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家之法”與趙宋的“祖宗家法

趙宋的“祖宗家法"，實際上就是宋代帝王累代相承的正家治國方略與規則。宋朝“祖宗之法"的提出，與宋人在講求義理的新形勢下對李唐、五代政事的反思有關；也與唐代以來的社會變遷以及士大夫家族對于“正家之法"的重視有關。

循故事、沿祖制治國，是中國傳統社會自然習見之事。趙宋統治者強調“繼述父祖基業"，“以治家之道推之治國"，既是標榜“家國一體"，祗奉祖制的結果，又反映著歷史發展的現實進程。作為帝王之家的“家法"，它自根本精神上制約著“國法"的取向與施行。

本文擬自“正家之法"與趙宋“祖宗家法"之關聯與區別這一側面入手進行探討，以期加深對于趙宋“祖宗家法"的總體認識。

關鍵詞：宋朝 正家之法 家法 祖宗家法

趙宋一代在指稱帶有根本性質的治國之法時，有所謂“祖宗家法"一說。在“國"與“家"有著相當程度分離的現實社會中，這一說法反映出傳統意識形態對于“家國一體"的認定與強調。所謂“祖宗家法"，兼容并包地將趙宋的“家法"與“國法"混融為一體。這種混融，在君臣關系方面，突出地體現著“父子"價值行為模式（“孝"）向“君臣"價值行為模式（“忠"）的轉換 [1] ；在王朝設范立制的取向方面，則鮮明地顯示出趙宋一以貫之的追求延續穩定的政治精神。

目前，學界對于唐宋時期的所謂“正家之法"及趙宋王朝的“祖宗家法"分別有所討論，而對于二者之關聯與區別卻尚未給予足夠注意。本文擬自這一側面入手進行探討，以期加深對于趙宋“祖宗家法"的總體認識。

一

宋朝“祖宗家法"之說大行其道，與宋人對李唐政事的反思有關。

如所周知，南宋大儒朱熹曾經批評“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 [1]（《朱子語類》卷一三六《歷代三》）陳寅恪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中，開篇即引述了朱熹此語，并且進而指出：

朱子之語頗為簡略，其意未能詳知。然即此簡略之語句亦含有種族及文化二問題，而此二問題實李唐一代史事關鍵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視者也。

寥寥數語，使我們領悟出所謂“閨門失禮"表象背后含寓的大段文章。圍繞這一“種族與文化"觀，學者闡論頗多，茲不贅述。

早在北宋中期，《唐鑒》的作者范祖禹即曾經對李唐的“人主無正家之法"持強烈的批評態度。既為“人主"，則其“正家之法"自與國事有關。在該書開篇論及李淵父子太原起兵事時，范祖禹批評其“圖王業，舉大事"卻發端不正：“太宗陷父于罪而脅之以起兵，高祖昵裴寂之邪，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于突厥，倚以為助，何以示后世矣！"并繼而說：

夫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聲，尤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亂。 [2] （《唐鑒》卷一，隋大業十三年五月）

顯然，范祖禹是將唐代帝王的正家之法與其治國之政聯系起來看的。

在《唐鑒》一書的最后，范祖禹總結唐代教訓說：

昔三代之君莫不修身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逼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此其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其治安之久者，不過數十年；或變生于內，或亂作于外，未有內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

這類說法，在宋代受到廣泛承認，有著明顯的呼應。元豐初年，程頤要求司馬光在修撰《資治通鑒》唐代部分時正太宗、肅宗之“篡名"；南宋后期的理學家真德秀在其《講筵卷子·大學》“治國必先齊其家"篇中，也曾以類似的說法，警示理宗皇帝說：

唐太宗英主也，然于事親友兄弟一有慚德，三百年之家法遂不復正。然則處父子昆弟之間，其可不盡其道乎？ [3]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十八)

范祖禹其人，論事追求判別治亂，“義理明白"，當時學者尊之為“唐鑒公"。他曾經參與修撰《資治通鑒》，而且“分職唐史，得以考其治亂興廢之所由"[2]（《唐鑒》序）。他自“義理"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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