歷史命運。總結和反思現代化背景下鄉村文化建設的傳統角色及其實際作用和價值，對于鄉村社會變遷下的文化發展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要樹立“文化自覺”的理念，堅持文化傳承與文化延展的統一，在開放性與自主性的統一中建設面向新農村發展的鄉村文化新認同。
改革開放3O年來，鄉村社會的發展和變遷伴隨著現代化的進程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但同時也帶來了30年來農村傳統核心價值觀念的變遷，在傳統鄉土文化與現代價值觀念的急劇碰撞尤其是工業化、市場化的過度開發和破壞下，鄉村文化正面臨著某種程度上的認同缺失。如何理性面對和認真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的鄉村文化的價值變遷，并從文化哲學的發展角度看待鄉村現代性發展下的傳統角色及其可能的文化發展向度，成為全球化時代背景下當代中國謀求鄉村文化現代化建設的關鍵議題。
一、改革開放下鄉村文化的價值變遷
基于數千年來的宗法血緣關系，傳統中國鄉村社會構建了一種具有典型文化學意義上的鄉土社會價值系統。在傳統鄉土社會的存在結構中，自給自足的農耕自然經濟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經濟主體，儒家文化形態成為古代鄉土社會的主要精神價值紐帶。傳統社會的這種獨特的經濟與文化特征，也塑造了中國廣大農民在個體觀、家庭觀和社會觀等方面的獨特的價值取向。
30年來，中國鄉村社會的發展伴隨著國家現代化的進程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在這一歷史變遷的進程中，首先是中國農民親身經歷并深刻體會到這一變遷帶來的身份自覺和價值抉擇。我們看到，對于經歷了1980年代“離土不離鄉”和1990年代“離土又離鄉”兩個階段的中國數億農民，在承受著中國農村改革的巨大空間變遷中，也享受著3O年時間帶來的農村改革成果，而且這一改革的進程還在不斷推進。在新世紀，為推進農村現代化建設，國家對“三農”問題高度重視，在實踐和價值層面上推動著對中國農村社會的現代化發展訴求。因此，國家制定了一系列切實有效的政策舉措，包括2003年農村稅費改革的實現、2005年“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決定以及2006年延續了數千年的農業稅的全面取消等等，這些都充分顯示了國家對農村改革的信心、決心與力度，更充分凸顯了鄉土社會現代變遷的實踐進步意義，中國農村建設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不斷推進。
回顧30年的歷程，在這一系列改革與發展成就的背后，同時也帶來了農村文化的工業化、市場化破壞與鄉土文化的認同缺失等突出問題。30年來，工廠、企業在農村的市場化經營，普遍伴隨著對于鄉土環境與和諧秩序的劇烈破壞，帶來了鄉土社會的村落消失和環境惡化，也帶來了鄉土傳統文化的集體性失落；而傳統鄉村文化的斷裂與破壞又使得廣大農民在家庭觀、社會觀、個人觀以及價值觀、文化觀等方面發生了文化認同的.迷失，傳統意義上的鄉村精神家園不復存在，而現代意義上的鄉土文化認同又尚未建立。
二、鄉村文化：現代性下的傳統角色
在這場農村巨變和文化斷裂的實質進程中，凸顯了鄉村現代化建設與鄉村文化認同之間的緊張關系，傳統鄉村文化在農村現代化的建設中遭遇到“破壞有余”而“重建不夠”的歷史命運。“破壞有余”是指工業化、市場化帶來的過度破壞以及對傳統鄉村秩序的無情摧毀；而“重建不夠”則是指鄉村文化在現代化的建設中存在著價值迷失和認同危機，缺乏建設中必要和科學的價值指導。正是基于這樣的雙重命運，導致30年來農村現代化的建設與農村文化的建設發生錯位，人們在諸如農村發展、經濟提升等觀念的片面主導下，忽視了村落文明、精神家園等鄉村傳統文化的建設與發展。
對于中國傳統鄉土文化的現代研究從上世紀初已經開始，其中費孝通先生的“文化中國”說影響最大。費孝通將人們對傳統中國農村的研究納人到人類學、社會學視野，探討了中國農村文化模式怎樣從中國農業和農村生活中產生出來，并創造性地提出了農村“人文生態”等概念。其實在費孝通提出“鄉土中國”時，20世紀初期的知識分子就已經開始了在中西方文化沖突的背景下普遍開展和推進傳統鄉村社會的現代實踐。如潘光旦、吳文藻等對中國本土的鄉村傳統文化特征在現代社會構建過程中的角色、問題和作用等問題進行了探討。而陶行知、晏陽初、梁漱溟等則主要致力于開展對后世影響深遠的鄉村教育和鄉村建設運動。
隨著20世紀中國現代化建設思想史的激蕩展開，對于鄉村文化的現代化探討不僅反映在社會學者和人類學者的田野調查中，文化學者也在思想與文化哲學的層面展開了充分的討論。經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洗禮，留給20世紀文化和思想界一個充滿理性與智慧激蕩的話題就是如何看待傳統文化包括傳統鄉村倫理的實際價值。“五四”新文化運動和后“五四”文化激進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們帶來的文化批判主要強調了西方現代主流價值的普遍意義，他們看到了傳統中國鄉村倫理的負面意義和現代西方啟蒙理性的普世價值，一致認為儒家傳統倫理和宗法制度滲透著“禮教吃人”的殘酷封建思想，喪失了“獨立人格”，扼殺了“自由人性”。可以看出，在對西方現代價值的解讀和對自我歷史意識的表達中，他們普遍將儒家鄉村倫理一律視為喪失了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神圣化和結構化符號而開展批判。
