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圖與詹姆斯·穆勒和馬爾薩斯論文
一、 李嘉圖與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的寫作
李嘉圖（David Richard 1772——1823年）首先是一個金融天才。14歲時李嘉圖就從事證券交易業務。26歲時李嘉圖以800鎊為資本開始獨立經營，到42歲退休時，資產達到160萬鎊。這一數字使他成為當時的頭等富豪。但是，同坎蒂隆、凱恩斯這樣的經營奇才一樣，后人對他們的景仰不是因為他們的投機傳奇，而是因為他們對經濟學發展的開創性貢獻。真正使李嘉圖具有傳奇意義的還在于，這位經濟學說史上一流的思想家，“他所受到的正規教育是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所受到的最貧乏的教育，這樣，他作為一個經濟學思想家的成就必須歸之于天才。”①李嘉圖的成功似乎在挑戰經濟學教育的必要性。但是，如果沒有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年），李嘉圖的天才注定會被埋沒。
1799年，李嘉圖在某溫泉勝地養病期間 ，偶爾翻閱了《國富論》，他“非常喜歡它，以致要取得研究的體驗。”②這是李嘉圖對經濟學產生研究興趣的開始。此后，李嘉圖經常閱讀詹姆斯·穆勒主編的主張自由貿易的《愛丁堡評論報》。1808年穆勒出版了闡述自由貿易主張《商業保護論》，李嘉圖大為贊許。此時，穆勒已經是一位有影響的歷史學家和邏輯學家。“李嘉圖對穆勒深為敬佩，特別對穆勒受到他自己所缺少的正規的教育很是羨慕”③，李嘉圖主動與之結識并成為知交。此后，李嘉圖與穆勒經常就當時的熱點問題座談和通信討論，李嘉圖的知識素養和研究能力得到培養和提高。
1815年，在有關《谷物法》存廢的論戰中，李嘉圖發表了《論低價谷物對資本利潤的影響》的小冊子，要求允許谷物自由貿易，進口低價谷物，以降低工資，增加利潤，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論低價谷物對資本利潤的影響》的發表引起了一定的社會反響。穆勒認為李嘉圖已經是當時最優秀的經濟思想家，還應該成為最優秀的經濟學著作家，于是敦促李嘉圖對小冊子加以擴充和修改。李嘉圖一開始并不情愿，因為他對自己的寫作能力缺乏自信，“穆勒先生希望我整個重寫一次”，“我恐怕我不能勝任這一工作。”“我切盼寫出一寫值得出版的東西，但我誠懇地說，這一點恐非我力所能及。”“我發現最大的困難就是在最簡單的`敘述中也不能避免混亂。”④此時穆勒承擔起一個教師的職責，他對李嘉圖鼓勵道：“因為你已經是最優越的政治經濟學思想家，所以我決心讓你成為最優良的寫作家。”⑤“正是由于穆勒的鼓勵和幫助，李嘉圖才消除了對自己從一個經濟小冊子作者發展成為一位整部政治經濟學原理撰寫人的能力的疑慮”⑥，李嘉圖的信心有所增強：“為了滿足我的宿愿，我一定要進行這一嘗試。在一兩年內，經過反復修改后，我也許能寫出可以讓人理解的東西。”⑥面對寫作中的困難，李嘉圖有時不免懈怠，甚至再次流露出“悲觀失望的老調”⑦，這時穆勒象一個嚴厲的教師那樣敦促他，要“全心全意研究政治經濟學”，要“一小時也不遲疑地立即開始寫你所要寫的著作……”⑧穆勒不僅對李嘉圖的寫作給予精神支持，不斷督促和鼓勵，還在寫作方法，結構安排，論點闡述等技術環節給予周詳的指導。穆勒的鼓勵和指導貫穿于李嘉圖寫作的整個過程中。1817年，《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終于寫作完成并出版。正是穆勒的無私奉獻推動了這一政治經濟學歷史上既有重要時代意義的著作的問世，甚至可以說，沒有穆勒，就沒有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約翰·穆勒的評說并不過分：“如果不是我父親懇切的請求與熱情鼓勵，恐怕這本書永遠不會出版，或者永遠不會寫出。”⑨
二、李嘉圖與馬爾薩斯：論敵和朋友
李嘉圖和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年）是兩位在出身、經歷、個性和思想觀點等方面都有著明顯反差的思想家。馬爾薩斯出身于上層土地貴族社會，其父親與當時思想界名流如休謨、盧梭等有著廣泛的交游；而李嘉圖出身于富有但缺乏社會地位的猶太移民家庭，其父親似乎是一個惟利是圖的投機者。馬爾薩斯少年時代就博覽群書，并進入劍橋大學；而李嘉圖從未接受系統的正規教育。馬爾薩斯是一個職業學者；而李嘉圖的身份是證券經紀人。馬爾薩斯過的是平淡無奇的教師生活；而李嘉圖不僅在證券經營中一帆風順，還擔任過議員。馬爾薩斯一輩子過的是學院生涯，卻關心現實；而李嘉圖雖然經商，但成了理論家。馬爾薩斯從來沒有富裕過；李嘉圖個人財產160萬鎊。
馬爾薩斯成名早于李嘉圖。由于《人口原理》的發表，在李嘉圖進行經濟學研究時，馬爾薩斯早已是名滿英倫的經濟學家，李嘉圖對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很是折服。“它所闡述的理論是那么清楚，那么使人滿意，因而引起我的興趣，這是僅次于亞當·斯密的名著。”⑩在當時關于銀行券問題的爭論中，李嘉圖分別于1810年和1811年發表了《黃金的高價是銀行紙幣貶值的驗證》和《答博贊克特先生對金價委員會報告的實際觀感》兩篇論文，引起了馬爾薩斯的注意。為了和李嘉圖在相關問題上取得一致，避免無謂的筆墨官司，馬爾薩斯主動結識了李嘉圖。⑾
