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化：全球化的阻力

　　據不完全統計，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區域化熱潮到20世紀的最后10年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到20世紀末，全球共有各種區域性政治、經濟或政治經濟合二為一的組織近200個，僅在WTO注冊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協定就達170個（李向陽，2002）。許多人將區域化看做是全球化的基礎，認為區域化有利于區域內部的合作與交流，為全球化奠定合作的基礎。然而，進一步分析全球各國區域合作的動因和效應，不難發現，區域化未必能真正推動全球化合作，恰恰相反，區域化已經成為全球化的阻力。

　　　　一、區域化的動機

　　從全球各區域性組織形成的歷史、政治和經濟因素分析，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區域化浪潮正在改變全球政治、經濟發展的步伐。研究分析區域化特征，我們可以發現，各區域性組織正在從過去的政治合作轉向目前的經濟合作，而一些新建的區域性組織則以經濟合作為其基本立足點。但是，不管是何時建立的區域性組織，其基本動機都在于保護區域內各國的利益，以及增強與外部談判和抗衡的能力。

　　　　（一）區域性組織產生的根源：與外部對抗

　　1949年4月4日，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盧森堡、丹麥、挪威、冰島、葡萄牙、意大利等12國外長在美國簽署了《北大西洋公約》。“北約”(NATO)——這個全世界最大的同盟組織由此誕生。1954年西德（原聯邦德國）正式宣布加入北約后，前蘇聯和東歐各國普遍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日益嚴峻的壓力，1955年5月14日，前蘇聯、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東德（原民主德國）、波蘭、羅馬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在波蘭華沙簽署了《華沙條約》。伴隨著北約和華約兩大陣營的正式建立，歐洲大陸空氣驟然緊張，東西方開始尖銳對峙，揭開了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冷戰序幕。這兩個陣營之間相互進行軍事、政治方面的直接對抗，相互在技術、資源、經濟發展方面實施封鎖。

　　這兩大陣營的對抗中心主要是在政治和軍事范圍內，但也直接強化了各組織內部的經濟合作。以華約為例，在與北約直接的軍事對抗之下，前蘇聯將其產業定位在軍事和重化工業，其他產品的生產則分別由華約之內的東歐各國承擔，有的國家承擔為集團提供輕紡產品的責任，有的則承擔向集團提供農副產品的責任。由于這種分工的長期執行，在華約解體后，各國經濟均存在明顯的失衡現象。就前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而言，到20世紀90年代初，俄羅斯的產業結構存在的弊端暴露無遺，長期畸形發展軍事工業和重化工業直接導致國內輕紡產品和農副產品供應的嚴重不足。

　　再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西歐一體化進程分析，其根源仍然在于政治對抗。60年代初期，法國總統戴高樂提議六國形成共同的外交和防務政策，西歐各國首腦在1969年12月召開的海牙會議上開始研究如何才能實現政治統一。1970年，歐共體正式建立跟共同機構分開但限于歐共體成員的“歐洲政治合作”制度（人民網，2000a），在政府間合作的基礎上協調各國外交政策，對外部世界盡可能的以“一個聲音說話”（楊志清，2000）。

　　　　（二）區域性組織建立的動因：強化內部合作

　　20世紀上半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峙，全球政治、經濟和軍事發展呈兩極化，地緣政治理論得到了繼承和發展，先后形成了海權論、陸權論、空權論（注：根據地緣政治學的發展，海權論、陸權論和空權論均產生于20世紀50年代之前，此后還產生了許多新的觀點，因本文所討論的歷史階段，故只強調這三個觀點。海權論，由美國海軍軍官、歷史學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于20世紀初提出，他強調海權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認為誰能控制海洋，誰就能成為世界強國，而控制海洋的關鍵在于對世界重要海道和海峽的控制。陸權論，主要由被譽為地緣政治理論鼻祖的英國地理學家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提出，他認為隨著陸上交通工具的發展，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成為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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