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看中國音樂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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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看中國音樂東傳

作者：曾美月

從《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看中國音樂東傳

黃鐘：武漢音樂學院學報 2015年04期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5.01.000

中圖分類號：J609.2 文獻標識碼：A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后文簡稱《高麗圖經》)，北宋徐兢撰。徐兢(1091-1153年)字明叔，和州歷陽(今安徽和縣)人。①北宋政和年間以父任補將仕郎，治譽著聞，宣和年撰《高麗圖經》，宋徽宗覽后大悅，遷其為尚書刑部員外郎，賜同進士出身。徐兢洞曉音律，善歌嘯、能吹簫拊瑟，并作為書畫家聞名于宋代，其書畫作品受徽宗愛賞，張孝伯《徐公行狀》稱其“畫入神品。世人所藏，多出他手”，此外，他還頗具文才：“漁獵古今，靡不貫通”，“文詞雋敏立就，下筆袞袞不能自休”。②徐兢的多方面才能決定了《高麗圖經》的多方面價值，他的音樂才能也使其中的音樂資料具有較高史料價值。

北宋建國伊始就面臨遼金政權的嚴重威脅，為了解決外患，趙氏朝廷長期實施“聯麗制遼”的戰略方針，積極展開與高麗的外交。宣和四年(1122年)夏四月，高麗國王王俁薨，王楷繼位，宋徽宗朝廷為行奠慰之禮，于宣和五年派遣給事中路允迪、中書舍人傅墨卿作為使節出使高麗，徐兢作為奉議郎、充奉使高麗國信所提轄人船禮物官隨團出行。使團于宣和五年三月十四日從汴京出行，五月十六日從明州登船出海，六月十三日抵達高麗王城，在高麗停留一月后，于七月十三日返航。歸國后一年，宣和六年，徐兢寫成了《宣和奉使高麗圖經》40卷，詳細描繪高麗“建國立政之體，風俗事物之宜”等耳聞目睹之事，作為書畫家，徐兢還將見聞繪成圖畫，敬奉給朝廷。但此書的繪圖部分在南北宋之交的“靖康之難”中遺失，唯部分文字輾轉存留。文字內容涉及出使的航線日程、船隊組織裝備、朝鮮半島的歷史沿革、山川地理、典章禮儀、接待儀文、宮室器用、人物風俗等。它的史學價值歷來備受矚目，據考證，《宋史·高麗傳》的內容，多有源自此書，③其對朝鮮史學著作《三國史記》、《高麗史》也有補缺作用。

作為一部杰出的見聞錄，《高麗圖經》記錄的內容廣泛而豐富，其中的音樂史料包括高麗鼓吹樂隊與樂器、高麗宮廷雅樂與宴樂、高麗民俗與宗教音樂等。通過鼓吹樂隊、樂懸音樂的文字記錄，可確知中國音樂傳入高麗后被高麗國吸收、并與本國音樂融合的歷史事實。

關于唐宋音樂東傳高麗的情況，學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如：王小盾《高麗俗樂的中國淵源》④、趙維平《朝鮮歷史上樂器的形成、變遷及與中國的音樂關系》⑤等，均從不同角度深入全面探討了中國音樂東傳高麗的史實。此外，文史界對《高麗圖經》的文本研究也不乏成果，其中涉及《高麗圖經》的版本源流與作者生平考證、《高麗圖經》反映的宋代海外交通狀況、《高麗圖經》的史料價值、圖畫創作情況等。⑥

不過，作為一部有獨特音樂史料價值的筆記，《高麗圖經》音樂資料很少進入國內研究者的視野。相比較而言，韓國學者更多關注《高麗圖經》音樂資料，如(韓)沈淑慶《高麗與宋時期的宮廷樂舞藝術交流》⑦、(韓)徐海準、涂雅藍《宋、高麗宮廷音樂文化交流》⑧、(韓)張師勛《韓國音樂史(增補)》，⑨均對《高麗圖經》資料有所提及。但總體而言，《高麗圖經》所反映的有關唐宋音樂東傳高麗的問題，仍有較大發掘空間。尤其在一些重要細節問題上，如，宋代音樂東傳高麗的時間問題，由于國內研究者沒有關注到《高麗圖經》的相關記錄，因而普遍對其判斷失之偏頗。鑒于此，筆者撰此文，期待《高麗圖經》音樂史料能受到音樂學界關注，并對宋代音樂及中朝古代音樂交流研究有所助益。

