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對外貿易—基于中國的實證分析

內容提要：本文選取1983—2000年間我國FDI與GDP、進出口總額T的時間序列資料，描繪了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對外貿易的運行軌跡，對 FDI與經濟增長、對外貿易的關系作了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并實際測算了FDI對我國經濟增長、對外貿易的貢獻。本文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對外貿易的貢獻是顯著的，但是筆者也發現FDI/GDP的值從1994年就開始下降，FDI/T的值從1994年開始停滯不前并從1998年開始急劇下降，這說明由于我國實際利率水平及宏觀經濟環境、亞洲金融危機 、美國經濟衰退等諸多因素的影響，FDI對我國經濟增長和對外貿易的貢獻自1994年以來有所下降。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FDI） 經濟增長 進出口總額（T）

一、引言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主要發達國家的資本國際間流動就有了相當的發展，但是發展比較緩慢。戰后，隨著西歐和日本經濟的恢復，尤其是60年代后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帶來的發達國家經濟迅速發展及生產國際化趨勢的急劇加強，資本國際流動開始加速，規模空前擴大。與戰前不同的是戰后的國際資本流動中，對外直接投資（FDI）居主要地位且發展迅速。關于外資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貢獻，經濟學家們有不同的論述。其中以美國經濟學家H.錢納里和A.斯特勞特1969年創立的兩缺口模型最具代表性。該模型認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歷程表明，經濟發展主要受三種因素約束：一是儲蓄約束，即國內需求水平低,不足以支持國內投資需求的擴張，影響經濟發展；二是外匯約束，有限的外匯收入不足以支付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本品和消費品進口，阻礙經濟發展；三是吸收能力約束，即由于缺乏必需的技術和管理，無法有效的使用外資和各種資源，從而影響生產率的提高和經濟發展。因此，錢納里等人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能成功利用外資便可以逐漸克服儲蓄、外匯和技術的約束，增加國民總儲蓄和總投資，進而促進經濟增長。另外一般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也有顯著的拉動效應，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使東道國迅速進入全球分工體系，利用東道國的資源優勢促進出口增長，以換取本國發展所需的外匯；二是提升東道國的出口結構，由初級產品出口向工業制成品出口轉變；三是提升進口商品結構，由消費型進口轉變為生產型進口（江小涓，1999）[2]。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利用外資從零起步，實現了快速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外資已逐漸成為發展經濟和推動中外經貿交流的重要手段。本文正是在總量分析的層面上，從定性和定量兩個角度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對外貿易貢獻的問題。

二、FDI與經濟增長、對外貿易基本態勢

樣本區間為1983—2000年，這18年間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由1983年的6.36億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407.72億美元，增長了63.1倍。我國已連續13年成為引進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最新資料還表明2000年我國利用外資規模僅次于美國，居全球第二位。

表1 我國FDI與經濟增長、進出口概況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2000年的數據為筆者根據國家公布數據添加。

注： 將GDP換算成美元時用貿易平均匯率。

1、 FDI與經濟運行態勢

從表1和圖1可以看出，1983年到1987年，外商在華投資發展緩慢；1988年到1991年，我國引進外資迅速發展；1992年到1994年我國引進和利用外資高速增長；1994年到1998年增長速度顯著放緩，1999年首次出現負增長,2000年我國初步克服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出現明顯回升跡象。與此同時，可以看到，FDI與GDP的增長態勢基本相似：經濟形勢較好時，FDI增長迅速，如1992-1994年；經濟形勢惡化時，FDI的增長速度也相應的放緩，甚至出現負增長，如1997-2000年。特別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以前，我國FDI增長的絕對額基本上是上升的；1994年以后，我國FDI的增長速度和增長絕對額顯著放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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