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自身的品性決定了社會科學方法應用前景的有限性

　　刻下漢語法學學術含量較低，學術規范窳敗，丑聞時有。將眼光放寬，迄現代中國一百年，海峽兩岸三地，整個漢語世界，既無偉大法學作品和作家，更談不上成熟范型或者流派的提出。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也是不少法學從業者的憂心所在。有鑒于此，經由借鑒和運用社會科學的范式與方法，提升法學的學術含量乃至“科學性”，是一種可欲的選擇，可能也是提升漢語法學必需完成的作業。

　　本次會議的主旨既是“社會科學”方法在法學中的運用，即意味著法學非社會“科學”，因此是科學話語難能完全籠罩的言說空間。這便一般性地決定了此種“科學 ”方法在該領域應用前景的有限性。所謂的“文科”、“理科”這類說法，是通常習用的，但卻非“科學”的，無法用作解釋此種問題的概念工具。既不算“科學 ”，亦非人文學科，那便是通常所說、行之已久的“法科”了。法學之為法科，決定了自己在人類知識體系中的位置，其之用來形成自己的知識系統、設構自己的理論命題的進路和范式。這一切疊加在一起，構成了法學的品性。

　　法學之為一門知識體系、理論體系和思想體系，其基本問題，其需求和擔當，決定了它具有不同于“社會科學”的學術品性。法學的基本問題源于法律的基本問題，一言以蔽之，是“事實與規范”的互動。人世生活本有規范，將它們描述出來，呈現為規則及其體系，是法律的創世紀，法學的使命，也是對于法學的勞動分工要求。通常情形下，事實先于規范，規范因為有待自生活中提煉和完型，總要慢半拍。之所以說一切立法頒行之際即已“過時”，如拉丁法諺所謂“法律一旦公布即已過時”，其因在此。但是，在諸如急遽的社會－文化轉型時段這種特定時期，規則可能先于事實，以整頓山河。拿百多年來的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為例，雖然迄今為止尚未形成真正的共和政體和憲政秩序，但是，自1911年以來，法律藉由立法，先在規則層面形成了憲政與共和圖景，以此理想圖式引導、推動、逼迫事實就范，向它靠攏，即向規則的制訂者心目中擬訂的生活模式看齊。正是在此，法學擔當了從“發現”規則到“設定”事實的知識使命。

　　從而，法學－法律的需求和擔當是雙重的。一方面，對于規則進行靜態的描述和設定。描述是“發現”生活，“設定”即歸置并規制生活。另一方面，對于源于社會變遷等等因素而導致的事實提出的挑戰，消極或者積極地做出規則的回應。正是在此，對于什么是事實？有哪些事實？規則的效果如何？如何獲得預期的法律效果？以及為什么規則會出現與其制訂者預期相悖的結果等等，恰恰是“社會科學”的用武之地。所謂“多點”、“多層”的民族志范型，人類學的田野調查，都是“觀俗立法”的杠桿。事實上，偽滿政體進行的民事習慣調查和民國政府組織的華北農村民事習慣調查，均為適例。通常習用的回歸統計方法等等，在實證性地解答諸如“ 為什么有法不依”這類問題時，應當有用武之地。至于涉及到法律的人類學田野調查，諸如馬林諾夫斯基的研究，它們是否屬于這一意義上的“法學研究”，則有待辨析。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法學是一種基于特定需求而來的知識體系，而主要并非人類好奇心的產物，更非形上心性的對象。因而，法學是一種有限的知識體系，甚至是一種自我循環、自我證立的知識體系。法律的思維方式，如法律論證，常常即為一種典型的循環論證。實際上，法學共同體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學術集團，自產自銷，也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諸多的法學刊物可能只在法律從業者圈子里流轉，正像《牙科研究》這種雜志只有牙醫才會去看，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而以“解決實際問題”自勉的“務實”導向，整體上來說不是壞事。其之為“有限的知識體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即“限”定在此。這就如水利工程學，當然無需也不可能回答宇宙起源的問題，更不可能處理人生意義。但要修水壩，建水庫，就得靠它。各門特定學術的定位及其價值，正在于此。從而，就整體而言，法學基本上是一種解釋學，一種關于事實與規范互動圖景的描述、評價和闡釋的技藝。從而，它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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