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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宏觀經濟運行態勢及面臨的問題
經濟轉軌中宏觀經濟運行方式與宏觀調控政策的轉變及其局限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進行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這種體制變革導致經濟運行機制的相應變化,即由國家計劃對企業和各種經濟單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調節,逐漸轉變為在市場信息影響下,以經濟利益引導企業和個人進行微觀決策的自動調節。在此情況下,價格、利潤、成本、收益、供給與需求的協調機制產生了,計劃機制逐漸讓位于市場機制。
隨著經濟運行方式的轉變,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及其形成機制也發生了變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擴張和經濟收縮都是由行政性的強啟動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導致經濟的大起大落;經濟衰退一般都會帶來總體經濟水平絕對量的下降,(注: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發生了五次經濟周期波動:(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經濟周期波動均出現經濟的負增長。)造成經濟的重大破壞。而在1978年改革開放后的四次經濟周期波動(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則沒有出現經濟的負增長,屬增長型的經濟衰退,即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的最低點,其經濟總量的絕對水平并不下降(見表1)。出現這一情況有客觀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國仍處在短缺經濟的狀態下,市場制約的因素幾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生產過剩危機;另外,它與如下情況也有一定的關系,即隨著市場機制作用范圍的擴大,我國已逐步采用了宏觀調控的反周期措施,從而使經濟周期的波幅和波動系數縮小,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增強。
表1 中國GDP增長率的歷次波動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頁。
然而,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在較長的轉軌時期中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這使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場化的調控手段難以一步到位,經濟周期波動仍呈現明顯的“計劃同期”(注:即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成為周期波動的直接原因,經濟周期為國家的集中計劃所推動。)的特征。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統收統支的中央集權的資源配置方式表現為國家以向國有企業財政撥款的形式進行投資。在這種投資方式下,企業的發展嚴重依賴于國家,并具有爭奪國家投資的強烈沖動。因此,每次經濟增長的啟動,一般都同時帶來經濟的“過熱”,從而使經濟周期帶有明顯的人為“計劃”推動的特點。在改革開放初期,這一情況幾乎沒有改變。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的幾次因經濟“過熱”引起的經濟大波動,均起因于國家投資的擴張。其中,第一次經濟大波動發生在剛剛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計劃者的沖動,即在當時確定了大量不切實際的建設項目。為了克服這次經濟波動的后果,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處于經濟調整時期。
第二次經濟大波動始于1984年。該年年底,我國決定把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并把部分投資項目的審批權下放。由于我國的“預算軟約束”是一種制度性的軟約束,它來源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產權關系。因此,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尚未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只是把國家投資的財政渠道改為銀行渠道,是不可能結束銀企之間在資金鏈條上的體制性“軟預算”約束狀態的。正因為如此,在基本建設投資由撥款改為貸款后,便發生了銀行競發貸款、基本建設規模迅速擴大、社會消費需求膨脹、貨幣發行失控的情況。當時,政府曾設想以“軟著陸”的方式緩解經濟生活中日趨嚴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實際上財政、信貸“雙緊”政策幾度夭折,經濟繼續升溫,通貨膨脹不斷升級,并在后來演變為1988年8月爆發的搶購風潮。這次由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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