一、從《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看中國音樂東傳

(一)鹵簿儀仗及其鼓吹樂隊

1.鹵簿儀仗

鹵簿是中國古代皇帝、皇族、高級臣僚出行時彰顯政治地位、身份與防護措施的重要儀衛，鼓吹樂是鹵簿儀仗隊的重要組成部分。宋代時，中國的鹵簿儀仗及鼓吹樂隊已傳到高麗，并被使用于高麗國的重要政治場合。《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24“節仗”，記錄了使團到達高麗后，接待使團的鹵簿鼓吹隊伍：

初神旗隊：……采輿兵仗前導，諸仗之中神旗為先……導衛入城，旗列十面，車載而行……青衣龍虎軍、鎧甲、戈矛幾及萬卒，分為兩序夾道而行。

次騎兵：神旗之次有錦衣龍虎親衛，旗頭一名騎而前驅，執小紅旗，其次則領兵上將軍，其次則領軍郎將，皆騎兵也……

次鐃鼓：……

次千牛衛：鼓角之次，即有儀物貫革鐙杖，千牛軍衛執之相比而行。⑩

高麗接待使團的鹵簿儀仗行走方陣如下：

神旗隊→騎兵→鐃鼓→千牛衛→金吾衛→百戲→樂部→禮物→詔輿→充代下節→宣武下節→使副→上節→中節

這是高麗鹵簿儀仗隊的方陣構成情況，從中可看到其深受中國鹵簿儀仗隊的影響。將它與《大唐開元禮》、《宋史》記錄的鹵簿儀仗隊進行比較就可知，高麗“節仗”隊的各方陣組成成員類同于唐宋朝廷的皇太子鹵簿，但其規模遠遠小于中國皇太子鹵簿。下文是《宋史》記錄的皇太子鹵簿儀仗隊：

家令、率更令、詹事各乘輅車……次清游隊旗，執一人，引二人，夾二人。

并正道。清道率府折沖都尉一員，領二十騎，執槊一十八人……

次正道龍旗各六，執一人，前二人引，后二人護……

次正道細仗引。為六重，每重二人，自龍旗后均布至細仗，槊與弓箭相間，并騎；每廂各果毅都尉一員領。次率更丞一員。

次正道前部鼓吹。府史二人領鼓吹，并騎。?鼓、金鉦各二，執各一人，夾二人，以下準此。帥兵官八人；長鳴三十六，帥兵官二人；鐃吹一部，鐃鼓二，各執一人，夾二人，后部鐃節鼓準此。簫、笳各六，帥兵官二人；?鼓、金鉦各二，帥兵官二人；次小鼓三十六，帥兵官四人；中鳴三十六，帥兵官二人。以上并騎……(11)

兩相對照兩國鹵簿方陣，高麗“神旗隊”類似中國“清游隊”與“正道”兵士，高麗“騎兵”隊類似中國“正道細仗引”，高麗“鐃鼓”隊類似中國“前部鼓吹”，高麗“千牛衛”隊類似中國“千牛騎”，高麗“金吾衛”類似中國傘扇華蓋隊，高麗“樂部”隊類似中國“后部鼓吹”，此外，高麗“充代下節”類同于中國文官隊，高麗“宣武下節”類同于中國武官隊，《高麗圖經》記錄的儀仗隊后部“使副”、“上節”、“中節”等，則主要是使團成員。可見，高麗鹵簿儀仗隊在布局方面接受了來自中國的影響。

高麗的接待使團儀仗隊中，唯百戲隊不同于中國，即，高麗的鹵簿儀仗用百戲，而中國官方禮制中的鹵簿儀仗隊(12)不用百戲，但在唐代北方地區的貴族出行隊伍中，并不排除儀仗隊用百戲，如廣為人知的唐代莫高窟壁畫《宋國河內郡夫人宋氏出行圖》中，就有百戲表演場景。

