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政治以倫理化解釋

儒家思想是建構倫理政治的思想。這一思想由早期儒家奠定方向，其中，孔孟貢獻最大。孔子為倫理政治的理論建構打了樁、奠了基。但是，他所提供的觀念與見解，還需要解釋。整全地看，倫理政治還只限于“為政以德”的籠統敘述上。分別地看，倫理一端的根據問題尚欠說明，以致倫理功能的顯現流于結果化（即以結果證其有效，但原因隱而不彰）；政治一端還囿于對禮制權威的重建，新的權力觀與利益分配機制尚得進一步推敲。作為處在倫理政治理論預制者起點上的孔子，他也只能以這種概觀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政治文化理念。但下延及孟子，則非得以對孔子的突破，才能推進孔子事業。突破口有三：整全的、倫理的、政治的。孟子以倫理致思率其先，將政治融于其中，從而給政治以倫理化解釋，鮮明地凸現出倫理政治中倫理的地位與作用。孟子之采取這一進路，使其顯出與孔子周全地處理與政治關系不同，顯得清峻偉岸，是時代氛圍使然。一方面，從孟子所據的戰國時代的歷史氛圍而言，“天下無道”的狀況進一步加劇，政治的治理已成為一時難以達到的目標。因而，從心性內在用功以校正人心，顯得更為基礎和根本。這使孟子從孔子的內（心）外（禮）兼治的立場退卻，轉而為以內（心性）治外（政治）的思路。另一方面，孟子時代的思想氛圍也有了很大變化，諸子蜂起，思想流派的彼此攻訐相當厲害，思想資源的良性互借已不可能。在孟子，一者務必踐楊墨、斥無君無父之論，以確保儒家立于宗法根基之上的倫理政治論說；二者務必駁告子，以求為外在的政治治理尋求更可靠的倫理基礎；三者還必須拒斥法家的功利化立場和農家的返樸主張，從而確認儒家的以義統利和社會分工合作主張。這促使孟子采取了以心性一智慧統納政治的思維進路。如論者指出的，“孔子整個是圓形，孟子整個是方形。……他所以如此，就因為他要反顯一個主體，他要把盡物力的時代風氣壓下去。這里有一個破裂的對反。此時，若不作鄉愿，便不可隨便講圓和。”（牟宗三：歷史哲學），學生書局1988年版，第120頁。）孟子以良心說人、以性善論政，用心性之善為中介打通倫理與政治關隘，從而，成功地凸顯了孔子所述倫理政治的崇高一面。

（一）心性之學：將人的抉擇安置于可靠的倫理基石上

人是復雜的存在。除開其生理意義層面對人活動的先天限制，而使其具有不可克服的動物性以外，人還受一系列社會條件的影響與支配。現代社會科學揭示，人在社會集群中生活。作為單獨的個體，他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個性、心理、愛好、志趣、經歷、出身背景。同時，作為合群的人，他的言行抉擇，又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影響。在這種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中，人要始終保持其智性和善心，成為一個高尚的人，是不太容易的。因而現代道德哲學在頌揚人的優秀品性之時，存在哲學卻揭示了“他人就是地獄”①的可怕情形。以致于人們都同意，人，“一半是上帝，一半是魔鬼”。可以說，人的這種現代處境，不過是其古典格局演化的結果而已。但是，對人的這種現代結論。孟子一定會大不以為然。確實，人有其局限（如因“放心’而引起的蒙蔽與錯失），但根性上的善卻可以將之校正、收拾，使人的行動始終圍繞善的主軸而展開。

孟子的這種見解，有其認定的有力根據：人都有一顆活潑潑的良心，這顆良心是其為善抑惡的根據所在。“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引、丑上》。下引《孟子》只注篇名），顆不忍人之心，是一顆在倫理的行為抉擇之極端情形下，都必然地、無條件發揮作用的善心。對此，孟子有一情景性極強的解釋。他講，“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側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干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同上）。這一解釋透露出孟子對“不忍人之心”的三種規定性：其一，“不忍人之心”是先天具有的。因此，它一方面是人人都擁有的，而不是部分人，尤其是部分優異人士所擁有的；另一方面，它是人的一種本質規定性，是劃分入與非人的界域與標準。其二，“不忍入之心”是非功利的。一者它與個人的情感反應、心理安適廣惡其聲”）無關；二者它與結交更多的社會關系（“內交于孺子之父母”）無關；三者它與獲得普遍的贊譽也無關（“譽于鄉黨朋友”）。因此，它是純粹的倫理之善。其三，“不忍人之心”是一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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