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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公司大舉進入對我國產業體系的挑戰
跨國公司大舉進入,國內競爭國際化,中國產業的發展路線面臨著現實的挑戰。“討論對外開放環境中我國產業的發展路線,具體地說,就是如何在與跨國公司打交道的過程中求生存,求發展”。“產品總量名列世界前茅,企業規模名列世界后矛,成為我國戰略產業振興的基本障礙;部門分割、地方割據是我國經濟體制多年難以解決的痼疾。今天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產業重組、任重而時不我待”。[1]
對外開放形勢的演變
改革開放之初,為鼓勵外商投資,我國一方面對外商投資給予諸多優惠政策(對投資進口的設備減免關稅、減免所得稅等),同時為防止外資對國內產業的沖擊,我國又對外商投資設置了一些限制條件:限制外商獨資企業、堅持中方在企業中的控股地位、產品出口比例、轉讓技術、零配件國產化率的要求等。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外開放形勢和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
1992年,我國政府正式提出了“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修改了《合資企業法》,放寬了對三資企業的股權、市場、技術等限制條件。1992以來,各地對外資敞開大門,競相給予優惠政策,外商投資迅猛增長。
在優惠政策和國內巨大市場的吸引下,我國平均每年接收外商直接投資500億美元以上,是1980年代平均水平的10倍。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外資流入大國。其中一個特別注意的趨勢,港澳臺日投資比重下降,美歐跨國公司投資大量增加。我國目前已登記的外商企業已超過30萬個,外商注冊資金3000億美元;世界500強中已經有200強投資于大陸。在年銷售收入500萬元以上的工業企業中,外資企業占我國工業企業總銷售收入的22%以上,外資企業資產占我國工業企業資產的15%以上。[2]
我國多數骨干產業處于弱勢
我國多數產業的特征是“大而弱”,在規模上、在技術水平和開發能力上,在跨國、跨地區營銷方面,我們的企業處于明顯的劣勢。
我國某些行業,如鋼鐵、煤炭、化工、建材以及彩電等產業,目前的生產能力名列世界前茅,但企業規模太小,產業集中度卻排名末尾。這些產業的經營管理落后,技術開發能力低,無力參與國際競爭。我們不及時實行產業的重組,擴大規模、改進管理和提高研發營銷能力,我們的產業體系,就可能被跨國公司整合。[3]
鋼鐵:我國鋼材生產僅次于日本,超過美國,是韓國的三倍,法國的五倍,它們的主要鋼鐵企業,新日鐵,美鋼聯,浦項、法國的于齊諾·爾薩西洛爾,都躋身世界500強,我們一家也沒有。1998年,日本新日鐵、韓國浦項兩家鋼鐵公司的銷售收入分別是216億、97億美元,而我國的首鋼和寶鋼兩大鋼鐵公司的銷售總額之和僅為53億美元。[4]
汽車:全世界經過一輪輪兼并潮,目前只剩下20家左右汽車制造跨國巨型公司,有人預測,未來全球將只剩下6家整車公司,一般以200萬輛為“經濟生產規模”。而我國國內汽車產銷量不超過200萬輛,由100多家整車廠生產。1998年,通用、福特、戴姆勒·克萊斯勒三大汽車巨頭的銷售收入分別是1613億、1712億和1546億美元,同期,中國一汽、二汽、上汽三大汽車制造公司的銷售收入總和只有118億美元。[5]
發電設備制造:我國發電設備的產量居世界第五位,是世界上少數能制造大型發電機組的國家之一。“能夠生產60萬千瓦機組的哈爾濱動力集團,被定為不合資的‘國家隊’,1995年產值30億元人民幣。美國通用1994年的營業額647億美元。我們的國家隊是通用的1/172。如果再考慮到各大型跨國公司之間多種形式的聯合,這種規模上的懸殊差距就更大。[6]
發電設備制造業是世界上高度集中的產業,1990~1995年,6家公司壟斷了燃氣發電設備的96%,美國的通用電力(94年排名全球500強第19位)一家占50%;蒸汽發電設備的81%為七大國際巨頭所瓜分。未來10年,亞洲的發電設備需求為全世界的一半,中國為亞洲的一半。三峽26臺70萬千瓦機組,12臺進口,14臺國產。幾家巨頭早就在進口奪標的同時,緊鑼密鼓地在我國組織合資,以爭奪國產的60%。[7]
“中國在70年代末擁有相對發達的發電設備工業。當時共有三個主要廠家,占據了大約3/4的國內市場份額。在改革之初,這三家公司由一個統一機構管轄,如果這三家主要公司當時得以合并的話,它們本有可能形成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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