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簡所及敦煌地區水利建設與管理論文

　　漢簡中有多枚關于敦煌地區水利的記載，對復原漢代敦煌地區的水利建設及管理具有重要的價值。漢代為保證敦煌地區屯田的順利開展，興起了一個水利開發的高峰，既包括明渠，又包括井渠的開鑿，既有官渠，又有民渠。與之相應的水利管理系統也逐漸形成。簡文中出現的“主水史”、“水長”、“東都水官”、“東道平水史”等水利職官，為研究漢代地方水利管理提供了寶貴的史料。敦煌地區在漢代就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水利管理系統，反映出水利管理的規范性、科學性。

　　河西地區自歸漢以后，即開始了大規模的屯田活動，據《史記》卷30《平準書》記載：“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除了軍屯外，還遷中原大量的刑徒于河西屯田。元鼎六年(前111)，漢朝于河西設置酒泉、張掖二郡，天漢三年(前98)，又于酒泉郡分置敦煌郡，敦煌成為漢對西域的最前沿，也為河西重要的屯田區。漢簡中就有多枚關于敦煌屯田的簡文，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時所獲一枚漢簡記載：“令玉門屯田吏高年，墾田七頃，□□弛刑十七人。”(《疏簡》947)[1]這枚簡詳細記載了馳刑人員屯田于玉門的授田情況。此處“玉門”當為玉門關，非酒泉郡之玉門縣。另，出土于敦煌懸泉置的一枚漢簡記載：“史馮貴之，始元二年正月假一封傳信，迎罷戍田辛，溺死，亡傳信。外第十五。”(《懸簡》Ⅱ0113：4)[2]該簡中提到的“戍田辛”就是即將前往敦煌屯田。隨著屯田的順利開展，水利建設也相應發展起來，并出現了河西地區水利建設的第一個高峰期，敦煌地區水利簡的存在，為我們考察基層水利建設與管理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因此對其的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那么漢代敦煌地區的水利狀況是怎樣的呢?除了官修水利工程，民間自行開渠的現象是否存在?除了渠，還有其他的水利工程嗎?對水利的管理又是怎樣的呢?這都需要做細致全面的考證。

　　屯田的開發需要水利灌溉的支撐，水利工程的修建也在河西迅速開展起來，《漢書》卷29《溝洫志》記載：“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敦煌地區則充分利用冥安縣之南籍端水和龍勒縣之氐置水水源，從事農田灌溉，發展屯田。《漢書》卷28《地理志》敦煌郡冥安縣條記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同書同卷敦煌郡龍勒縣條記載：“氐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可見南籍端水和氐置水是當時兩條主要的灌溉水源。敦煌文書P.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就詳細記載了氐置水上修建的一處名為馬圈口的水堰，“其堰南北一百五十步，闊廿步，高二丈，總開五門，分水以灌田園。”并記載，是堰“漢元鼎六年造，依馬圈山造，因山名焉。”[3]漢元鼎六年(前111)修建的這處水堰一直沿用至唐代，足見其在水利灌溉中發揮的作用。又元鼎六年(前111)于河西初置酒泉、張掖二郡，就已開始修建如此大的水利工程，說明大規模的屯田已經展開。除此之外，漢簡中亦留有關于敦煌水利興建的記載，以此更能全面復原漢代敦煌地區的水利建設狀況。

　　一 水利建設

　　漢代敦煌地區的水利設施主要有明渠和井渠兩種，依據開鑿主體劃分，明渠又有官鑿和民鑿兩種。

　　明渠為鑿渠引他河之水以灌田，為當時主要的灌田方法。漢簡中有多處治渠卒穿渠于敦煌郡的記載。

　　(1)甘露四年六月丁丑朔壬午所移軍司馬仁

　　龍起里王信以詔書穿渠敦煌郡軍

　　(《金關(壹)》73EJT9：322A)[4]

