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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公司政治機制及股東、董事、經理之間的權力配置
一、理論探討：公司治理模式可以被“規定”得一清二楚嗎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迅速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研究課題，尤其是90年代末的東亞金融危機和近兩年美國的公司丑聞更加深了人們對公司治理的關注。在中國，國有企業的改制不斷蔓延、私人企業的外部融資不斷擴大、成長型企業的雇員分享股權計劃紛紛出籠，以及越來越多的企業公開募股和掛牌上市，也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公司治理方面的問題。?
但是，關于公司治理仍然有一些重要的含混不清之處。首先，公司治理的概念引起了不同的解讀。一般認為，公司治理與董事會的作用有關，并包括公司透明度和信息披露（T&D）以及董事和經理的薪酬。對公司治理概念作這樣的解讀，可能與英國的CADBURY報告、GREENBURY報告和HAMPEL報告有關，這三個報告被認為是90年代以來全球公司治理運動的奠基性文獻，它們的主要內容就是董事會的作用、董事和經理的薪酬、透明度和信息披露。無論是在西方國家還是在中國，許多人都認為，改善公司治理主要就是要發揮董事會的作用，讓董事會“到位”，尤其是獨立董事的作用被提到了相當的高度，似乎成為改善公司治理的必須處方藥。其次，在實踐中有一種明顯的傾向，即相信公司治理是某種可以被“規定”的、比較固定的模式，簡而言之，可以由法律法規、證券交易所的規則等來“規定”一種公司治理模式，從而使股東利益、相關人利益得到保護。因此，法律、法規、規則等來自于公司外部的強制性“規定”，被異乎尋常地看重。例如，規定公司應該有多少獨立董事、規定董事會應該設什么委員會，等等。在美國，經歷“安然公司丑聞”、“世界通訊公司丑聞”之后，法律要求公司首席執行官要對公司財務報告的真實性簽字作保（CERTIFY），這也是一種“規定”。中國的公司法規定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大會行使11條職權、董事會行使10條職權、經理行使9條職權、監事會行使5條職權，則是這方面“規定”公司治理模式的典型。?
無論是把公司治理的概念主要理解為發揮董事會的作用，還是認為公司治理是某種可以被“規定”的模式，都不能說有什么不對。事實上，目前改善公司治理的主要努力都體現在通過法律法規、交易所規則等形式來促使董事會“到位”和T&D程度的提高，特別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更是如此。?
問題在于，對于中國這樣的處于急劇轉變中、而且與西方國家有著不同商業文化土壤的國家而言，如果不從長程歷史、不從演變進化的角度來理解和認識公司治理（盡管公司治理作為一個流行術語的歷史并不長，但其內涵無疑早就存在），就有可能看不到目前西方國家改善公司治理措施背后的全幅圖景（CONTEXT），就可能斷章取義地“規定”中國的公司治理模式。中國的情況非常有意思，公司治理由于也被翻譯成治理結構，望文生義地將公司治理理解成“組織結構”、特別是理解成中國公司法中的“組織機構”——即股東（大）會、董事會、經理——就毫不奇怪了。因此，股東（大）會、董事會、經理之間的權力配置自然成為焦點。的確，這種權力配置應該是公司治理的核心，但我們寧愿贅言指出，分清這種權力配置是來自于公司外部的強制性“規定”還是來自于演變進化的結果，而且演變進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公司內部力量的推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外部影響（如國際示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作這種廓清，我們就會對一個簡單的問題束手無策：如果股東、董事、經理不按“規定”行使權力怎么辦？因此，就會出現借鑒別國而“規定”的模式在中國不被“買帳”、陷入僵局的問題。近一兩年，已經出現了質疑歐美公司治理模式是否適合東亞和中國的聲音，甚至質疑獨立董事等措施能否有效改善歐美公司治理的聲音，遺憾的是，在質疑的同時并沒有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性辯論。在現實世界中，中國的公司到底有多少是按照公司法“規定”的治理模式在運轉？真實的答案肯定會令立法者灰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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