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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爾與葉賽寧詩歌中的生態原型意象對比研究

時間:2023-04-28 09:04:35 社會文化論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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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爾與葉賽寧詩歌中的生態原型意象對比研究

    摘要:美國詩人瑪麗安娜·穆爾與俄羅斯詩人謝爾蓋·葉賽寧分別在各自詩作中以“原型”的方式建構各類神啟意象,如極光、霧靄、印第安部落、森林界碑、煙囪、鐵軌等。具有生態指涉意義的神啟意象在二者創作中呈現動態演化的特點,在二者早、中、晚期詩歌里分別啟示著生態理想、生態責任和生態預警。神啟意象統轄著二者各時期詩歌的生態話語場,以最本質的方式折射出詩人特定時期的生態意識。

穆爾與葉賽寧詩歌中的生態原型意象對比研究

     關鍵詞:神啟意象;原型;生態話語場;穆爾;葉賽寧

    20世紀的文學批評思潮風起云涌、波瀾壯闊。其中濫觴于70年代后期的生態批評異軍突起,并迅速地在90年代成為文學研究的顯學。生態批評強大的理論觀照力,突出表現在生態意識(包括生態理想、生態責任、生態預警等),廣泛滲透于作家的創作實踐活動中,在各類文學文本中形成獨立于其他話語范疇的特殊話語場。這類生態話語場既是共時的,也是歷時的,即相似的生態話語場可以在同時期的文學文本中橫向追索,也可以沿不同時期的文學創作縱向溯源。在此,諾斯羅普·弗萊(Northrop Frye)的原型(Archetype)理論為發掘和闡釋這類生態話語場提供了恰當的視角。根據弗萊的原型理論,“作家創作的心理經驗并不僅僅來自自身,這種心理經驗有著一種超個性的共同心理基礎,即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存在著相同或相近的心理意象結構”[1](頁313)。原型即是這種跨越時空的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的意象結構或敘述結構。依據原型,可以從整體上把握文學文本的共性和演變規律。

    如果打破時空的界限,把繽紛繁復的各類生態話語場置于原型這一鏡像中,我們得以窺視到:在美國詩人瑪麗安娜·穆爾(Marianne Moore)和俄羅斯詩人謝爾蓋·葉賽寧(СергейЕсенин)的詩作中,神啟意象這一原型統轄著二者詩作中的生態話語場,并在二者早期、中期和晚期詩作中呈現動態演化的特點。

    二、神啟意象之于生態理想

    神啟意象是弗萊原型象征的三種組織形式之一。廣義的神啟意象系指文學作品中反復出現的具有啟示意義的意象形象,具有深刻的隱喻性,“體現著文學文本的深層次結構和作家對于寫作客體的特定心理認知模式”[2](頁341)。神啟意象往往滲透著神秘主義色彩,以傳遞來自自然界或超自然界的訊號,表達人們對于特定世界的認知。

    在穆爾的早期詩作中,詩人的生態理想正是通過神啟意象得以清晰地傳達。《極光》(“Polar Light”)一詩中,舞動于北極地區上空,照亮極夜里茫茫冰原的北極光,即是一個鮮明的神啟意象。穆爾在詩中這樣寫道:“斑斕舞動的精靈,陽光的使者,/你劃破極夜黑暗的蒼穹,/溫暖著苔原和永久凍土層。/落葉松和針葉林莊重地矗立,/注視你的舞姿;/馴鹿和北極狐在冰原上奔馳,/追逐你的光亮。/圖爾蓋植物區從沉睡中蘇醒,/藉著你的力量,/把礫巖花的芳香撒向茫茫冰原……”[3](頁12)顯然,在詩中,極光被冠冕為神啟意象,統轄著全詩的生態話語場,高居于詩歌隱喻結構層次的頂端,以最嘹亮的聲音傳遞著穆爾的生態理想:終年嚴寒、被冰雪覆蓋的北極被認為是生命的禁區、生態的荒漠。然而嚴酷的自然環境卻無法壓抑生命的沖動,極光喚醒了茫茫冰原上的勃勃生機。

    應當指出,極光作為神啟意象這一原型,頻頻現身于穆爾早期的其他詩歌中,輻射出一個更為廣闊的生態話語場,容納著更多具有生態指涉性的表層或深層隱喻結構。在《魁北克的回憶》(“Memories ofQuebec”)一詩里:“極光映在蒼鷹犀利深邃的瞳仁中,/放大著造物主對蒼生的關懷。”[3](頁29)在《擱淺的鯨》(“A Beached Whale”)一詩中:“極光卷挾著太陽風暴,/給北冰洋許諾以春天的圖景。”[3](頁37)等等。顯然,極光以一種最本質的方式滲透彌漫于穆爾的早期詩作,形成最具規范效力的深層隱喻結構,建構著穆爾早期詩作的神啟意象原型,樂觀地傳達了詩人理想化的生態圖景。