2.鼓吹樂隊及其奏樂禮儀

《高麗圖經》卷24“節仗”條目記錄的高麗鹵簿儀仗十四種方陣中，音樂方陣有鐃鼓隊、百戲隊、樂部三種。其中鐃鼓方陣有胡笳和鐃、鼓三種樂器，其排列方位為：胡笳樂隊前行，鐃、鼓樂隊在胡笳樂隊之后。每行走百余步，胡笳隊吹奏，方陣相應退行，胡笳聲止時，鐃與鼓相間擊節。“鐃鼓：騎兵之次，鳴笳之軍次之，鐃鼓之軍又次之。每百余步鳴笳，軍必卻行，面詔輿而合吹。聲止，則擊鐃鼓為之節。”(13)

鐃鼓隊之后的方陣是千牛衛隊與金吾衛隊，再其后是百戲方陣與樂部方陣。百戲方陣由少兒組成，樂部方陣由歌工及各種樂器樂工組成。

次百戲：金吾仗衛之后，百戲小兒次之，服飾之類略同華風。

次樂部：歌工樂色，亦有三等之服，而所持之器間有小異，其行在小兒隊之后。比使者至彼，會俁衣制未除，故樂部皆執其器而不作，特以奉詔命，不敢不設也。(14)

上文記錄中，不僅百戲方陣服飾“略同華風”，且樂部方陣使用歌工的手法也取法中國。唐代開元及宋代政和年間，中國鹵簿儀仗及其鼓吹樂發展至最高峰，這段時期的鹵簿儀仗及其鼓吹樂隊規模龐大。在當時的皇帝大駕鹵簿儀仗中，前后部鼓吹樂隊分別用歌工48人。(15)顯然，高麗鹵簿鼓吹樂的歌工設置效法于中國。此外，高麗樂工所持樂器也大多與中國樂器相同，只是“間有小異”而已。

由于高麗國王王俁去世，徐兢等使團出訪的目的是吊祭俁，當時正處于“衣制未除”的忌樂期間，樂工都執樂器而不演奏。《高麗圖經》不僅在此處記錄高麗鹵簿鼓吹樂的持樂不奏，在后文卷40“樂律”介紹高麗宮廷宴樂時，也提到“以時王俁衣制未終，工人執其器而不作，聲律之度不可得而考也。”高麗國的忌樂期間持而不奏禮儀，也來自中國。中國的忌樂禮儀，至少從唐代就已普遍使用，并延續至清代。如《新唐書·卷51》“百官一”記述，“大功以上喪，受冊蒞官，鼓吹從而不作，戎事則否。”唐宋時期規定，在大喪時期、皇帝納后、祭祀去途、受冊蒞官等莊嚴場合，鼓吹樂皆須持而不奏。(16)至于鼓吹樂持而不奏的原因，《舊唐書·卷28》“音樂一”敘述，“尊嚴之地，鐃吹嘩歡，既無明文，或乖肅敬”。徐兢對高麗國持而不奏的禮儀，是非常首肯的，他在卷24“節仗”中評論：“使命每至麗國，聞其備竭儀物之華、兵衛之眾，以迓詔書，以導旄節，禮甚勤至。然是行也，適在王俁衣制未終，其鼓吹之類皆執而不作，亦可謂知禮也已。”(17)

3.鹵簿鼓吹樂器

中國使者初至，高麗國巡尉令吹胡笳行接待之禮。胡笳用在行進隊伍中時，往往走在隊伍前列，走吹數十步后再止吹，其演奏與鐃鼓隊相間。關于高麗儀仗鐃鼓隊中的行鼓、金鐃與胡笳，《高麗圖經》卷13“兵器”條目記錄：

行鼓：行鼓之狀，稍類雅樂之搏拊也。中腔差長，而以銅環飾之，貫以紫帶，系于腰下。軍行則在前，與金鐃間擊，其節頗緩。金鐃之形，與中華制度不異，故略而不圖。(18)