　　此簡出自肩水金關，是一枚移書簡。簡文中有明確紀年，為甘露四年(前50)六月，移書軍司馬仁，要求龍起里人王信遵照詔書穿渠于敦煌郡。“移書”，發送公文、布告，致書。王充《論衡·謝短篇》：“兩郡移書，曰：‘敢告卒人’。”此處“移書”即為兩郡之間發送文書。此簡出土于肩水金關，說明甘露四年(前50)六月要求王信穿渠敦煌郡的詔書經張掖郡，而后再由張掖郡移書敦煌郡。發往敦煌郡的這枚移書簡則經由肩水金關發往敦煌郡。簡文中雖未提及穿渠的地點及規模，但朝廷專門下詔書穿渠于敦煌郡，則說明這是一次政府組織的穿渠活動，規模當不會太小。

　　除了官修明渠外，還有民間自發組織鑿渠的記載，這在漢簡中也有體現。

　　(2)民自穿渠，第二左渠、第二右內渠水門廣六尺，袤十二里，上廣……

　　(《懸簡》Ⅱ0213：4)

　　此簡出土于敦煌郡效谷縣懸泉置，記載了民間自發組織穿渠的情況。從簡文內容看，這次穿渠活動由民間自發組織，渠名為“第二左渠”、“第二右內渠”，這顯然是按一定的順序排列的渠名，如此則推斷當有“第一左渠”、“第一右內渠”、“第一右渠”、“第二右渠”，甚至“第三”、“第四”亦皆有可能。高榮先生依據居延漢簡中“第五渠” (《新簡》E.P.T52：363)[5]的記載，認為以“第一”、“第二”……“第五”命名的渠道為主干渠，而以“左”、“右”、“內”、“外”命名的渠道為主渠道之支渠[6]，這樣的推斷是有一定道理的。依此可推斷，民間自發組織的這次穿渠是引主干渠之水，修建支渠，而“第二右內渠”則是于支渠又引一支，如此則規模當不會太大。簡文中提到了“水門”，此為漢代水利灌溉的一項重要工程。“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亦有以“據堅地作石堤”[7]為水門。《漢書》卷89《循吏傳》記載南陽太守蔡信臣躬勸耕農，“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増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余。”可見“水門”是建于水渠上用于灌溉的一項重要工程，具有調節水量的作用，多建于分水口。簡文中提到的“水門”當建于“第二左渠”、“第二右內渠”與主渠分水口的位置，這也印證了“第二左渠”、“第二右內渠”為支渠的說法。簡文中的“水門廣六尺”，即寬六尺，“袤十二里”，可灌溉方圓十二里的田地。

　　除了明渠，井渠也是敦煌地區一項重要的水利工程。敦煌地區的鑿井技術自中原傳來，當為來自中原的戍卒帶來。漢武帝時期，發萬卒引洛水至臨晉(今大荔縣)，中經商顏山，因土質疏松，渠岸善崩，乃鑿井，使水由地下而行，始成龍首渠。《史記》卷29《河渠書》記載：“發卒萬余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余丈，徃徃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余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這是最早鑿井為渠的記載。這樣的井渠技術也傳到了河西的敦煌地區，《漢書》卷96《西域傳》就記載烏孫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漢朝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面(西)，欲通渠轉谷積居廬倉以討之。”孟康注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涌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大井六通渠”實為“井渠”，其鑿井技術與中原同，當自中原傳至。關于敦煌開鑿井渠的情況，漢簡中多有記載。

　　(3) □七丈

　　□百□□□沙□，井深七丈，茭積三，其一穢

　　□□積三□□

　　(《敦簡》1017B)[8]

　　該簡殘，但簡文中“井深七丈”的記載清晰可辨，說明此處有井，深有七丈。

　　(4)傅天田道里簿一。

　　煎都塞，三里，亭以東皆沙石，井深十丈五尺。

　　明，天田五里，其二里。

　　(《敦簡》1035B)

　　此簡出自馬圈灣烽燧遺址，簡文記載內容為天田道里。在記載“煎都塞”天田時，曰：“亭以東皆沙石，井深十丈五尺”，“亭”當為建于煎都塞址的一處亭臺，其東皆沙石地，但有一井，井深十丈五尺。關于是井的用途，未有記載，但除了供給煎都塞的戍卒日常飲用外，當有灌溉的功用。

