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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董仲舒的“德治”思想（上）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廣川（今河北棗強東）人。西漢時期最大的儒學大師，是繼孔子、孟子、荀子之后和宋代朱熹之前儒家學派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他一生以治《春秋》為主業，認為“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后旁側之微，則不知國之大柄”（《春秋繁露。俞序》，下引此書，只注篇名）。他研讀《春秋》十分用功勤奮，曾三年不入園圃，設席講學，當時“學士皆師尊之”（《漢書。董仲舒傳》，以下引此書，只注篇名《董仲舒傳》），著名史學家司馬遷也曾經跟他學習過。他不僅精研學理，而且經世致用，提出的不少建議，都為漢代統治者所采納。“董仲舒的思想標志著儒學發展的一個新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儒學作為維護一統封建帝國統治的主要意識形態開始登上了歷史舞臺。”［1］在治國方略上，董仲舒力主“德治”。“德治”思想是中國古代儒家在國家治理方法上的重要主張，但在董仲舒以前，它基本上只是一種“思想”， 是董仲舒將其全面完善并使之成為貫穿整個封建社會的基本國策。綜觀董仲舒的著述，他所竭力主張的“德治”主要有“以義正我”、“以仁安人”、施“教化”、守“等級”、行“仁政”等五個方面的內容。
一、“以義正我”
儒家從孔子開始就提倡“為政以德”的“德治”，重視道德教化和統治者個人以身作則的表率作用，相對地比較輕視法律及其強制規范的作用［2］。
在國家治理活動中，董仲舒與先秦儒家一樣最為提倡教化，但他同時認為，統治者不能只是用仁義道德去教育（www.xfhttp.com－雪風網絡xfhttp教育網）別人，起一個傳道即言教的作用。他認為德治的首要內容，是統治者首先要進行自身的修養，以身作則，以自己的表率作用去進行身教。他認為有利于國家安定的良好社會風氣和精神面貌，必須要統治者帶頭起表率作用才能夠完整有效地形成。他引用孔子的話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董仲舒傳》，孔子語見《論語。顏淵》）民眾之德如“草”，君子之德如“風”，廣大民眾在德行上受君子的影響，就象小草一樣隨風俯仰，“夫上下之化，下之從上”（《董仲舒傳》）。他告誡統治者說：“爾好誼（義），則民向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董仲舒傳》）“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仁義，重仁廉而輕財利，躬親職此于上，而萬民聽生善于下矣。”（《為人者天》）他甚至認為君臣、父子之間的榜樣和感化關系也是一樣的，其間君和父起著主要的作用，“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玉杯》）。他還比喻如同泥在制陶器的模子中和金屬在熔爐里，全靠制作冶煉者的鑄造而成器，這意思一如儒家先師孔子所說“子欲善而民善矣”（《論語。顏淵》）。
在這方面可以說董仲舒忠誠地繼承了先秦儒家尤其是孔、孟的思想。孔子曾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論語。子路》）孟子也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離婁上》）可見儒家一直是把統治者的自身修養當作教化人民百姓的先決條件的。
那么統治者用什么來修養自身呢？董仲舒明確指出要用“義”，“義”是用來修養心性、培養品德、陶冶情操的。他說：“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于心，故養莫重于義，義之養生人大于利。”（《身之養重于義》）董仲舒深入、完整地剖析了心、體、義、利之間的區別和相互關系，心、體構成一個完整的“人”，人不能沒有心、也不能沒有體，而“義以養其心”、“利以養其體”，“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可見義、利都是人所必需的，但二者相權衡，因為“心”貴于“體”，所以“養心”之“義”就要貴于“養體”之“利”。因此董仲舒諄諄教導統治者絕對不能去追求一己之小利，而破壞了公利之大義。
董仲舒區別并強調了“仁”和“義”在德治中的不同功能：“仁”是用來安人的，“義”是用來治己的。他說：“《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春秋》所講的國家治理，就是治“人”與治“我”相結合。因此他反復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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