胡笳：胡笳之制，上銳下豐，其形差短。使者初至群山島，巡尉將迎，舟卒服青衣而吹之。其聲嗚咽，不成曲調，惟覺群噪如蚊虻之音。迎詔則在前行，每數十步，輒稍卻回，面詔輿而吹。聲止乃行，然后擊鐃鼓為節也。(19)

由于具有杰出的繪畫才能，徐兢曾在《高麗圖經》中繪諸多圖畫，以配合解說文字記錄，雖然這些繪圖遺失于戰亂，無存于當今，但今人依然能從行文中判斷何處配有繪畫。《高麗圖經》中的樂器繪圖多用于記錄高麗本國樂器，而對于來自中國的樂器，徐兢則選擇“略而不圖”。從以上文字來看，高麗金鐃與中國金鐃完全相同，即金鐃是來自中國的樂器，所以徐兢“略而不圖”。

但對于行鼓，徐兢卻是加以繪圖的，說明行鼓是高麗的本國樂器，但作為鼓類樂器，它的演奏效果是與中國鼓類樂器相同的。上文記錄，行鼓外形類似中國雅樂中的搏拊，演奏時系于腰下，行進時在隊伍的前部，與金鐃相間擊節。搏拊實則用手拍擊演奏的小鼓，也用于高麗宮廷雅樂中。(20)中國鹵簿鼓吹樂的前部鼓吹中常用到一種小鼓，如唐宋時期的大駕鹵簿前部鼓吹有“小鼓一百二十”，皇太子鹵簿前部鼓吹中有“小鼓三十六”。(21)高麗行鼓的演奏效果與中國小鼓類似。

上文記錄的胡笳，也是從中國東傳的樂器。唐宋時期的笳均可見于記載，如唐代段安節《樂府雜錄》“鼓吹部”記錄：“哀笳，以羊角為管，蘆為頭也。”此外，宋代陳旸《樂書》卷一百三十，有“大胡笳”“小胡笳”“蘆笳”繪圖，此兩者都符合《高麗圖經》對胡笳形制“上銳下豐”的記錄。

(二)樂懸

樂懸是中國周代禮樂制度建立以來，各代沿襲使用的金石之樂。《高麗圖經》卷六“延英殿閣”抄錄高麗燕記文，其中敘述高麗國王在延英殿清燕閣接見近臣的情景：“塤篪、椌楬、琴瑟、鐘磬，安樂雅正之聲，合奏于堂下……左右再拜告旨而卒爵，或獻或酬，和樂孔偕。乃觴酒九行，且令退息。”(22)

這里記錄的是高麗宮廷宴樂活動中的樂懸音樂演奏情況，其中用到的樂器如塤、篪、控(柷)、楬(敔)、琴、瑟、鐘、磐等，均是中國宮廷樂懸所用的樂器。高麗宮廷樂懸音樂的樂器陳列方位及使用情況等，《高麗史·樂志》“雅樂”條目有翔實記錄，可進一步證實其樂懸體制來源于中國。

(三)唐樂

高麗宮廷用“唐樂”“鄉樂”兩種系統，其中“鄉樂”是高麗本土音樂，“唐樂”是從中國傳去的音樂，樂器、樂舞皆中國形制形態。《高麗圖經》卷40“樂律”記錄：“今其樂有兩部：左曰唐樂，中國之音；右曰鄉樂，蓋夷音也。其中國之音，樂器皆中國之制。”(23)高麗宮廷“唐樂”“鄉樂”并用的情景，《高麗圖經》卷6“長慶殿”也有記錄：“其日大會公族、貴臣、近侍于長慶……用夷華二部樂，亦有致語。”(24)這里記錄高麗國王王俁生日時，曾在長慶殿宴樂群臣，其中，“唐樂”與“鄉樂”二部音樂并用不悖，唐樂表演之前亦用致語與口號。歌舞表演是唐樂的重要組成部分，關于高麗宮廷中的歌舞，《高麗圖經》提到：“亦有柘枝、拋球之藝。”(25)

《柘枝》是唐代時就已廣泛流傳的歌舞，并有對舞、獨舞兩種形式，宋代宮廷中的《柘枝》已發展成小兒隊的隊舞。《拋球樂》亦是唐代廣泛流傳的歌舞，起源于拋球運動，宋代女弟子隊的隊舞中亦有《拋球樂隊》(26)。現以《拋球樂》為例，說明高麗歌舞音樂對宋朝歌舞音樂的師承關系。

