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和人的異化的關系論文

　　論文關鍵詞：現代性人異化超越性

　　論文摘要：現代性與人的異化之間究竟有著怎樣的聯系，現代性究竟有著怎樣的原罪。本文以現代性的搖籃工業化為始，以工業化對人的影響為線索，從一些關乎現代性的根基問題著手，探討現代性與人的異化的關聯。本文首先說明現代性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進程本沒有“定罪”的必要；進而闡述它盡管沒有“原罪”卻又面臨被“原罪”的矛盾境地；進而說明“實用”與“控制”的現代運作方式，使得人的超越性讓位于“技術”，主體性在工具化的彰顯面前相形遜色。文章最后說明，“罪”或“無罪”，終究不是討論的關鍵，避免異化的劇目在現代性帶來的進步中上演，才是唯一的意義。

　　現代性這個不甚新鮮的話題之所以很有必要與人的異化這一話題相結合進行探討，原因有二，首當其沖的原因自是由于現代性本身的性質仍未定論，應該給予它被討論的可能，它是好?是壞?還是一個無須進行價值評判的客觀存在?其次是鑒于對其本身性質進行探索，就需要以現代性對人造成的影響為觀照。這就將人的異化帶人了視線。因為，盡管人的異化這一話題在馬克思視域中的時代背景雖已遠逝，但問題卻仍然存在。而新的時代布景——現代工業社會，與其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可以說本文是在通過現代社會對人的影響來了解現代性，亦可以說是通過現代性來了解現代社會的人，進而了解我們所處的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時代。拙文愚思，不敢稱有所見諦，謹愿為現代社會人文思索之花增肥添土。

　　何為現代性 首先我們需要說明的是，現代性不論是作為一個概念，還是作為一種社會現象，都沒有所謂天然的正、邪之說，但又有著對它進行正、邪界定的必要。這樣的一種矛盾現象的源頭，本文將其在文字上表達為一種現代性的“原罪”。所謂“原罪”并非真的意指現代性有罪，而是對現代性對人的發展的促進的同時，所帶來的對人的發展的桎梏的一種無奈的矛盾境地的形容。在了解這一矛盾境地之前，我們先需大致了解一下什么是現代性。

　　現代性作為一個概念是現代西方社會發展到成熟階段，思想反思時代的現實存在而獲得的一個概括本質的產物，用來指涉一種社會生活或組織規模。是“現代社會或工業文明的縮略語。涉及[1]對世界的一系列態度、關于實現世界向人類干預所造成的轉變開放的想法；[2]復雜的經濟制度，特別是工業生產和市場經濟；[3]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國家和民主。它所帶來的現象主要是集中在制度轉變上，而這也造成了“斷裂”——即是指“現代的社會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獨一無二的，其形式上異于所有類型的傳統秩序”。正是由于此，使得它與任何從前的社會秩序類型相比具有“更大的活力”。

　　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而出現的現代性——即是作為概念的現代性所涉及的社會生活或組織規模——在最初，是作為一種現代經濟秩序出現的，指的是一個建立在機器基礎上的，與科學和技術的進步同步文明的發展。其出現和地理位置為十七世紀的歐洲，并在后來的時間里，不同程度地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影響。

　　不論是作為一種概念還是作為一種現象，現代性都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自然出現的，其本身并不是顆“惡性腫瘤”，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步伐來到現代時所造就的“中性”產品，本無好壞之定性。既然說現代性是“中性”的，這就意味著現代性本無好壞。不僅沒有硬性的定性，若同任何一種前現代體系相比較，我們還會發現隨著現代性給人帶來了不勝枚舉的好處。

　　隨著現代性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張，它為人類創造了數不勝數的享受安全的和實現有成就的生活的機會。就如吉登斯在《現代性的后果沖寫到的，現代性在帶來風險的同時加強了社會中“信任”機制的完善；“脫域”也在其中成為可能，便利了人們信息上的獲取；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們拋離了所有類型的社會秩序的軌道，從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態”。在外延方面，現代性確立了跨越全球的社會聯系方式；在內涵方面，現代性正在改變著我們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帶個人色彩的領域。

　　馬克思和涂爾干在把現代看作是一個問題層出不窮的時代的同時也無比堅定地認為，由現代所開辟出來的使人獲益的可能性超過了它的負面效應。比如馬克思認為階級斗爭是資本主義秩序中的產生根本性分裂的根源，同時他設想了一種更為人道的社會體系的誕生；涂爾干則相信工業主義的進一步擴張將建立一種和諧而完美的生活，并且這種生活將通過勞動分工與道德個人主義的結合而被整合。

　　“實用”——“控制”

　　現代性的“罪”，是包涵在它本身的意蘊之中的，好似一份“原罪”，是其本性使然。其無奈境地有如它在促進人的發展的同時，又將人推向了更窄小的發展空間一樣。這份“原罪”，簡單地說，就在于現代性所倡導的“實用”及由此而必然產生的“控制”，使得人的異化成為它無法脫離的陰影。鑒于有關現代性本身的許多問題仍然“在黑箱中藏而不露”，本部分將從現代性的出生地——工業化為始，從其著手了解現代性的“原罪”。

