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教育決策與制度創新

本文以1999年高校擴招為案例，對擴招政策的決策背景、預期影響，特別是過渡期教育決策特點與制度安排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和探討。文章認為，促使擴招政策出臺的背景，是由宏觀社會需求、解決經濟困境、走出“應試教育”怪圈等因素形成的一種綜合效應。從對實施科技興國戰略、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高等教育改革等方面的預期影響分析，擴招決策是一項涉及全局利益而作出的困境決策。由擴招政策顯現的過渡期教育決策的特點及其與制度安排的關系，反映了教育改革的特殊性與改革走向的復雜性。我國教育改革的制度創新，突出體現了教育決策在過渡期的制度化環境中的“兩難”抉擇。

　　 1999年6月25日，全國各大新聞媒體上“今年全國高等教育招生大幅增加”的通欄標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建國以來，我國高等教育曾經有過三次高速發展，但此次增幅之快、增量之大、出臺之急、響應之烈，為前所未有，甚至可謂世界高等教育發展之最。對此次高校擴招，社會各界特別是教育與經濟界的認識和看法各式各樣，不僅涉及教育基本理論、教育與經濟、教育與社會等相關理論，而且涉及經濟發展戰略和策略、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以及國民素質與可持續發展等一系列問題。本文以擴招政策的決策為例，對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教育重大決策的基本特點，以及教育決策與制度創新的關系加以分析。

　　 一、擴招決策的背景分析

　　一個政策只能解決某一困境的主要問題，我們不可能期望一個政策解決所有的問題。首先，當現實呈現出紛繁復雜的情況時，制定政策的部門需要的是在錯綜復雜的一系列問題中，尋找到解決困境的主要矛盾和關鍵問題。同時，作為決策部門，特別是實際部門，總是把解決眼前的急迫問題作為首先要解決的問題，而現實問題的解決與長遠問題的處理總有一段距離。其次，一個部門、一個行業對待困境的態度和處理的方式，不僅受到整個制度環境的約束，而且總是受到本部門、本行業自身條件(如目標模式、任務要求、規則約束、思維定勢等)的制約。一般而言，上一級部門作出的決策通常更接近于對全局、眼前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解決。在利弊權衡上，相對來說，只要眼前的利大于弊，全局的利益大于局部的利益，某一段問題的緩解有利于下一段問題的突破，盡管這一決策可能會帶來某一層面的利害沖突或導致某一方面新矛盾的突顯，但只要不影響大局，就是值得肯定的決策。再次，當今社會經濟生活變化速度之快，常常令人措手不及，有時給某些問題決策的時間是極其有限的，特別的問題有時需要特殊程序的決策方式�；蛘哒f，現在人們更注重的是對問題迅速作出最出色的界定，而并不看重如何最出色地搜集答案和選擇答案。過去人們總是把追求最優的可能解作為決策的原則，現在人們則用“有限理性”及“爭取滿足”的決策模式替代了“完全理性”的決策模式，用“令人滿意”的準則替代“最優化”準則。從這些基本的決策觀點來看高校擴招政策的決策背景，不難看出它們之間的密切聯系以及這些觀點對于現實問題的合理詮釋。

　　促成擴招政策出臺的背景，可從三方面考慮。

　　一是宏觀社會需求�！爸�識經濟初見端倪”、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我國經濟的沖擊以及高新技術的飛速發展對高新人才的迫切需求，特別是新一屆政策把“科教興國”作為本屆政府的最大任務，使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和優先發展教育的思想，知識經濟“增長動力”基于人才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使終身教育的思想和學習化社會的觀念廣為人們接受。1999年開春，中國科學院的“知識創新工程”、科技部的國家技術創新體系、教育部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相繼出臺。這一方面反映了國家相關部門對知識經濟挑戰的應戰姿態，另一方面也從客觀上促成了國人對經濟強國、科技領先、教育為本、人才關鍵的共識氛圍。而黨中央、國務院召開的第三次全教會則把提高全民素質，培養高新技術人才作為迎接新世紀挑戰的重要任務�？梢哉f，高校擴招是這一宏觀背景之下政府與民眾形成共識并付諸行動的一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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