根據《高麗史·志卷第25·拋球樂》的記錄，歌舞《拋球樂》表演程序如下：

舞隊、樂官、妓立兩行，坐奏《折花令→妓與竹竿子念口號致語→女童舞→樂奏《折花令》→妓分兩行各6人舞，再分4行，唱《折花令》“三臺詞”→樂奏《折花令》→2人對舞，作折花狀→樂奏《水龍唫金》，12人舞→唱《水龍唫金》“洞天景色詞”→樂奏《小拋球樂令》，左隊6人舞→全隊唱《小拋球樂令》“兩行花竅詞”→1人進球門前唱，作拋球戲→右隊6人舞→全隊唱《小拋球》→1人進球門唱，作拋球戲→左二人唱→右二人唱→左三人唱→右三人唱→左四人唱→右四人唱→左五人唱右五人唱→左六人唱→右六人唱→樂奏《清平令》→左右對舞破→樂奏《小拋球樂令》→竹竿子口號致語→12人舞退。

以上歌舞表演，由包括歌、舞、器樂演奏、念、戲劇表演幾部分組成。戲劇表演包括折花狀與拋球戲。

南宋史浩《鄮蜂真隱漫錄》記錄了《采蓮舞》、《柘枝舞》、《花舞》等六首歌舞的表演過程，如《采蓮舞》也包括歌、舞、器樂演奏、念、戲劇表演幾個部分，主要表演者花心與竹竿子的唱念對答中有情節和人物身份。(27)將《拋球樂》與《采蓮舞》二者進行比較則可知，高麗宮廷“唐樂”的歌舞表演，與中國宋代歌舞表演相比較，其歌舞結構、表演形式、表演程序、歌舞戲劇的性質等均相同。

《高麗圖經》對《柘枝》《拋球》的文字記錄說明，中國唐宋兩代倍受喜愛的《柘枝》《拋球》舞也在高麗受到歡迎。對于唐樂體系中的歌舞音樂，王小盾《從〈高麗史·樂志〉“唐樂”看宋代音樂》將此二者與宋代歌舞音樂進行比較，并指出，“高麗‘唐樂’是宋代流行音樂的代表。”(28)此誠確言。

(四)宮廷音樂機構

對于高麗宮廷音樂機構的組成，《高麗圖經》也有記錄：“若女伎則謂之下樂，凡三等：大樂司二百六十人，王所常用；次管弦坊，一百七十人；次京市司，三百余人。”(29)

這里記錄，高麗宮廷從事唐樂與鄉樂表演的女伎分大樂司、管弦坊、京市司三等。這種音樂機構的三等級劃分，可見到唐代教坊三等級制的影響，按唐代崔令欽《教坊記》的記錄：常在皇帝面前表演的人稱“前頭人”，又稱內人，居宜春院；第二等為“宮人”，來自賤隸，居云韶院；第三等為“搊彈家”，來自平民家的女兒。與此相對應：高麗大樂司是經常在國王跟前表演的人，等級也最高，與唐代教坊“前頭人”對應；管弦坊居于第二等級；“京市司”從字面上來理解，就是京城市民之意，恰與唐代搊彈家的等級對應。此外，“大樂司”這個名稱，也來自中國。

關于高麗國對中華文化的接受與效仿，《高麗圖經》屢屢提及，如卷40“同文”條目記錄：“雖高句麗域居海島，鯨波限之，不在九服之內，然稟受正朔，遵奉儒學，樂律同和，度量同制。”(30)說明高麗對中華文化及音樂的全方位接受與繼承，高麗鹵簿鼓吹樂、樂懸、唐樂、音樂機構的設置，均深刻反映了中國音樂東傳后對高麗產生的深刻影響。