　　按照美國社會學家D·貝爾的觀點，現代性是工業化的產物。工業化是“與經加工制作后的自然較量”并行的“人的服務，職業和技術服務”的過程。其特性，用比利時著名的經濟學家E·曼德爾的話來說，就是在這一時期中的社會出現了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一種無所不包的工業化狀況——機械化、標準化、過分的專業化、勞動的集約化，這一切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基礎上，美國的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批評理論家詹明斯又進一步解釋和界定說，工業化最主要標’志是：科技優先地位的確立；科技官僚的產生；以及傳統工業科技向更新的信息科技的過渡。

　　在這一背景下，人追求發展的欲望理所當然地膨脹，相應地就要求人的超越性被放到最大，以此來滿足工業化進程中的動力問題。但當人將自身力量發揮至極，不斷實現科技的高度發展，尤其是計算機的日益普及，電腦化的同時，“進步”卻帶著人走上了“超越”的殊途。社會生產投人——產出的過程高度集約化和簡單化；尤其是“機械化、標準化、過分的專業化、勞動的集約化”以及“科技優先”、“科技官僚”這些機制客觀上要求維系這樣一種狀態，就是要在商品生產過程中對物質世界的非生命資源的利用達到最大化。這勢必會大大助長一種傾向的產生——“實用主義”(包括形形色色的功利主義、商業主義、相對主義)。不可置否的是，“實用主義”確是人發揮自身力量的結果，只是這種力量使得利奧塔所謂的“宏大敘述”土崩瓦解。(利奧塔認為，如果說“自然科學”是硬科學，那么人文科學就是“敘述”。其中，在現代社會中存在著諸如“絕對精神”、“全人類解放”等關乎“人文”這樣一類的本質或終極理想，就叫做“宏大敘述”。它們從根本上主宰著人類的行為，而自身卻不受質詢，因而又被稱為“元敘述”)。“宏大敘述”的崩潰使得有關“人文”的合理性變得相對化，有關“硬科學”的合理性卻上升到了絕對化的境地，而“實用”則成為了丈量一切合理性的標準。正如尼可拉斯·盧曼所指出的`，在工業化的社會中，法則的規范性被程序的運作可行性取代，……不論采用什么方法，只要使運作得到改進，這就能充當某重合理性，這是一種事實上的合理性。

　　變成了“實用的主體”(apracticalsu~ect)E]的人，在保證“實用”的“最大化”和“絕對化”的過程中，人的力量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手段”和“目的”這兩個范疇成為唯一關注的焦點，“自由”這一目的被“產品”所取代，“超越”也就自然讓位給盲目的“進步”。實用主義哲學家羅蒂就是所謂“實用的主體”的代言人之一。他直言不諱地宣稱，應該放棄柏拉圖傳統哲學對于終極真實的追求，把“真理”看作是一個表示滿意的形容詞的名詞化，而不是看作一個表示與超越的東西、不只是人類的東西的接觸。將“真理”等同于“滿意”這一現代社會下典型的真理觀和知識觀，是“實用的主體”們在現代社會工業化條件下價值觀轉向的生動說明。“財富一效益一真實”這一等值關系得到確立，“自由”成為讓人不解的目的，“物質”、“效率”、“索取”成為構成生活的基本元素。這在客觀上要求處在這座工業化營建的現代性堡壘中的人要比其他任何時代的人具有更強的“實用意識”，相比“超越”，人們需要用更強硬的手腕來達成“實用”的最大化，這一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人們對“控制”的渴望。 崇尚“成功”，成功即能解釋一切的價值觀的確立，加上為了維系“實用”最大化而產生的“生產的規范化社會組織”(它預先將機器、原材料以及相應的人的行為的投入和產出進行預設)，對人在“控制”上的強勢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而在人妄圖“控制”所有一切來實現“實用”的最大化的同時，人自身也被“實用”所“控制”。這就是為什么馬克斯·韋伯把現代性下的社會看成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悲觀世界的原因，他悲觀地說到，在現代社會中人們要在其中取得任何的物質的進步，都必須以摧殘個體創造性和自主性的官僚制的擴張為代價。除他之外，馬克思和涂爾干也都看到了標榜“實用”的現代工廠工作對人的不良后果，它迫使許多人受制于寡然無味的紀律和重復的勞動。“超越”、“自由”陷入不堪的境地，人變成在“實用”這一既定軌道上運動著的原子，至此，依據迪爾凱姆的“均衡定義”，現代性下的社會被診斷為一個“病態”的社會，其原因就在于“組成社會的各部分在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過程中失去均衡”引。過分強調“實用”成為這一病態社會的重要病癥，而被“實用”操控卻全然不知的人就是不斷加重這一病患的病毒。

