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入關”對其經濟的影響

　 日本政府的宏觀調控日本經濟以１９６０年６月發表的《 貿易外匯自由化計劃大綱》為契機，開始走向真正含義的經濟 開放體制。該《大綱》包括自由化基本方針、貿易商品種類自 由化計劃和外匯自由化計劃。“貿易立國”的大戰略開始，無 論是加入關貿總協定之前“傾斜生產方式”的實施和保證其實 施的金融手段的運用，還是加入關貿總協定之后貿易、資本自 由化的制定和分步驟、分階段的選擇性實施，日本政府推動本 國經濟發展的著眼點始終是放在基本國情之中的，并沒有一味 地追求“國際化”。即在外部環境方面，針對國內在未來或將 成為支柱型的產業，通過關稅、非關稅措施等給予積極保護， 以弱化來自外部的沖擊，維護各部分民族工業的發展，縮短與 發達國家工業技術水平的差距；在內部環境方面，通過法制的 不斷強化，誘導企業提高國際競爭力以及促進企業內部經營機 制的合理化，在健全和完善各類體系的基礎上，確保企業間的 充分競爭。

　

　　企業對自身的客觀評價

　

　　通過上述非關稅保護措施，日本的特有經濟發展形態“官 民協調”方式對汽車工業發展的促進，以及在產業政策的作用 下，企業對技術的開發研究、對引進技術的認識過程，無不說 明正確地認清自身所處的環境、所具備的設備能力和技術力量 與他國之間存在的差距，是日本企業界能夠在政府既定的產業 政策、對外貿易政策等特定環境下得以發展的關鍵。

　

　　應該指出，日本加入關貿總協定前后的經驗給我們這樣一 個啟示：處于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相互滲透和接軌、舊體制與 新體制摩擦、轉換時期，面對經濟增長模式、發展戰略選擇、 產生結構調整、產業政策實施等等有關整體國民經濟的發展前 途問題，政府和企業取得某種共識，即便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 也是完全可能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官民”的共識對整體經 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往往會超越其他因素對經濟的推動作用。 就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狀況而言，無疑與日本加入關貿總協定 前后的狀況（例如，國家的法制健全程度、企業自主經營意識 、財政金融體系的完善程度，乃至公民的納稅意識等等）有著 基本的區別，而且從愈加強烈的技術轉讓封閉傾向、管理貿易 的復蘇、區域經濟合作勢態的強化等外部環境看，其國際經濟 、社會的大背景也截然不同。因此，盡早尋求并達到國家和企 業的“共識”，是繼續加快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可回避的大前提 。從恢復關貿總協定席位后必然出現的各種沖擊看，達到共識 也是采取減緩沖擊措施的先決條件。

　

　　技術與產業配套發展

　

　　加入關貿總協定后，日本和許多國家一樣面臨著開放國內 市場和民族工業能否承受外部沖擊的考驗。在當時歐美強大的 經濟實力面前，日本采取了積極的態度。即日本政府一方面注 重對產業、貿易政策的及時調整和充實、完善，并且結合本國 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從宏觀上適度把握國際環境的變化和國 際發展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在重返國際社會后，為保護經 濟的持續發展，將不斷提高本國工業的技術水平和企業的國際 競爭力作為首要問題來解決。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適應減少貿易 壁壘、逐漸開放國內市場的必然趨勢。

　

　　貿易、資本自由化

　

　　日本著手實施貿易自由化是在加入ＧＡＴＴ之后的第５年 ，而且對步驟、商品和時間期限均留有相當慎重的緩沖余地。 　

　　在推進貿易自由化過程中，日本政府十分注意宏觀調控的 作用，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措施。例如，１９６０年１２月發表 了《貿易外匯自由化計劃大綱》之后，及早地制定了新的《關 稅法》，并于１９６１年６月實施新的《關稅稅率法》，新增 設緊急稅和關稅配額制，對關稅稅率進行了大幅度調整。不難 看出，日本的貿易自由化進程是強化本國的國際競爭力、促進 生產業高級化的進程。實際上“自由化”也是有選擇性的，即 從全國的保護主義轉向選擇性保護主義。

　

　　所謂資本自由化是國際間的資本交易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 自由進行。

　

　　日本政府在推行資本自由化中，始終遵循著兩個指導思想 ：（１）對國際競爭力薄弱的產業、行業，依據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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