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的政治倫理建設

　　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趨勢正在縮小世界各國間的時空距離，出現了所謂“地球村”現象。2001年11月10日，中國“入世”成功，表明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已經不可逆轉地融進世界體系之中。無疑，在“地球村”內，我們同別國可以開門相望，不僅可以相互學習、相互借鑒，也可以相互支持、相互幫助，這樣就可以更多地獲得發展的機會和活力，給中華民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帶來巨大的好處。但是，僅僅這樣看問題又是遠遠不夠的。在思想觀念上如何適應這種歷史性的變化，已經成為一個需要認真研究和解決的重要問題。

　　從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結束閉關自守的舊時代、開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以來，當代西方各種社會思潮便蜂擁而至，對中國人的思想觀念乃至主流意識形態發生著廣泛而又深刻的影響，在我們以往單一、僵化的思維活動中融進了不少新鮮活潑的東西，但其消極因素也早已在思想文化領域向我們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這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未來主義思潮的“趨同論”，不少中國人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識分子接受了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的“全球主義”和“超民族主義”的觀點，相信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和對立將不復存在，各民族國家正在走向所謂共同的“信息社會”。在經濟全球化趨勢出現之后，這些影響再一次頑強地表現了出來，一些青年學者甚至在公開的論壇上宣稱，世界各國一切政治與文化的紛爭正在退居到同一的“公域生活”的背景之后，中國人正在成為“世界公民”。

　　只要我們睜眼看看當今世界的實際情況，就會發現，在我們可以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與活力的同時，也面臨著空前的危機和挑戰。因為，在“地球村”內，“大戶”與“小戶”、“窮戶”與“富戶”的差別依然存在，善良“人家”與霸道乃至惡霸“人家”的對立依然存在。“各家各戶”為了要謀得自己的利益，需要建設一個和平的“地球村”，同時也需要建設一個只屬于自己、足以抵抗、戰勝對手的“家庭”。這種同是“一村”人卻不是“一家”的情況，說明人類在“類”或“村”的意義上所需要和實現的聯系與溝通，只具有相對的價值，而差別與對立卻是普遍存在的客觀事實。概言之，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出現的“地球村”的真實情況是：一方面是“全球化”趨勢在發展，另一方面是“民族化”趨勢在增強；一方面是存在機遇與機會，另一方面是存在危險與危機；“全球化”與“民族化”，機遇、機會與危險、危機，既彼此對立和消解，又相互依存和適應。

　　其所以如此，是因為經濟全球化本質上并不是各國各民族的經濟利益的全球化，而只是各國獲取其自身經濟利益的手段和方式的全球化。由于經濟手段和方式的運行能否奏效，從根本上來說從來不在于經濟手段和方式本身，而在于“豎立其上”的制度和文化。這就使得經濟全球化不會是各國社會經濟制度、社會政治制度的全球化，不會是軍事或軍事聯盟的全球化，當然也不會是社會意識形式的全球化。為什么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會出現政治格局的多級、軍事格局的紛爭與對抗，會出現文化價值觀念上的分野、滲透和碰撞？原因就在這里。

　　從人口因素來說，中國是一個“大戶人家”，但從經濟因素來說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從政治和軍事因素來說，中國又是一個愛好和平、正在迅速崛起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有志于在本世紀內加速發展以成為“經濟大戶”，而從中國的國情看要如此就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有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但是，“地球村”內的種種跡象早已清楚地表明，那些“富戶”、霸道惡霸、在“家政家風”上與我一向不同的“人家”是不會高興的。他們在“地球村”內所干的那些政治顛覆、軍事擴張、文化滲透的事情，軍事上的有些事情甚至干到了“地球村”之外的太空，是針對誰的？因此，我們需要保持清醒的頭腦。

　　面對經濟全球化趨勢，我們需要在把握發展機遇的同時，認真思考和采用我們的發展戰略，這個戰略無疑應當包括文化建設戰略。歷史證明，一國經濟落后會挨打，文化特別是政治倫理文化上的落后同樣也會受欺侮。葛蘭西在總結殖民統治的經驗后得出這樣的結論：搞文化霸權是一切殖民主義慣用的伎倆，在后殖民時代，推行文化霸權和文化控制仍然是資本帝國主義的重要表現形式。因此，他認為，在現代社會，如果領導權不首先是文化的、倫理的，從而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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