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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詩本義研究述評
一、《詩序》釋頌的得失及其衍生諸說評議關于《詩經》中的《頌》這一類作品的概括性說明,《詩序》中的說法無疑是最權威的一種,其流行也最廣:“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毛詩正義》卷一)。《正義》分析《詩序》之說的闡釋方法:“美盛德之形容,明訓‘頌’為‘容’,解頌名也。‘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解頌體也。” 孔穎達所謂“名”,即概念。《詩序》訓“頌”為“容”,是從詞義考據出發來尋求“頌”的本意。而所謂“體”,則是指體式、形態。《詩序》所說的“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是從其表演形式、過程出發探討頌的體制形態。
比較而言,鄭玄可謂深得《詩序》釋頌之微旨,《周禮·春官宗伯》:“太師……教六詩”,頌為其六。鄭玄注云:“傾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又《周頌·清廟》鄭箋:“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于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正義》于此下疏解鄭說曰:“此解名之為‘頌’之意。‘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
后人的解說大都從《詩序》及鄭玄的看法出發,選取其中的一個角度來解釋“頌”的本義。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幾種不同的看法:
(一)頌為歌頌、贊美祖先說。此說從《詩序》的“美盛德之形容”引申而出,在漢代很盛行。西漢韋孟作《諷諫詩》模仿頌體,贊述祖德。即從創作上體現出此說的深入人心。又王充《論衡·須頌篇》云:“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鴻筆之奮蓋其時也。”王充有意突出頌詩“褒頌紀載”的一個側面,但卻忽略了頌詩的形態特點,并不完備。
(二)頌為宗廟祭祀之歌。“頌者,宗廟之樂歌也。”此說由朱熹《詩集傳》首次明確提出,而尋其根源仍在《詩序》之“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一義。朱子能從頌詩的用于祭祀儀式這一角度出發解釋其本義,對我們進一步探索頌的祭祀根源是具有啟發的。
(三)頌為舞容說。《詩序》以容釋頌,為此說之源起。“頌”與“容”皆從“公”,文獻多頌、容互借。《管子·牧民》首章名“國頌”,注云:“頌,容也,謂陳為國之形容。”宋王觀國《學林·容頌》云:
《史記·儒林傳》曰:“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自孔子時其經不具,至秦焚書,于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善為容,不能通經,皆為禮官大夫。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威生、單次、蕭奮,皆為禮官。是后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前漢·儒林傳》曰:“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以頌為禮官。”“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蘇林注曰:“《漢舊儀》有二郎為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后又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顏師古注曰:“頌讀與容同。”觀國案:字書頌字亦音容,而頌亦作額,有形容之義。故《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史記》用容字,《漢書》用頌字,其義一也[1]。
沿著這個思路,其后清人阮元《釋頌》一文對此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他說:
頌之訓美盛德者,余義也。頌之訓為形容者,本義也。且頌字即容字也。容、養、漾一聲之轉,……所謂《商頌》《周頌》《魯頌》者,若曰商之樣子,周之樣子,魯之樣子而已。何以三頌有樣而風雅無樣也?風雅但弦歌笙間,賓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為舞容;惟三頌各章皆是舞容,故稱為頌,若元以后戲曲,歌者舞者與樂器全動作也[2]。
阮說從“頌”“容”的互訓關系出發,對比風雅二體,得出頌為“歌者舞者與樂器全動作”的結論,可以說已經涉及到頌詩作為宗廟祭典之歌樂舞三位一體的儀式性表演的本質。王國維《說周頌》一文針對“舞容”說之偏而指出:“阮文達《釋頌》一篇,其釋頌之本義至確,然謂三頌各章,皆是舞容,則恐不然。”王氏認為:“風雅頌之別,當于聲求之。頌之所以異于風雅者,雖不可得而知,今就其著者言之,則頌之聲較風雅為緩也。何以證之?曰:風雅有韻,而頌多無韻也。凡樂詩之所以用韻者,以同部之音,間時而作,足以娛人耳也。……然則風雅所以有韻者,其聲促也。頌之所以多無韻者,其聲緩,而失韻之用,故不用韻,此一證也;其所以不分章者亦然……此二證也;”[3]指出了阮說的不足,強調頌詩的“聲”和舞容一樣,也是構成其整體的重要因素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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