　　(5) □人，穿井。

　　人，作桐。

　　(《敦簡》2161)

　　此為一枚日作簡，簡文中未載年月，具體年月已不可考，但從簡文中“人，穿井”的記載可看出，有戍卒此日的勞作任務是穿井。

　　漢簡中除了有專門穿井的記載外，敦煌的地名亦能反映出井渠的分布。漢簡中留有多處與井有關的地名，說明此處當有井。

　　(6)效谷甘井騎置一所，弟(第)二，馬三匹，吏一人，小未傅三人。

　　(《懸簡》Ⅱ0115：32)

　　該簡出自懸泉置遺址，簡文中提到效谷縣有甘井騎置，并詳細記載了這所騎置的人員及馬匹配置。與“甘井騎置”的命名相同，漢簡中還記載有“甘井里”、“甘井亭”。此三處都以“井”命名，且皆為“甘井”，可以推斷當處于同一區域。該地區有井，且井水甘甜，“甘井”的命名即因此而得。

　　二 水利管理

　　對于郡縣水利官員，兩漢皆設有都水官。《漢書》卷19《百官公卿表》記載武帝時：“大司農屬官有……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皆屬焉。”都水雖為郡官，但隸屬于大司農。《后漢書》卷38《百官五》記載：“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士，給均本吏。”《后漢書》卷36《百官三》又記：“都水屬郡國”，可知到東漢時，都水官已經從西漢隸屬于中央大司農改屬于郡國。可見郡縣是有一套專門負責水利的管理系統的。

　　敦煌地區處于干旱區，水資源本就匱乏，又是屯田的主要區域，因此對水資源的管理相當嚴格，除了設置專門的水利官員負責管理外，對違禁用水的懲罰也相當嚴苛。吳礽驤先生根據懸泉漢簡推斷“敦煌郡府設有主水史，下領東都水官、西都水官，置都水長、丞，率都水卒、徒、官奴，整治水利;又有渠官長、丞，下領東道平水史，率案渠卒、徒、官奴，管理官渠，‘各作水衡’，分配渠水。又設穿水督郵，專職督察水利。”[9]現就漢簡中所涉及的水利管理的簡文做細致分析，以對當時敦煌郡基層水利管理有更深入的了解。

　　(7)建昭二年二月甲子朔辛卯，敦煌太守疆，守部候修仁行丞事，告督郵史眾√欣、主羌史江曽、主水史眾遷，謂縣，聞往者府掾史書佐往來案事，公與賓客所知善飲酒，傳舍請寄長丞食或數……

　　(《懸簡》Ⅱ0216②：246)

　　此簡采于敦煌懸泉置遺址。簡文中有確切紀年，為建昭二年二月，即公元前37年，記載了敦煌太守接待西域來使的情況。簡文中出現了“主水史”，此“主水史”即為“都水官”。從簡文看，此人當為敦煌太守招待西域來使的陪客，與“督郵史”、“主羌史”地位相同。初世賓先生認為，漢制郡府郡守副職分別為掾和史[10]，那么“主水史”就應為郡守府僚中專司水利的官員，負責一郡的水利事務。實則不然，上引《漢書》卷19《百官公卿表》，郡國之“都水官”隸屬于大司農，該簡記載時間為建昭二年(前37)二月，為西漢時期，則此處的“主水史”非為郡守府僚中的副職官吏，而是隸屬于大司農專職一郡水利事務的主水官。

　　(8) 出東書八封，板檄四，楊檄三。四封太守章：一封詣左馮翊，一封詣右扶風，一封詣河東太守府，一封詣酒泉府。一封敦煌長印，詣魚澤候。二封水長印，詣東部(都)水。一封楊建私印，詣冥安。板檄四，太守章：一檄詣宜禾都尉，一檄詣益廣候，一檄詣廣校候，一檄詣屋蘭候。一楊檄敦煌長印，詣都史張卿。一楊檄郭尊印，詣廣至。[一]楊檄龍勒長印，詣都史張卿。九月丁亥日下時，臨泉禁付石靡卒辟非。

