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征理論與美國少數族裔書寫

【原文出處】南開學報：哲社版

【原刊地名】津

【原刊期號】20054

【原刊頁號】33～38

【分 類 號】J4

【分 類 名】外國文學研究

【復印期號】200601

【文章日期】2005-04-07

【作 者】王曉路

【作者簡介】王曉路，4川大學　文學與新聞學院，4川　成都　610064

王曉路(1955—)，男，北京人，4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比較文學研究。

【內容提要】表征的特征就是觀念系統的再現、對身份的表現、或建構1種有誤的再現。這樣1種表現或建構顯然與意識形態和權力密切相關，同時也與隱含在表現這些形象的話語形式密切相關。少數族裔的書寫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對現存表征系統的顛覆，以更為貼近自身歷史真實的再現覆蓋原有表征系統對該族裔的敘述。美國少數族裔文學書寫的歷史均是與這種表征系統的調停、糾正、對抗的歷史。

【關 鍵 詞】表征/美國少數族裔/書寫

【正 文】　　

表征(representation)1詞是當代文學研究中的關鍵詞之1，其涵義幾乎覆蓋著整個社會人文科學領域①。如修哈和斯坦(E. Shohat and R. Stam)在《反思歐洲中心論：多元文化論與媒體》中就提到表征所具有的宗教的、美學的、政治的、符號的含義。② 據加州大學奇爾德斯(Joseph Chilers)教授的梳理，“表征”早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兩人的論說中就有提及。亞里士多德曾將所有的藝術——語言、視覺和音樂，都界定為再現，即表征的樣式，而且將其視為確定的人類行為。人類最清晰的特征之1就是對符號的不斷創造和再創造。他認為，在美學和語言的問題中，表征始終是中心問題。自啟蒙時期開始，表征也是政治理論的主要概念。在當代論述中，美學或語言與政治的關系成為關鍵性的命題[1] (pp. 260～261)。所以，當代許多批評家都認為，在權力話語的社會歷史框架中，所有的意象在某種程度上都是1種政治內容。正如詹姆遜所指出的，“從這些束縛中惟1有效的解脫開始于這樣的認識，1切事物都是社會的和歷史的，事實上，1切事物‘說到底’都是政治的。”[2] (p. 11)隨著人們對表征理論的深入理解，近年來批評界的關注點在很大程度上放在了文本與權力之間這1重要的連接點上。人們可以發現，在眾多的文學評論中，作為整體表征系統的文學文本對女性、少數族裔以及許多被壓迫族群的表征本身成為了批評的對象，這1批評以后結構主義的方式表明，表征絕非是某種中性的，或是只是對1些表面現象的證實，而總是現存文化符碼所建構起來的。于是，在后現代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表征本身就是當代批評的1個10分常見的主題[3] (p. 261)。

實際上，表征之所以成為重要的關鍵詞在于其建構功能。在文字和視覺符碼的文本中，表征具有語言編碼的功能，即通過符號語言對思想、對經驗世界加以再現，并將其真實含義隱藏起來。其2，在符碼的背后，表征擁有政治涵義，即通過體制性機構對政治群體的利益加以再現或強化；或與再現已經形成的慣例合2為1，如在影視作品及廣告1類的媒體中以慣用的方式表現某1社會群體和社會性別的形象。于是，在社會已經取得了大眾贊同并形成了思維與審美定式的前提下，社會支配性群體的意志會巧妙地通過藝術形式悄然再現，而1些群體或性別就可能被刻板地再現，2者均可在受眾中形成或建構起固定的觀念，形成廣泛的社會文化慣例(convention)及文化標準(Cultural Norms)。因此，表征的特征就是觀念系統的再現、對身份的表現(presentation)、或建構1種有誤的再現(misrepresentation)。這樣1種表現或建構顯然與意識形態和權力密切相關，同時也與隱含在表現這些形象的話語形式密切相關。因而，既有的表征史、方式或形成的概念系統就與權力、意識形態、社會性別、種族、主流與邊緣、支配與被支配等重要問題聯系起來，形成難以忽略的題域。正如威爾士大學埃德加(Andrew Edgar)教授所言，倘若我們確信語言對于經驗的世界不僅僅是“鏡子”，而是建構了這1世界，那么，它對于社會經驗的世界也會發生作用。表征作用的問題在知識話語的語境下也會凸現[4] (p. 261)。這1點亦如芝加哥大學米切爾(M. J. Michell)教授所指出的那樣，當代表征理論中的重要問題，就是美學或符號表征與政治表征之間的關系[5] (p. 11)。