由于理論觀點的尖銳對立，李嘉圖和馬爾薩斯在谷物貿易、價值理論、經濟周期理論等方面的爭論在他們結識后全面展開，并持續到李嘉圖離開人世。1815年2月，站在土地所有者立場上的馬爾薩斯發表了《地租的性質與發展及其支配原則的研究》和《對限制國外谷物輸入政策的意見的研究》，為谷物法的實施及政府提高谷物限價進行辯護；作為資產階級利益辯護人的李嘉圖發表了《論谷物低價格對資本利潤的影響》，對馬爾薩斯的觀點進行了猛烈的批駁（前已述及，正是為批駁馬爾薩斯的這篇論文的發表，引出了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的寫作和出版）。1820年馬爾薩斯出版了《政治經濟學原理》后，李嘉圖不惜用220頁的篇幅，摘錄了馬爾薩斯在論證上的瑕疵；而馬爾薩斯則堅決認為這類謬誤在李嘉圖的著作上也根深蒂固地存在著的。在李嘉圖逝世前的一年中，他們一直為重大理論問題爭論不休，寫了許多長信相互討論辯駁。
在李嘉圖與馬爾薩斯的關系中，與終身論敵相伴是另一層關系——終身朋友。在1811年6月馬爾薩斯向李嘉圖“冒昧地引見自己”⑿ 之后，他們不僅十幾年間持續通信交流思想，還經常相互拜訪。李嘉圖不僅通過自己的證券經營幫助過馬爾薩斯賺取投資收益，臨終前還留贈了馬爾薩斯一筆生活費用。同他們作為論敵的持久爭論具有持久的影響一樣，他們持久的友誼也是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話。馬爾薩斯在李嘉圖故去后，深情地說道：“除了自己的家屬外，我從來沒有這樣愛戴過任何人。”⒀
三、學術友誼、學術批評和學術發展
在詹姆斯·穆勒和李嘉圖的故事的前半段，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的學生在無私的老師的鼓勵、督促和指導下成長為一流經濟學家的過程。穆勒與李嘉圖之間的友誼，建立在他們對經濟自由的共同信仰上，建立在他們對真理的共同追求上，在這個故事中，我們看到的是學術友誼對學術進步的促進。但是，在這個故事的進一步發展中，當李嘉圖和穆勒之間的角色關系發生變化后，我們看到的卻是學術崇拜對學術發展的桎梏。
《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的發表，使李嘉圖成為一流經濟學，并成為以他為核心的學術團體的宗師。這時，穆勒與李嘉圖的關系發生了轉變，由以李嘉圖為學生和穆勒為教師的師生關系發展為以李嘉圖為導師和以穆勒等人為信徒的門徒關系。穆勒就自稱他和麥克庫洛赫是李嘉圖的兩個而且是僅有的兩個地地道道的信徒。為了傳播李嘉圖的思想，1821年，穆勒出版了《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一次系統闡述李嘉圖的理論。
對李嘉圖的學術崇拜阻礙了穆勒對科學的探討和對真理的追求。李嘉圖體系存在兩個其自身無法克服
的矛盾：勞動價值論與勞動和資本相交換的矛盾；勞動價值論同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的矛盾。19世紀二十年代，李嘉圖體系遭到了馬爾薩斯和貝利的猛烈攻擊。在李嘉圖去世后，作為李嘉圖學說的堅定信仰者和繼承者，懷著對李嘉圖及其學說的深厚感情，穆勒擔當起為李嘉圖學說辯護的責任。但是，基于信仰而不是科學的辯護注定是缺乏力量的，放棄了科學實際上就是選擇了失敗。在對第一個矛盾的解釋中，穆勒混淆了勞動和勞動力，實際上是取消了李嘉圖一貫堅持的勞動價值論；而在對第二個矛盾的解釋中，穆勒關于新葡萄酒和陳葡萄酒的解釋最終成為學說史上的一個笑話。穆勒的解釋絲毫沒有解決李嘉圖體系的矛盾，反而將李嘉圖學說庸俗化，并最終導致了李嘉圖體系的解體。
由于不同的世界觀，馬爾薩斯和李嘉圖在若干重要問題的認識上存在差異。但是，基于對真理和科學的共同信仰，使他們在討論問題時能夠做到篤實不欺，不為情感所俘虜。按照馬爾薩斯的說法：“我們共同探討感興趣的問題，只為真理，別無他念”⒁。對真理的熱愛，實際上已經超越了個人的狹隘情感。一位同時代的作家瑪利亞·埃奇沃思在日記中說，“他們（李嘉圖和馬爾薩斯）一道尋求真理，當他們找到時，即歡呼若狂，再不計較是誰先發現的”。⒂而正是對科學和真理的執著，使他們能夠在一生的尖銳論爭中保持純潔而深厚的友誼。這是一種只有胸懷坦蕩的思想家才有的友誼。李嘉圖去世前寫給馬爾薩斯的最后一封信中說：“現在，親愛的馬爾薩斯，我完了。像其他爭辯者一樣，在許多辯論之后，我們仍然保持各自的觀點。然而這些辯論絲毫沒有影響我們的友誼，即使你同意我的觀點，我也不會比現在更愛你。”⒃
實際上，基于科學精神的學術批評也正是學術進步的重要力量。在李嘉圖寫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的過程，不斷與馬爾薩斯商榷，在與馬爾薩斯的不斷論爭改進自己的觀點和寫作；也正是通過與馬爾薩斯的論爭，李嘉圖在其最后的著作《絕對價值和相對價值》中，對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區分才取得明確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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