　　(《懸簡》Ⅴ1611：308)

　　此簡出土于敦煌懸泉置遺址，是一枚郵書簡，其中有兩封是寄往“東部水”的文書，封泥上蓋有“水長印”，說明是由“水長”發往“東部(都)水”的。上引《漢書》卷19《百官公卿表》及《后漢書》卷38《百官五》中關于“都水官”及“長”、“丞”的記載可知，“都水長”、“都水丞”為“都水官”的屬官。此簡文中的“水長”即為“都水長”。另外，簡文中還提到“東部(都)水”，既有“東部(都)水”，則亦當有“西都水”，此為按方位劃分的主水區域。仔細分析簡文，經由懸泉置發往各處的“書八封、板檄四、楊檄三”應是由敦煌郡府發出的，因為有“太守章”、“敦煌長印”的封泥。由此可知，“水長”的駐所應位于郡府，而“東都水官”則為具體負責東部區域水利的職官，其駐所當位于東部的某縣級官府。

　　(9)出東書四封，敦煌太守章：一詣勸農掾、一詣勸農史、一詣廣至、一詣冥安、一詣淵泉。合檄一，鮑彭印，詣東道平水史杜卿。府記四，鮑彭印，一詣廣至、一詣淵泉、一詣冥安、一詣宜禾都尉。元始五年四月丁未日失中時，縣(懸)泉置佐忠受廣至廏佐車成輔。 ●即時遣車成輔持東。

　　(《懸簡》Ⅱ0114：294)

　　該簡采自敦煌懸泉置遺址，為一枚郵書簡，其中有一“合檄”，是鮑彭發給“東道平水史”杜卿的。“合檄”，《中國簡牘集成》第十集：“合是封攏、封口之意。合檄是把文書寫在大小相等的兩片木板上，把有字的一面相向重合，再纏上繩子，印上封泥。上面的一片木板上必然要寫上收件人的地址、姓名，起到封簡的作用。合檄只能由收件人拆封，不同于內容公開的板檄。”[11]簡文中出現了“平水史”的官吏名稱，高榮先生認為：“寄給‘東道平水史’的文書是由敦煌郡名為鮑彭的屬吏發出的，故該‘平水史’應是郡府‘主平水’事務的屬吏。”[6]筆者并不認同“平水史”為郡府“主平水”事務屬吏的觀點。與上簡相同，這枚郵書簡所記之文書當自敦煌郡經懸泉置發往各處，時間為元始五年(5)四月。既由敦煌郡府發出，則鮑彭當為郡府的一名屬吏，那么“平水史”就當為郡府以下縣級管理水利的官吏，負責一縣的水利事務，而非郡府“主平水”事務的屬吏。

　　(10)甘露二年四月庚申朔丁丑，樂官(涫)令充敢言之：詔書以騎馬助傳馬，送破羌將軍、穿渠校尉、使者馮夫人。軍吏遠者至敦煌郡，軍吏晨夜行，吏御逐馬前后不相及，馬罷亟，或道棄，逐索未得，謹遣騎士張世等以物色逐各如牒，唯府告部、縣、官、旁郡，有得此馬者以與世等。敢言之。

　　(《懸簡》Ⅴ1311：82)

　　該簡采自敦煌懸泉置遺址，記載了甘露二年(前52)四月送烏孫使者馮嫽回烏孫的史實。簡文中提到了“穿渠校尉”，“校尉”為將軍之屬官，位次于將軍，由此簡可知，“穿渠校尉”當為“破羌將軍”屬下校尉。上引《漢書》卷96《西域傳》就記載烏孫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漢朝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時就欲穿卑鞮侯井，以“通渠轉谷積居廬倉以討之”。上簡記載的就是烏孫此次內亂后，馮嫽應宣帝征“自問狀”后，送其回烏孫的情況。馮嫽回烏孫后，圓滿解決了內亂，“破羌將軍不出塞，還”[12]。《漢書·西域傳》與上簡相證，則簡文中破羌將軍為辛武賢，其“穿渠校尉”為屬下負責水利的將官。