(五)宋代中國音樂傳入高麗的時間

從高麗宮廷音樂機構的三等級設置來看，早在唐代，中國音樂就已傳入高麗。宋朝音樂傳入高麗的時間，則多被學術界議論。不少學者認為，宋朝音樂傳入高麗的時間“為政和七年二月”(1117年)，(31)此結論的緣由在于，多種史書記載，政和年間大晟樂與燕樂傳入高麗，因此，政和年被視為宋朝音樂傳入高麗的最早時間。對此，《高麗圖經》的相關記錄如下：“熙寧中，王徽嘗奏請樂工，詔往其國，數年乃還。后人使來，必赍貨奉工技為師，每遣就館教之。比年入貢，又請賜大晟雅樂，及請賜燕樂，詔皆從之，故樂舞益盛，可以觀聽。”(32)

高麗國王王俁的先祖王徽曾在北宋宋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年)，請求宋朝廷派遣樂工前往高麗教習中國宮廷音樂，此后，高麗國將學習中國音樂作為常年沿襲的傳統，宋徽宗時期，大晟樂與宮廷燕樂也一并傳入高麗。因此，宋朝音樂傳入高麗的時間，比人們通常認可的政和年早40余年。

二、《宣和奉使高麗圖經》音樂史料的獨特價值

盡管《高麗圖經》音樂史料在全書中的分布比較零散，但由于其中所記都是作者耳聞目睹之事，因此內容直觀生動，且部分內容不能存見于其他典籍。現分析《高麗圖經》中音樂史料的價值，并將《高麗圖經》中的音樂史料與其他常用相關典籍進行比較，可確知其獨特價值。

(一)《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的其他音樂史料

除上文提到的反映中國音樂東傳的音樂史料外，《高麗圖經》中還有一些其他音樂記錄，為研究古代高麗音樂提供了依據。如卷40“樂律”條目記錄了高麗“鄉樂”的常用樂器、高麗簫管“胡琴”在眾樂中“以起眾聲”的重要地位，又記錄了高麗宮廷的百戲表演人數；卷16“官府”條目記錄了大樂司、管弦坊在高麗王城所處的地理方位；卷17“祠宇”、卷18“釋氏”、卷36“竹島”條目中，亦對高麗民間音樂及宗教活動中的音樂有簡略記錄。它們都為研究古代高麗音樂提供了寶貴資料。

(二)與《文獻通考》《宋史》相關記錄比較

《文獻通考》是一部記載上古至宋末寧宗時期典章沿革的通史巨著，其“樂考”部分篇幅長達10卷，分“歷代樂制”“歷代制造律呂”、八音“之屬”“樂懸”“樂歌”“樂舞”“俗部樂”“鼓吹”“散樂百戲”“夷部樂”等，分別敘述上古以來直至宋代寧宗時期的音樂事項，是今人考察宋代音樂的常用資料，其中對高麗音樂也不乏記錄。

《宋史》是研究宋代歷史的基本參考書，其中“樂志”共17卷，去除樂章歌詞部分，《宋史·樂志》記錄宋代音樂的史料有8卷。此外，《宋史》卷487“外國列傳·高麗傳”，以1卷的篇幅記載兩國間的政治交往活動。作為官修正史，《宋史》是研究宋代歷史最被關注的文獻，《宋史》“高麗傳”與“樂志”部分也是研究宋朝與高麗兩國之間音樂交流活動的不可或缺的文獻。

現將《高麗圖經》音樂史料與《文獻通考》《宋史》中的相關記錄比較，仍能發現《高麗圖經》音樂史料的獨特價值。因唐代“十部樂”中有一部“高麗樂”，《文獻通考·樂考》用了一定筆墨記錄“十部樂”之“高麗樂”情景。(33)對宋代高麗與中國的音樂交流情況，《文獻通考》卷148記錄如下：“宋乾德四年，鎮州進伶官二十八人，善習高麗部樂，賜衣服銀帶，遣歸本道。元豐間，來臣求中國樂工教之。今之樂，大抵中國制。中國使至，嘗出家樂以侑酒。”(34)這段文獻敘述的內容有三點：①宋太祖乾德時期，鎮州有伶人善高麗樂；②宋神宗元豐年間，高麗來使求教中國音樂，因此高麗音樂同中國制；③中國使者至高麗后，他們以家樂侑酒。

