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企業融資的體制性障礙

  改革開放以來，各經濟成分在支撐我國的經濟增長方面存在著一種角色轉換現象。改革開放初期，國有經濟憑借有利的初始條件和政策支持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但20世紀80年代后期，在地區間競爭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集體經濟取代國有經濟成為支撐國民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90年代以后，集體經濟出現停滯趨勢，但民營經濟的崛起迅速彌補了經濟增長的缺口，一躍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中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民營經濟的支撐，但民營經濟的發展卻受到多方面的體制性約束，本文關注的是民營經濟發展所面臨的融資體制的約束。

　　  一、融資體制的國有經濟導向與體制性扭曲

　　改革開放以前，政府是惟一的投資主體，財政撥款是企業資金來源的惟一渠道。改革開放以后，這種“單一主體、單一渠道”的格局逐步被多元投資主體、多元融資渠道的格局所取代。但是，20多年的經濟改革并沒有改變融資體制的國有經濟的基本導向。

　　國家通過金融控制繼續對國有經濟給予傾斜。從改革啟動到80年代，政府對國有企業的融資支持是以財政撥款和供給平價生產資料的方式進行的。80年代以后，由于預算內財政資金的萎縮和生產資料價格的放開，政府轉而通過控制銀行尋求對國有企業的金融支持。1997年以前，中央銀行一直通過指令性的信貸額度計劃對銀行系統的信貸行為進行控制，確保融資向國有經濟傾斜。在國家的金融控制下，國有商業銀行在信貸決策上偏離商業原則，將貸款更多地投向國有企業。統計表明，盡管國有工業企業增加值只占全部獨立核算工業企業增加值的50％，但在金融機構貸款余額中，國有企業所占比例卻高達近80％。

　　進入90年代后，金融風險的積累迫使國家塑造了以股票市場為核心的證券市場，試圖為國有企業尋求一條新的融資渠道，將原來由信貸市場實現的貨幣型金融支持轉換成由股票市場實現的證券型金融支持。但是，在證券市場的成長過程中，國家較多地運用了計劃手段，從股票額度的確定到上市公司的甄選都是在計劃框架內通過行政分配方式來運作的，基本上只有國有企業才有機會獲得來自證券市場的資金。所以，融資體制從間接融資向直接融資過渡，不僅沒有改變其國有經濟導向的基本性質，而且還使這一導向得以強化。

　　相對于市場化改革的總體進程而言，融資體制的市場化進程明顯滯后，這種滯后造成了現行的融資體制內存在多重扭曲和矛盾，有些矛盾還有進一步激化的趨勢。

　　  （一）儲蓄供給主體多元化與投資主體單一化的矛盾

　　市場化的改革使所有制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格局被打破，非國有經濟在成為國民收入的主要貢獻者的同時，也成為國民儲蓄的主要供給者。這一轉化發端于農村的制度變革。承包責任制提高了農副產品的產量，農副產品價格的上調改變了農民的貿易條件，從而極大地提高了農村的現金流量，收入的增加使農民開始積累儲蓄存款。1979—1984年間，農民儲蓄存款以年增長率41％的速度增長�？墒�，國家對農村的直接貸款并不多。1979—1984年間農村信用社對農民、鄉鎮企業和集體企業的貸款總額只占存款總額的33.9％，即使到了1991年，也才占到66.8％。由于受體制的約束，儲蓄來源的格局與資金投向的內在聯系被切斷，結果使農民儲蓄被迫納入國有銀行與國有企業的依存關系之中，農民以凈貸款人身份向國有經濟提供貸款。

　　當改革推進到城市與工業領域以后，非國有經濟迅速增長。經濟改革不僅改變了經濟成分之間的比例關系，而且也改變了國民儲蓄的結構。1979年，居民個人、企業和政府所占的儲蓄比例分別為23.5％、33.65％和42.65％，到2000年則依次為64.9％、32.5％和2.6％（《中國經濟年鑒（2001）》）。從整個社會來看，儲蓄的供給主體已經形成多元化的格局，國有經濟部門不再是最重要的儲蓄來源，非國有經濟（包括農業）事實上已經取代國有經濟部門成為國民儲蓄的主要供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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