由啟蒙運動確立的基本價值和理念，在“五四”時期和整個20世紀受到了理性的大力闡揚，已然成為主流思想界的價值說詞，這就大大刺激和挑戰了以儒家文明及其倫理規范為代表的傳統鄉村倫理，這些價值，真正說來比仁義禮智信在我們的心理結構中更有說服力和影響力，一種以西方主流解釋話語為主的鄉村現代性真正建立了起來，這種鄉村現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傳統鄉村倫理的合理性與價值，造成了鄉村社會在現代性下的傳統解構。 在現代新儒家等文化保守主義者們看來，“傳統與現代性”的關系問題其核心就是要解決“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傳統應當向何處去”這樣的時代提問。因而，他們各自提出了傳統儒學謀求現代化發展的方案。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至今，無論是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說”、馬一浮的“六藝統攝一切學術說”、賀麟的“儒化西洋文化說”，還是馮友蘭的“東西文化轉型說”、方東美的“生命精神提升說”，以及唐君毅的“依本成末說”、牟宗三的“良知的坎陷說”，還是在全球化文明對話背景下的劉述先提出的“理一分殊”、杜維明倡導的“文明對話”與“儒學轉化”。現代新儒家的整整三代發展對于傳統文化和儒學命運的現代轉進思路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可以說，這些探究為傳統鄉村儒學倫理的發展命運和前途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為鄉村文化在現代性下的傳統角色提供了多重的理論視角。
三、走向鄉村文化自覺
正是基于傳統鄉村精神倫理和文化的“實質性”影響，在謀求現代化的建設進程中，需要正確處理農村發展與文化傳承之間的關系。筆者以為，對于鄉村社會變遷下的文化發展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要樹立“文化自覺”的理念，從文化迷信走向文化自信，從文化批判走向文化傳承，從文化傳承走向文化延展，從而構建起符合中國鄉村特色的文化新認同。
“鄉村文化自覺”包涵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面：一是鄉村文化傳承。鄉村文化傳承是基于對民族和鄉土文化的自信與認同，以及對文化批判立場的反思。它不僅表現在文化一民俗學層面(如鄉村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繼承)，更表現在精神一哲學層面(如對仁愛民本、自然和諧思想的繼承，以及對民間宗教信仰等鄉村精神結構的傳承)，它是對鄉村傳統文化的全面性、系統性、價值性傳承。二是鄉村文化延展。鄉村文化延展考慮的是如何在鄉村主體實踐中充分認識到傳統鄉村倫理的負面意義，充分借鑒西方現代性的價值理念，積極在實踐中轉化傳統負面價值觀念(如科學理性對于鄉村迷信的轉化和滲透，政治理陛對于宗法綱紀的超越等等)，在此基礎之上，將傳統鄉村精神倫理與諸如理性、個體、法制、權利、自由等價值觀相互融合起來，從而建立具有自主性和伸展性的現代鄉村文化新認同。如果說文化傳承是一種鄉村現代化建設立場的話，那么文化延展則是在自主性和開放性中的一種文化成長方式。文化延展既是對文化主體的自我揚棄，又是對文化客體的批判吸收。可以說，文化延展既避免了傳統鄉村文化的本土局限性，又嫁接了經過西方實踐證明了的普世價值和理念，而其宗旨則是面向新農村建設的鄉村文化新認同。
提出蘊涵“傳承與延展”的“文化自覺觀”是基于全球化時代背景下地方知識的普遍價值和根源意義。全球化的意識在強化經濟發展一體化的同時，也日益強化了地方文化的根源和認同性，如族群、性別、語言、信仰、階級和年齡等根源要素日益凸顯，這些因素日益成為全球化時代下地方經濟、文化與社會發展的核心依賴元素。提出蘊涵“傳承與延展”的“文化自覺觀”還是基于對于文化自主性的強調和對西方現代化理論的警覺與反省。任何照搬照抄西方現代化建設理論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中國的鄉村文化建設是一個在實踐中的文化變革系統，這一變革必然是一個立足自身的傳統與現實而展開的變革與創新的過程，照搬照抄只會引向歧途。中國的鄉村文化建設如同中國的整體現代化建設一般，固然離不開向不同的文化和社會的學習與借鑒，但是在發展的開放性中需要牢牢樹立自主性的一面。這不僅表現在文化方面，在農村經濟現代化建設方面也一樣，正如有論者所指出的，簡單的照搬和運用西方的現代化理論，而不是從中國傳統社會經濟結構的內在理路一農工混合的鄉土經濟出發，去探討一種社會經濟結構向現代化轉型的可行道路，也會對中國農村的現代化發展和新農村建設造成深遠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鄉村文化的現代化發展中，過度重視了現代性價值的一面，而往往忽視了現代性價值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而傳統精神倫理往往具有反省和超越現代性負面價值的“超現代性”價值。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的鄉村建設，應當從“如何實現西方的現代化建設”這一被迫性問題轉化到“如何超越西方的現代化建設”這一主體性問題。“中國社會將來真要現代化，同時也是須超現代化，而不能只以現代都市社會為最高理想”。文化傳承和文化延展的統一則是對于“現代化”和“超現代化”的全面把握，我們在實踐中構建的鄉村文化精神倫理不僅是自身道德生存的價值元素，同時也是超越了西方的現代性負面價值的新文化。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從哲學上建構起真正的鄉村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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