《文獻通考·樂考》在敘述“八音”樂器時，常兼及介紹此種樂器可見于高麗。如：《文獻通考》卷137“絲之屬胡部”敘高麗有彈箏、搊箏、臥箏三種箏樂器，(35)“竹之屬”敘高麗有義嘴笛，(36)卷136“革之屬”敘高麗有檐鼓、齊鼓，(37)此外，在考察箜篌、蛇皮琵琶兩門樂器時，亦提到高麗有此樂。(38)可見，《文獻通考·樂考》對高麗音樂的記錄，多集中于高麗樂器。

《文獻通考》對高麗國的考察多見于卷325“四裔考二·高句麗”，此條目闡述高麗的政治、經濟、文化，有四條文獻涉及音樂：

樂有二品：曰唐樂，曰鄉樂。

嘗獻伶官十馀輩，曰：“夷樂無足觀，止欲潤色國史爾。”

政和中，升其使為國信……賜以《大晟燕樂》。

樂有五弦、琴、箏、篳篥、橫吹、簫、鼓之屬，吹蘆以和曲。(39)

以上文獻與《宋史》中的記載多有相同之處。《宋史》的有關記載如下：

《宋史卷487·高麗傳》：樂聲甚下，無金石之音，既賜樂，乃分為左、右二部：左曰唐樂，中國之音也；右日鄉樂，其故習也。(40)

《宋史卷487·高麗傳》：嘗獻伶官十馀輩，曰：“夷樂無足觀，止欲潤色國史爾。”(41)

《宋史卷129·樂4》：七年二月，中書省言：“高麗，賜雅樂，乞習教聲律、大晟府撰樂譜辭。”詔許教習，仍賜樂譜。(42)

將以上《文獻通考》與《宋史》的相關記載進行比較，二者的第一條文獻內容大致相同，記錄高麗宮廷“唐樂”與“鄉樂”的二部構成，但其記錄甚簡。第二條文獻完全相同，敘述高麗向宋朝進貢樂人。第三條文獻敘述方式不同，但均是記錄政和七年宋徽宗朝廷對高麗賜予大晟樂與燕樂。以上《文獻通考》“高句麗考”中的第四條文獻為其獨有之記錄，但實際上，這句話是對其“樂考”中高麗樂器的概括。

總體而言，中國對高麗的音樂傳授、高麗對中國音樂的師承，是《高麗圖經》和《宋史》《文獻通考》共同關注的話題，三者對此都有記錄。高麗樂器也是《高麗圖經》《文獻通考》共同記錄的對象，但《高麗圖經》對樂器的記錄集中于作者出使高麗過程中親眼目睹的樂器，《文獻通考》中的高麗樂器文獻，多從其它文獻中抄錄而來，因此《高麗圖經》的樂器文獻有更直觀生動的特點。此外，《高麗圖經》對宋代音樂東傳高麗的時間記錄、對高麗宮廷音樂機構的記錄、對高麗鹵簿鼓吹樂的記錄等，則不見于《宋史》《文獻通考》的記載，從而顯示了《高麗圖經》音樂史料的獨特價值。

(三)與《高麗史·樂志》的相關記錄比較

朝鮮鄭麟趾撰修的《高麗史》，成書于15世紀中葉，對9～14世紀的高麗諸王及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史事載錄頗詳，其“樂志”部分集中于志卷第24～25，內容涉及高麗音樂的來源、高麗宮廷的雅樂、唐樂、俗樂。文獻中多次提到高麗樂的來源，如志卷第24“樂一”卷首：“睿宗朝，宋賜新樂，又賜大晟樂”，“樂一·軒架樂獨奏節度”記“太祖皇帝賜樂器”，樂一卷末記“宋新賜樂器”等。

《高麗史·樂志》對于高麗宮廷音樂記錄詳盡，如志卷第24“雅樂”條目，詳錄高麗宮廷的樂懸制度及音樂；志卷第25“唐樂”條目，詳錄傳自唐宋時期的教坊歌舞樂及樂器；志卷第25“俗樂”條目，詳錄高麗宮廷舊有的歌舞樂及樂器等。無疑，這些文獻是研究中國音樂東傳高麗的重要史料。