　　人就如此卷入了“控制”——“索取”——“再控制”的循環漩渦，并被這一循環所控制，生活從此脫離了“自然”(此處的“自然”是指一種不被控制的生活狀態)。于是本應為人類所欽慕的現代性所具有的矛盾性就不可避免地將發展和桎梏發展同時帶人人類社會。那么，這一“原罪”與人的異化之間又有著什么樣的關系呢?答案就在于“實用”——“控制”這一現代性的要求，將人必然帶入的“技術”的生存方式，以及相應的主體的盲目擴大的境地，使超越性在被實現的同時，反倒成為制約人進一步“超越”的力量。

　　“技術”——“主體”

　　根據馬克思對人的異化的描述：勞動產生于人，本該為人的發展服務卻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成為了一種他人定向性，進而侵占了人的自我定向性，這種侵占的后果，就是使人降格為工人，使人之為人的超越性退化為重復性或復制性。從這個角度來說，現代性的也使人面臨著相同的異化境地。原因就在于隨著“實用”這一思維方式所要求的“控制”王國的強盛，人的“控制”越是不斷地膨脹，“被控制”的枷鎖就將人鉗制的越緊、這種產生于自己的超越搖身一變成為了一種他人定向性；人被自己的力量帶人了“技術”的世界，自我離人越來越遠，異化的主題換了舞臺重新上演。

　　需要說明的是，此處的“技術”并不是作為區別于科學——人類“不斷探求和系統總結關于客觀世界的知識”并“形成一定的知識體系”且該體系“還可以物化為社會生產力”的活動而存在的“為滿足社會需要而利用自然規律在實踐活動中創造的勞動手段、工藝方法和技能體系的總和”。而是作為人的一種生存方式，更確切地說，是作為現代人在“控制”和“被控制”的拉扯中所形成的生存方式而被理解的。人類社會的發展，本應使人的超越性得到更大空間的展示，但現代性天然蘊含著的“實用”與“控制”的思維與行為方式，使人的超越性變異為肆虐的“索取”，產生了技術——這種以主體取代自我的生存方式，超越和自由就此成為黃粱一夢。

　　具體地說，技術作為現代人的生存方式，是一種人自己揭示自己的方法，可以一個詞來解釋它的含義——“索取”或是“索出”。依海德格爾之見，除“技術”之外，人還有三種揭示自己的方式：手藝、藝術和語言。其中手藝被認為是一種自然的揭示，比如人們用駱駝托運物品；用柳條編制筐子；順其自然地在揭示他物的時候顯示自身的存在。藝術和語言也被認為是連通大地和世界之問的橋梁。而“技術”的殘酷，相對于其他方式而言，是顯而易見的。海德格爾把它看成一種逼索型的揭蔽方式，也就是人根據自己的需要，全然不顧自然本真的“是”(存在的基本問題，即是“真理”的問題)而進行的“安排”。這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讓自己像掌控財產那般主宰自然，隨時將其取用，它的欲望源頭就是現代性的“控制”。但是這樣的生存方式是否能帶給人更大的發展空間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技術這一對自己最為殘忍的，最不利于人認識自己的方式，會把人帶入盲目的主體世界中，使人成為除了追求“實用”和“控制”就不知何為他物的生存機器，“超越”對“索取”的讓步，就意味著主體對自我的取代，異化就此產生。

　　什么是自我呢?自我就是與“他人”或“他物”進行觀照的產物。簡單地說，自我必須是一個關系鏈下的產物，必須是一個開放的場域中的概念，提倡的是與周身環境展開的富有成效的交融式對話中教會人的“主體自立性”的生存方式，使超越將人帶離“給定性”。它所描繪的是這樣的一種生活狀態：我們在大地之中生活，無數種可能性在自我與世界之間展開。在對存在“去蔽”的同時，人也自然而然地得到揭示，這時的超越性也是人自然而然表露的揭示人存在的力量(其實用“力量”也不太準確，應該說是～種類似于“力量”的東西，與物理學中的“場”很接近)而不是人所特有的某種權威。人在與環境展開的富有成效的交融式對話中，自由地存在。

　　就如筆者所說的，現代性本無好壞，卻有“原罪”，它將“實用”和“控制”固化為人的思維方式，使“技術”成為人的生存方式；意欲建立“主體”反喪失“自我”；意欲彰顯“超越性”卻只顯現出“索取”。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常常計算發展的效率，盡其所能實現發展速度的最大化，但對人是否真正正在得到發展這一問題的忽略或麻痹卻成為最大的發展成本的損耗。事實上，現代性和人的發展相關的內容還有許多，筆者僅以現代性的搖籃——工業化和現代性的本質為線索，旨在盡量接近現代性本真的過程中，析清其與人的異化的關聯；最終目的，無外乎試圖對現代人的發展聊表拙見；以期我們的族群不會在現代化的征程中走人作繭自縛的悲涼。

【現代性和人的異化的關系論文】相關文章：

現代性和人的異化的關系的探討論文11-25

翻譯的歸化和異化論文11-25

翻譯的歸化和異化的討論論文11-26

對人性異化的考慮論文12-03

科技異化的反思論文07-23

淺談關于歸化和異化的認識論文12-22

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生成境遇10-25

企業員工關系的差異化管理02-10

人與河流的基本關系論文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