　　(11)甘露二年十一月丙戌，富平侯臣延壽、光祿勛臣顯，承制詔侍御史□，聞治渠軍猥侯丞承萬年漢光王充詣校屬作所，為駕二封軺傳，載從者各一人，軺傳二乘，傳八百卅四。御史大夫定國下扶風廏、承書以次為駕，當舍傳舍，如律令。(A)□□□尉史□□書一封，十一月壬子人定時受遮要……(B)

　　(《懸簡》Ⅱ0214：73)

　　(12)□三千四百八十五人敦煌郡

　　發治渠卒郡國收欲取□

　　(《新簡》E.P.T65：450)

　　簡(11)出土于敦煌懸泉置遺址，簡文中提到了“治渠軍”。漢朝軍卒除了軍事任務外，治水、穿渠等的水利任務也多由軍卒為之，如《漢書》卷29《溝洫志》記載：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漢武帝時，“發卒萬人穿渠”[12]1681，成龍首渠，亦曾“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12]1682。則上簡中的“治渠軍”為當地穿渠、治渠的軍卒，這也與簡(10)中所記“穿渠校尉”相對應，那么可以推斷“穿渠校尉”當為“治渠軍”之總官，領導“治渠軍”穿渠、治渠等水利活動。簡(12)出土于酒泉郡破城子遺址，據簡文中記載，發三千四百八十五名治渠卒于敦煌郡，此處“治渠卒”與“治渠軍”相同，皆為興建水利的軍卒。

　　(13)永平七年正月甲申朔十八日辛丑

　　春秋治渠各一通，出塊糞三百桼

　　麥十石文華出塊糞少一□以上(一)

　　畝以上折胡麥十石。文華田六□□

　　平人功為一石若文華□□□□

　　沽酒旁二斗。(二)

　　(《敦簡2418》)

　　該簡為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所獲簡牘，是簡雖殘損嚴重，但仍能辨出這是一件當地百姓自發組織的管理水渠的處罰文書，其組織應類似于“渠社”。漢代禁止民間自發組織私社，為什么西北地區會存在這樣的組織呢?筆者以為原因有二：一，漢代雖禁止私社，但各地仍有私社存在，《漢書》卷27《五行志》就記載：“建昭五年(前34)，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張宴注曰：‘民間三月、九月立社，號曰私社’，臣瓉曰：‘舊制，二十五家為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為田社，是私社’。師古曰：‘瓉，說是。’”既禁立私社，則必然存在。上簡中類似于“渠社”的民間組織被記載下來，說明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認可，甚或屬于半官半民性質的組織。當然，這種組織在水渠的管理方面或起到了較大的作用，才被當地政府所認可。二，敦煌地區氣候干旱，水資源匱乏，對水的有效利用是保證屯田及民間耕地順利墾殖的前提。有學者研究認為，敦煌地區渠社活動開始于唐末五代時期，上簡的記載把敦煌的渠社出現時間提前到了西漢時期，至少出現了“渠社”的雛形。

　　就上述簡文中記載的水利職官來看，負責一郡水利的主水官為“主水史”，即“都水官”，下轄有“東都水官”和“西都水官”，“水長”則或為“主水史”的副官，“平水史”則為一縣負責水利的主官。另外，又有“穿渠校尉”統領“治渠軍”、“治渠卒”，負責屯田水利。除此，民間亦有類似于“渠社”性質的自發組織，負責水利的分配、違禁用水的懲罰等。如此，敦煌地區在漢代就已經形成了一整套自上而下完整的水利管理系統，對保證水資源的有效利用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過對上述簡文的分析研究，結合《史記》、《漢書》、《后漢書》等相關史料，對漢代敦煌地區的水利建設及管理有了更細致全面的認識。漢代敦煌地區不但有明渠的開鑿，更有井渠的分布，不但有官渠，更有民渠，說明治渠分布之廣。在水利管理方面，自上而下形成了一整套管理系統，說明漢代敦煌地區的水利建設組織之有序性，保證了屯田及民自耕田的墾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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