    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與穆爾同時期的俄羅斯詩人葉賽寧,我們發現,神啟意象同樣作為原型結構支撐著葉賽寧詩歌的生態話語場,清晰地傳達著詩人的生態觀念。如果說極光成就了穆爾早期詩歌的神啟意象,那么在葉賽寧的早期詩歌中,彌漫于廣袤的俄羅斯密林中的霧靄,則是一個揮之不去的神啟意象。

    因為在葉賽寧看來,“霧是純凈的,是關于光明和復蘇的啟示”[4](頁146)。霧來源于天地之間水氣的交融,自森林中潮濕的地表蒸騰至空中;霧是一種溫和的自然力量,把水氣均勻分布于森林各處,滋潤著苔蘚、花朵和葉表;而霧靄退卻之后,森林將會迎接晨曦中的第一縷陽光,因此霧又是光明的前奏。

    在葉賽寧組詩《松林記事》(“Запискиососняке”)中:“晨霧緩緩移過紅松筆挺的樹干,/把條條銀色的光柱傾瀉在密林里,/還水浸地以清澈。”[5](頁10)在《鐘塔上空》(“Надбашнею”)一詩里:“鐘塔上空彌漫著薄霧,/把晚鐘的裊裊余音帶到遠方,/召喚牧羊人踏上歸途。”[5](頁47)在《圣彼得堡的夏天》(“Летов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一詩中:“涅瓦河上游升騰起白霧,/白嘴鴉從灌木林里傾巢飛出。/蒸汽船的旋槳懶懶地拍打著水面,/拖曳著粼粼波光消失在白霧深處。”[5](頁51)顯然,霧這一神啟意象原型貫穿于葉賽寧的早期詩歌,勾勒出一幅靜謐、和諧的理想化生態圖景。

    三、神啟意象之于生態責任

    如果說極光和薄霧分別在穆爾和葉賽寧的早期詩歌中建構著神啟意象,營造出兩位詩人理想化的生態圖景,那么隨著時間的推移,二者對于這種理想化的生態圖景逐漸產生了危機感,一種現實的責任意識開始萌芽并滲透于二者的詩歌創作中。認知模式的轉變導致原有的生態話語場發生轉換,而新的生態話語場的穩定交疊則誕生出新的生態原型,舊的神啟意象從而被新的神啟意象所取代。

    在穆爾的中期詩歌中,這種啟示著生態責任的神啟意象被賦予給北美印第安部落。在穆爾看來,處于現代工業文明邊緣的印第安部落是生態文明的最后守望者,因為“在這些蠻族的血液里流動著天然的生態責任意識”[6](頁104)。印第安人原始的生活方式決定了他們是生態系統中的和諧一員,而古老的宗教儀式和祭祀活動則把一些樸素的生態倫理融入印第安人的基因中,世代相傳:如相信“萬物有靈論”,對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報以敬畏態度,嚴格限制獵取量,使獵取量與獵物增長量保持自然平衡,保護動物幼崽,視水源為神圣,等等。這些樸素的生態責任意識對于被現代工業文明所“異化”而向自然無度索取、瘋狂掠奪的現代文明人來說,具有教化和啟示意義。

    在穆爾敘事詩《高貴的野蠻人》(“Noble Savages”)中:“他(印第安獵手)解開樺皮裙,/包起受傷的鹿仔抱在懷里。/母鹿憂郁的眸子里流露著信任,/夕陽的余暉把他們三個化作剪影。”[3](頁92)在《曠谷回音》(“Echoin a Vale”)一詩中:“部落首領把泉水高舉過頭頂,/男人、女人、孩子匍匐在地,/膜拜這涌動于天地萬物中的血液。”[3](頁107)在《落基山中的風暴》(“Storm in theRocky Mountains”)一詩中:“狂暴的黑云裹挾著雷電隆隆滾過峽谷,/曠野高原瞬時間被黑暗吞噬。/閃電照亮了年輕印第安騎士矯健的身影,/他們在風暴中策馬飛馳,/把受驚的野牛群趕進峽谷避風處。”[3](頁138)印第安人的英姿頻頻現身于穆爾的中期詩歌,他們矯健、勇猛,粗獷的外表下跳動著一顆對自然敬畏、對蒼生憐憫的心。北美印第安部落這一原型生動地建構了穆爾中期詩歌的神啟意象,啟迪著人們對于人類生態責任的深思。

    在葉賽寧的同期詩歌中,詩人也有意識地建構著指涉生態責任的神啟意象,這個神啟意象就是矗立于森林禁伐區邊緣的界碑。遼闊的俄羅斯國土被茂密的森林所覆蓋,有著世界上無以倫比的豐富森林資源,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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