按照米切爾的觀點，“文學是生活的再現”這1命題或許是有關文學最普通、但卻最天真的直覺。“表征”對于文學的理解起著中心作用。然而應當指出的是，表征，即便是對虛構人物或事件純“美學”的表征，也難以完全從政治問題和意識形態問題脫離開來。事實上，人們或許會認為，表征正是這些問題進入文學作品的切入點。倘若文學是對“生活的表征”，那么，表征就是“生活”以其所有的社會和主體的復雜性進入文學的地方。文本的同1性、含義的確定性、作者的完整性、解釋的合法性等都在文學文本的表征性(或反表征)中起到了作用。表征是我們自己的意志被人了解的方式，但同時也在美學和政治領域中使這1表征與我們本人分離開來[6] (pp. 11～12)。由于權力、體制以及慣例的作用，表征通過各種形式在人們的觀念結構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文化研究領域的著名人士霍爾(Stuart Hall)就認為，“在文化中的意義過程的核心，存在著兩個相關的‘表征系統’。通過在各種事物(人、物、事、抽象觀念等等)與我們的概念系統、概念圖之間建構1系列相似性或1系列等價物，第1個系統使我們能賦予世界以意義。第2個系統依靠的是在我們的概念圖與1系列符號之間建構1系列相似性，這些符號被安排和組織到代表或表征那些概念的各種語言中。各種‘事物’、概念和符號間的關系是語言中意義生產的實質之所在。而將這3個要素聯結起來的過程就是我們稱之為‘表征’的東西……意義并不內在于事物中。它是被構造的，被產生的。它是指意實踐，即1種產生意義、使意義具有意義的實踐的產物……意義是被表征的實踐和‘運作’產生出來的。它經由意指(也就是意義的生產)實踐而得以建構的。”[7] (p. 19，p. 24，p. 28)

這種建構的功能顯然交織在社會學、知識學、文化與權力之間的關系之中，換言之，表征是1種復雜意識形態關系的最集中的再現。擁有支配權力、壟斷生產體制并對大眾審美情趣加以物化導向的社會機構往往可以在某1歷史時段中，依據自身的需要，決定表征的內容和形式，即以符碼的形式對自己和他者進行“自由”的表征，并通過這種表征蓄意遮蔽某1些現象，或造成蓄意誤讀，或隱含其中的意識形態意圖，或模糊社會族群和社會性別之間的差異以及內在矛盾。這些由符碼構成的文本，通過權力和體制進入教育領域和公共娛樂、消費領域，以統1貨幣消費的“公正性”形成天經地義的“常識”、“時尚”或所謂“非意識形態化”，即在引導對物化產品消費的過程中建構起觀念形態。而以崇尚“時尚潮流”表層現象的背后，即在社會贊同或趨同的后果中，這1表征系統進1步迎合這種建構起來的審美和消費趨向，于是，支配性的表征系統由此可以通過不同形式的文化符號，形成1個巨大的文化網絡，在不斷輸入符號的同時強化內涵的觀念系統。而就其外部擴展的情況而言，這1復雜的表征形態又行使著兩項重要的功能，其1是西方世界依靠強大的資本力量對非西方的輸入和強化，跨國資本利用文化資源擴展是其主要方式；其2是對其內部的強化和延伸，形成西方主流群體對邊緣群體以及非西方世界的主導地位或引發邊緣群體及非西方世界模仿的潮流。

在這1語境下，1些被支配的階層或邊緣族群在強大的主流表征符號系統下，就可能對1些觀念不再敏感。而在日益緊密聯系的經濟、社會生活中，要對文化身份和族群認同進行文化訴求，惟有進行某種“反表征”。于是大多數邊緣族群若要獲得文化上的平等權利，就必須采取符合自身體驗的方式，即非現成的主流表意方式，進行1種更為貼近自我的再現。它包括對主流或支配性表征系統進行有效的揭示、抵抗或顛覆，在清理主流經典遺產、糾正其中對自身的曲解和誤讀的同時，用更貼近自身的再現表明或證實自己的文化身份、文化立場并闡釋自身的美學價值，以此取代或覆蓋主流表征系統中對自身的忽略、歪曲和負面誤讀。文化政治、主流和邊緣、西方與非西方文化表征之間持續不斷的顛覆、對抗、調停和再現，構成了近百年來西方世界知識界的反思發展軌跡以及非西方文化區域的文化訴求線索。以美國為例，其少數族裔的書寫在這1方面是表現得最為集中的。

[NextPage] 雖然種族問題可以追溯到遠古時期，例如在君主制時代，歐洲各民族都以“純血統”觀念看待自身，但由于社會表征系統的長期作用，時至當代，作為人類群體劃分的種族實際上成為了重要的社會文化范疇。換言之，人們在談論種族時，往往受到支配性表征所建構的觀念影響，即將1些附加的，且往往是想象的因素有意或無意地強加在1些族群，尤其是邊緣族群的身上。例如人們在談論有色人種的時候，往往就會與智力、文明、野蠻、主仆、文盲等1系列形象聯系在1起，由此及彼，用支配性表征系統所形成的文化標準厘定邊緣族群。正如美國杜克大學阿皮亞(K. A. Appiah)教授所指出的，當人們指稱1個種族的本質時，他們往往將其生理特征與文化倫理特征結合起來。例如人們談及“黑人”或“黃種人”時，他們并不只談生理遺傳，而是自然而然地談論與其遺傳特征相聯的其他問題。時至19世紀末，歐美普遍存在著這種針對種族的臆斷，由此生成的觀念影響著人們對于文學的理解[8] (p. 276)。

這種情況在文學中也大量出現。包括經典在內的許多文學作品，尤其是小說，觀念思維的定勢在其中反映得比較集中，人們可以看到某些族群總是從屬性的，成為男女、文明與野蠻、主仆等2元對立模式的具體例證。在情節、語言或意象的慣例中，人們對其中的附加意象或潛在的觀念并不特別注意。簡言之，在表征體系的作用下，人類群體自然的生理特征就與文化附加物聯系在1起，形成了由主流文化標準所界定的種族“差異”。在當代對經典重新解讀的研究中，人們發現這方面的問題10分突出。賽義德就對指出，“文學和文化往往被認為在政治上甚至在歷史上是清白的，而在我看來正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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