將《高麗史·樂志》與《宣和奉使高麗圖經》音樂文獻相比較，后者仍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如關于鹵簿鼓吹樂，《高麗史》樂一“用鼓吹樂節度”，只是簡略敘述不同場合的用樂過程，而無關于鹵簿鼓吹樂隊及樂器。因此，《高麗圖經》的此類文獻可補充此缺失。此外，《高麗圖經》中關于高麗宮廷音樂機構及其人員數量記錄、高麗民俗音樂的記錄等，均未能見于《高麗史·樂志》，從而在這方面具有獨特的史料價值。

宋代筆記《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是研究宋代音樂東傳高麗的一部不可或缺的資料，其中的音樂史料具有其他宋代史書典籍所不具備的獨特價值。它反映的音樂歷史在于：高麗宮廷對中國音樂的承襲不僅表現為“唐樂”品種，高麗鹵簿鼓吹樂、樂懸音樂、宮廷音樂機構建制均接收與效仿中國。在鹵簿鼓吹樂方面，高麗使用中國之制的樂器，并融合本國特點，其“忌樂”期間持而不奏的禮儀也來自中國。盡管宋代自建朝就與高麗國有音樂交流與往來，但從《高麗圖經》反映的事實看，北宋神宗時期的熙寧、元豐年間，兩國之間的音樂交流更為頻繁，高麗國王王徽在神宗繼位不久后就向神宗請教與請賜中國宮廷音樂，并自此形成求學于中國音樂的傳統、且至少延續至北宋徽宗政和年間。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是研究宋代音樂東傳高麗的重要資料，其獨特的音樂史料價值為其他宋代史籍所不具備。它反映了高麗鹵簿鼓吹樂效仿中國，樂器使用中國之制并融合本國特點，其“忌樂”期間持而不奏的禮儀也來自中國等歷史細節。從《高麗圖經》反映的事實看，北宋熙寧、元豐年間，兩國之間的音樂交流頗為頻繁，高麗國王王徽曾向宋神宗請教與請賜中國宮廷音樂，并自此形成求學于中國音樂的傳統、且至少延續至北宋政和年間。

①徐兢先祖為建州歐寧(今福建建甌)人，祖父徐師回被贈光祿大夫后移居和州歷陽。

②[宋]張孝伯：《宋故尚書刑部員外郎徐公行狀》，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三編(8)》，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160頁。

③顧宏義：《〈宋史·高麗傳〉史源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4期，第126頁。

④王小盾：《高麗俗樂的中國淵源》，《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7期。

⑤趙維平：《朝鮮歷史上樂器的形成、變遷及與中國的音樂關系》，《樂府新聲》，2012年第2期。

⑥以上研究成果分別見于：祁慶富《〈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版本源流考》，《社會科學戰線》1996年第2期；李玉昆《〈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與宋代的海外交通》，《中國航海》1997年第1期；孫希國《〈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作者徐兢生平考》，《遼東學院學報》2012年第3期；王皓《關于〈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創作的幾個問題》，《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

⑦[韓]沈淑慶：《高麗與宋時期的宮廷樂舞藝術交流》，《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

⑧[韓]徐海準、涂雅藍《宋、高麗宮廷音樂文化交流》，《戲劇之家》，2013年第1期。

⑨[韓]張師勛、樸春妮(譯)：《韓國音樂史(增補)》，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8年版。

⑩[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三編(8)》，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頁。

(11)[元]脫脫《宋史·志一百》“儀衛五”，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

(12)官方禮制指史書記載的、朝廷典章制度中的鹵簿儀仗，與宮廷之外民間性質的鹵簿儀仗隊相對而言。

(13)[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24，第93頁。

(14)[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24，第93-94頁。

(15)[唐]蕭嵩《大唐開元禮》及[元]脫脫《宋史·樂志》“政和大駕鹵簿”。

(16)[唐]魏征《隋書·卷13·音樂上》：“天監七年，將有事太廟……八座丞郎參議，請與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帝從之，遂以定制。”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

(17)[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第92頁。

(18)[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13，第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