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對“官”文化的沖擊

　　在《政府論》的作者洛克看來，一切具有同樣的天性、能力和力量的人從本性說都是生而平等的，都應該享有共同的權利和特權。按照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政府與社會是平等的契約關系。在他看來，“在真正的民主制之下，抽簽選舉并不存在什么不便之處，因為在那里，不論是在道德、才能方面，還是在品行、財富方面，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無論選擇什么人幾乎都是無所謂的。”(注：州長治主編.西方四大政治名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557.)但是自古以來，政府作為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國家機器，歷來是“治人”而不是“治于人”，高居于社會各階層之上，成為主宰社會各方面的統治者。各種社會組織及黎民百姓對政府只能俯首稱臣，政府可以憑借國家機器的強制力任意發揮自己的意志以實現對社會的統治。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民之間幾乎無平等可言。這正是專制社會的思想基礎，不僅與現代市場經濟的原則格格不入，而且與整個社會的民主化、法治化的進步潮流背道而馳。

　　如果嚴格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也是平等的市場行為主體；按照“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格面前人人平等”的時代精神，政府與各種組織乃至每個公民也都是平等的；按照社會分工的不同，政府與社會各方面都有各自的定位，彼此承擔著不同的社會職責和義務，也是一種平等的伙伴關系。經濟全球化，實質上就是世界經濟市場化。作為市場經濟既是法治經濟，又是自由經濟；既是規范經濟，又是平等經濟。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國與國之間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是強國還是弱國，是富國還是窮國一律平等；企業與企業之間無論是外資還是內資，是國有還是私營，是大企業還是中小企業一律平等；社會組織與社會組織之間無論是公共還是非公共，是官方還是民間，是社團還是中介一律平等。不可否認，在中國的傳統“官”文化中，等級特征是極為明顯的。社會以“官”為軸心，離軸心越遠，等級越低，價值越低，社會地位越低，是最易被人遺忘的角落；離軸心越近，等級越高，價值越高，社會地位越高，也成為最受他人關注的位置。所以，在中國歷史上把人分為“十等”就不足為怪了。這種等級觀念和等級制度好似楚河漢界晉魏分明，演變至現在，不僅官員與百姓不平等，而且政府與社會、政府與企業也不平等。長期以來，政府凌駕于社會之上，位高而權重。一方面，它反映的是政府對自身定位的不準確，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政府；另一方面，它說明政府官員“公民意識”、“公仆意識”和“平等意識”的淡薄，以及現實生活中官員與百姓人格、地位的懸殊。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嚴格意義上講，不存在誰輸誰贏和誰總吃虧誰光占便宜的問題，因為它是對等經濟，提倡的是“雙贏”或“三贏”，這是世貿組織的宗旨與存在的意義，是世貿組織的最大特點。那種習慣于居高臨下進行不平等競爭，那種企圖憑借“關系”走“門子”，那種以強凌弱的思維模式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是注定行不通的。平等意識或平等觀念，說到底，是政府“官本位”意識向“民本位”觀念的轉化，是政府本來涵義的回歸。

　　2、“民主”對“專制”的沖擊

　　我們歷來缺乏民主的意識，相反卻具有“唯上”的傳統。究其原因，是“官”的作用和專制制度的影響。“集中表現在下級官吏的提拔和上級官吏有關；徒弟的提拔和師傅有關；傭人的地位和主人有關；鄉民的地位和官府有關。”(注：史仲文.中國人走出死胡同[M].內蒙古：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104.)正是這種與等級觀念和等級制度相連的專制制度，才使中國的封建社會賴以延續幾千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文明與它的煩惱》中認為：“當多數人結合起來時，人類共同的生活才得以實現，這是因為團體的力量勝過孤立的個人力量，并且為了反對一切孤立的個人而保持聯合。于是，集體的力量被作為‘權利’確定下來，以反對被譴責為‘酷力殘暴’的個人力量。這種集體力量對個人力量的代替是邁向文明的決定性的一步。”(注：康紹邦.政治名言錄[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101.)在這里，他把民主的力量代替專制的力量看作是邁向文明的標志，應該說，追求民主是近現代中國政治發展的歷史潮流。中國共產黨從她誕生那天起，就承擔起“反帝反封建”的雙重任務，就把自己領導的革命定位于“新民主主義革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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