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主義漫談

　　有人將七十年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捆綁在一起，并加以評、批，似乎有些牽強與極端。然而，這一代人確有自己的共同的特點。就我而言，印象最深的是剛入學，甚至還未入學，就知道要對堆在路邊的幾個泥人進行“批判”，每經過時，都要踢上幾腳。后來，知道這幾個人就是“四人幫”，是禍國殃民的壞人，再后來，還知道他們都是想搞專制主義的，不讓別人講話的。因此，專制主義的“壞”深深地印在我的頭腦中。但何為專制主義，還是不太懂。

　　漸漸知道，我國曾經歷過二千多年的專制主義的歷史，而且封建余毒還存在著，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肯定是要消除這些封建余毒的，“專制主義”大概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何謂專制主義？它的“壞”到底在哪兒？在頭腦中仍是疑問。不是仍有人，包括一些大學問家認為還不能實行民主，還需要一些專制嗎？

　　孟氏（孟德斯鳩）曾將社會形態分為共和、君主、專制主義三種。其中，“專制主義是指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一個人按照一己的意志與反復無常的性情領導一切”，它給我展現的印象是皇帝的暴政，隨心所欲，甚至是希特勒的形象。這種制度下，需要的是恐怖，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猜忌，不信任，甚至相互投石。孟氏還認為“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并認為中國在過去的幾千年中，隨著疆域的擴大，政府專制的精神則越強。

　　王亞南先生將官僚制度放在中國的專制主義背景下進行研究，從而總結出“專制官僚主義”的規律：“中國的官僚政治是當作專制政體的一種配合物事補充物而產生的。專制政體不存在，當作一種社會體制看的官僚政治也無法存在。”然而，專制政體又怎能離開官僚制度而獨立存在呢？“長期的專制官僚統治無疑大有助于那種政治支配者，使他們有時間有機會把社會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動員起來；把一切‘有礙治化’的因素設法逐漸排除出去。”

　　兩種典型的論述已經勾劃出了專制主義的外廓：皇帝與官僚，特別是與文官的關系；皇帝與老百姓的關系；官與民的關系。其中，皇帝始終處于中心的位置。文官是皇帝的文官，“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是皇帝實現專制的工具，；老百姓是皇帝的老百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皇帝的子民；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是為民作主的，“不與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貫穿于這些關系背后是儒家的理論，即，“禮”。儒家理論是“最便于專制”的理論，上是專制主義，下是子民主義。以治家推及治國，治家與治國是相通的，“三綱五常”是它們的基本原則。

　　然而，這樣理解專制主義似乎又欠缺些什么。因為在這樣的關系鏈中，不應該有什么悲劇性的人物出現，至少皇帝不可能是悲劇性的。皇帝既是這些關系鏈的兩端中的一端，又處于中心的位置，是主動的，不應有什么悲劇性的情況出現，除非自身的、不可抗的因素導致的悲劇，如英年早逝。

　　讀了黃仁宇先生《萬歷十五年》，對中國封建專制主義則就會有另一番認識。該書中談及的幾個典型人物都是悲劇性的，包括萬歷皇帝、幾位著名的大臣、以及武將、哲學家等。

　　哲學家的悲劇，暫且不談。武將的悲劇，似乎也可以理解。對萬歷皇帝的悲劇，卻難以接受。萬歷皇帝不是庸才皇帝，不是身體儒弱的皇帝。他也想勵精圖治，也曾努力過，結果卻是悲劇性的。張居正、申時行、海瑞，等幾位大臣，個個性格迥異，張的霸道、申的圓滑與中庸、海瑞的正直，但都落入了悲劇性下場，似乎也難以理解。黃仁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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