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才盡”辨析

　　 摘要：從南北朝的文學思潮、江淹的社會地位演變及隨社會地位的演變而產生的社會情趣變化三個方面闡釋了江淹才盡的緣由，從這三個方面深刻剖析了文學創作才能是建立在深厚的社會生活基礎、良好的社會氛圍及健康的文學思潮之上的，失去了創作源泉的基礎，也就失去了創作的才能。

關鍵詞：江淹；文學思潮；社會環境

文壇素有“江郎才盡”之說，江郎即指江淹。此說首見于鐘嶸《詩品》，《詩品》云：“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后之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郎才盡。”從江淹現存文集來看，自齊武帝時起到淹暮年，江淹的確少有佳作，這也印證了其“才盡”之說。那么江淹何以才盡呢？筆者認為“江郎才盡”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其原因主要有三：

1 文學思潮的影響

從當時的詩歌思潮來看，江淹對永明時期形成的、被沈約等人推崇的“永明體”是有看法的。他不滿過分講究形式的時髦詩風，即永明體詩風，故而不愿意創作不合潮流的舊體詩，也更不會違背自己的心愿去創作“永明體”詩，于是就較少創作，因而造成了他“才盡”之窘境。

江淹的“才盡”出現在齊武帝永明年間[1]。《詩品》云：“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約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云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而永明年間正是“永明體”形成時期。《南史·陸慧曉附陸厥傳》：“齊永明九年，……時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玡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颙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世呼為‘永明體’。”江淹的詩歌主張與“永明體”的詩歌理論是不相同的。他在《雜體詩三十首序》中說：“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運兼愛者哉？……今作三十首詩，學其文體，雖不足以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榷云爾。”他的這段話與《詩品序》中所云“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余，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并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極其相似。江淹創作擬古的雜體詩三十首，表現了作者對當時評論界存在的偏頗的不滿[2]。從他的話里已透露出其對形式主義詩風的非議，“永明體”那種“爭價一字之奇”的形式主義傾向，江淹自然是不會認同的。在江淹看來，詩歌要有充實的內容，要以表現“情物”為主。這種觀點與鐘嶸“詩品”倡導的詩歌觀大體相同，與陸厥同沈約討論四聲中表現的觀點也相近。鐘嶸、陸厥是反對永明體的，江淹對“永明體”也不會持積極態度。事實上，江淹于永明四年左右任國子監博士[3]，時鐘嶸、陸厥皆就學國子監，江淹對他們不無影響，他們持有大體相近的文學觀是可信的。

既然當時文壇盛行“永明體”，某些輕薄之徒甚至笑“詞采華茂”的曹植詩為“古拙”，對“永明體”持不同意見的江淹，就不會創作古體詩，以免被人譏笑，也更不會去創作“永明體”詩。江淹詩與鮑照相近，王通《中說》云：“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急以怨”是指詩的不平之氣和剛健峻拔的風格，這種風格與“永明體”不入。江淹借夢說“才盡”，恐怕是江淹身處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的自我解嘲。

2 社會地位的變化

江淹入齊以來，地位日漸顯赫，沒有了早年那種憂讒畏譏之情，也就失去了創作的動力。江淹出身不是很高貴，早年投附劉景素幕下，劉景素并不重用江淹，甚至把他投入監獄。后來劉景素密謀造反，江淹常諷諫景素，景素不納，淹也曾作詩以諷。江淹因此觸怒劉景素，被黜到遙遠的福建任吳興令。這一時期是江淹心情最痛苦的時候，心中充滿了牢騷、憂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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