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之地位

理學者，世以名宋元明之新儒學，其中程朱一派，后人認為宋學之正統者也。正統之右不一家，而永嘉之派最露文華，正統之左不一人，而陸王之派最能名世。陸王之派，世所謂心學也，其前則有上蔡，淵源程門，其后則有泰州龍溪，肆為狂蕩，公認為野禪矣。程朱深談性理，以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戴震譏詞）然其立說實為內外二本，其教則兼“尊德性”與“道問學”，尤以后者為重，故心學對朱氏備致不滿之詞，王文成竟以朱子為其學問才氣著作所累，復妄造朱子晚年悔悟之說（見《傳習錄》）。 

    然則清代漢學家自戴震以降攻擊理學者，其最大對象應為心學，不應為程朱。然戴氏之舍去陸王力詆程朱則亦有故。王學在明亡后已為世人所共厭棄，程朱之學在新朝仍為官學之正宗，王學雖與清代漢學家義極端相反，然宗派式微，可以存而不論，朱學雖在兩端之間，既為一時上下所宗，故辯難之對象在于此也。雖然，理學心學果于周漢儒學中無所本源，如戴氏所說者歟？ 

    凡言德義事理自內發者，皆心學之一式也。今如尋繹自《孟子》迨《易系》《樂記》《中庸》諸書之說，則知心學之原，上溯孟氏，而《樂記》《中庸》之陳義亦無可能。 

    夫性理之學，為得為失，非本文所論，然戴氏既斥程朱矣，孟子以及《易系》《樂記》《中庸》之作者，又豈能免乎？如必求其“罪人斯得”，則“作俑”者孟子耳。有孟子，而后有《樂記》《中庸》之內本論，有《樂記》《中庸》之內本論，而后有李翱、有陸王、有二程，雖或青出于藍，冰寒于水，其為一線上之發展則無疑也。孟子以為“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以為“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又以為“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操則存，舍則亡，凡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又以為“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以為“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凡此類者不悉引）凡此皆明言仁義自內而發，天理自心而出，以染外而淪落，不以務外而進德，其純然為心學，陸王比之差近，雖高談性理之程朱猶不及此，程叔子以為孟子不可學者此也。戴氏名其書曰《孟子字義疏證》，乃無一語涉及《孟子》字義，復全將《孟子》之思想史上地位認錯，所攻擊者，正是《孟子》之傳，猶去《孟子》之泰甚者也，不亦慎乎？ 

    設為程朱性氣之論尋其本根，不可不先探漢儒學之源。自孟子創心學之宗，漢儒不能不受其影響，今以書缺有間，蹤跡難詳，然其綱略猶可證也。《樂記》云，（按《樂記》為漢儒之作，可以其抄襲《荀子》諸書為證。）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夫理者，以其本義言之，固所謂“分理，肌理，腠理，文理，條理”也。（參看《孟子字義疏證》第一條）然表德之詞皆起于表質，抽象之詞皆原于具體，以語學之則律論之，不能因理字有此實義遂不能更為玄義。（玄字之本義亦為細微，然《老子》書中之玄字，則不能但以細微為訓。）既曰天理，且對人欲為言，則其必為抽象之訓，而超于分理條理之訓矣。必為“以為如有物焉”，而非但謂散在萬物之別異矣。故程朱之用理字，與《樂記》相較，雖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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