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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一縣兩制模式構思及其可行性論文
摘要: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一縣一制”籌資模式基礎上，提出了“一縣兩制”的籌資模式。這種創新的籌資模式從理論與實際兩方面論證其可行性。這種籌資模式的推行有助于解決目前農村合作醫療中籌資水平低、不能滿足不同經濟能力的農民需求的問題，有利于提高農村合作醫療的籌資水平和農民的受益水平。
關鍵詞：“一縣兩制”；補償比例；籌資水平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已經實行數年，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狀況，但從長遠來看，也存在著些許問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籌資水平低，保障水平低始終是最難解決的問題，僅靠國家（包括中央財政、省、市級財政）補貼來提高籌資水平，進而達到提高保障水平的方法，終究是有限的，整體大幅度提高農民的繳納數額又不太現實，那么能否讓有能力的農民自愿提高繳納數額呢？本文提出的“一縣兩制”模式正是對此問題的探討。
一、關于“一縣一制”籌資模式
關于“一縣一制”模式下籌資與補償存在的問題。傳統的單一的合作醫療籌資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合作醫療的發展，經過認真調查，研究對策，針對不同層次、不同結構的人群，制定不同的多層次的籌資和報銷政策。對不同收入狀況的人群實行不同的籌資標準，如對收入較高的人群征繳自付保險金多，而一般無穩定收入的人口則繳費較少，對一些較為貧困的個人給予全額撥付；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籌資機制應實現資金籌集的多元化，即農民個人、集體、各級政府都必須承擔相應的出資責任，同時也要積極爭取社會資金的援助。此兩種雖然都是多元渠道相關研究，不同之處在于前者是農民個體內的多元化，而后者是國家、集體、農民三個籌資主體以外的社會力量籌資，后者的籌資沒有保證，只能作為補充，所以筆者認為，前者的多元化籌資渠道對合作醫療提供資金相對更有保障。綜上所述，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中，籌資和補償問題是影響其發展的兩個重要因素，如何合理設計籌資與補償的方案，使其可持續發展已迫在眉睫。
由于國家投入的資金有限，不可能一下子建立起全面的、較高水平的農村醫療保障體系，所以只能把有限的資金用于最急需的地方，即農民的重大疾病上，為農民建立最基本的“重大疾病保障制度”。因此要堅持建立重大疾病保障的原則，逐步建立起更全面的醫療保障體系。
綜述以上學者的研究，同一縣域多層次的農民經濟水平存在差異，對新農合的籌資水平就存在差異，“一縣一制”已經不能滿足當前農民的需求。目前，少有學者對現在條件下農民需求設計更好的籌資模式，本文提出“一縣兩制”來滿足這一需求，以提高籌資水平，提高農民受益水平。
二、“一縣兩制”籌資模式的提出
對于農村合作醫療在一個縣（市）區域內實行兩種或多種籌資與補償標準，我們稱之為“一縣兩制”籌資模式。這種模式是基于同一縣（市）區域內農民收入水平相差很大與現有險種單一、繳費標準單一等矛盾存在提出的。
“一縣兩制”籌資模式，簡單的說，就是農民可以自由選擇不同繳費標準，多交多受益，少交少受益。“一縣兩制”中的“兩”是與“一”相對，是多的意思。“一縣兩制”籌資模式是在國家對每個參合農民補貼不變的情況下，有經濟能力的農民通過多繳費來獲得多補償的一種制度。對其基本要義可以歸納如下：
（1）國家對每個參合農民的補貼不變；（2）有經濟能力的農民在原有交費的基礎上，再交納人均新農合資金量（即國家補貼金額與個人交納額總和）。
對于“一縣兩制”籌資模式中具體的個人繳費方式，我們假設人均交費為R，國家補貼為G，則人均新農合資金量為R+G。也就是說，如果該縣實行“一縣兩制”（暫且規定只允許多交一倍于原有人均新農合資金量），則多交費的農民需要交納R+（R+G）（這里我們可以把原有制度下交納的金額稱為“一份”，把多交一倍于原來人均資金量的稱為“兩份”，以下同）。
“一縣兩制”籌資模式針對不同層次、不同結構的人群，制定多層次的籌資和報銷政策，可以滿足同一區域內不同收入水平的群眾的需要。同時，“一縣兩制”籌資模式對不同收入狀況的人群實行不同的籌資標準，如對收入較高的人群征繳自付保險金多，而一般無穩定收入的人口則繳費較少，對一些較為貧困的個人給予全額撥付。因此，“一縣兩制”籌資模式的作用，概括來說就是，滿足不同層次的需求，提高整體籌資水平，提高農民受益水平。
三、“一縣兩制”可行性理論論證
對于農民而言，“新制度”是否可行，很大程度上在于該制度能否帶來相對于“原制度”更大的益處，在多大程度上帶來益處，或帶來益處的同時要承擔多少損失的風險。參加哪種制度，對農民的區別在于個人出資與得到補償的差額的多少，或者更確切地說，這個差額為多少才使得參加“新制度”的農民受益更大，我們稱這個使得參加“新制度”的農民比參加“原制度”的農民受益更大的“差額的多少”為農民的得失平衡點。下面我們將分析農民的得失平衡點。
參加“原制度”的一位農民發生補償金額C時，需有①農民的基金墊付；參加“新制度”的一位農民發生補償C′時，需（也即），參加“新制度”的農民的基金墊付，不難看出，n≤m所以在相等的醫藥費用情況下，參加“新制度”的農民需要墊付的人數永遠小于等于參加“原制度”；參加兩種制度在相等情況下所得補償總額為（C′－C），只有當C′－C=2（1+P）R-PR時，即C=時，農民參加“新制度”得到的補償與交納資金正好相等，所以這就是農民選擇“新制度”的得失平衡點。
例如，假定R=10，P=3，如果補償總額為2000元，在“原制度”下，則需要有2000/（10+30）=50位參合農民的基金墊付；如果在相同的醫藥費用下，參加“新制度”的農民的補償總額為C總′=C總=3000元，n=m/2時，則3000/2（10+30）=37.5位農民的資金墊付；
假如，n=m/2，P=3，R=10，由上面公式C=，C=100，可得出在“原制度”下能獲得100元補償費用時，參加“新制度”與參加“原制度”是等同的，也就是說，n=m/2時，“原制度”下能得到100元的補償，“新制度”下農民可得到150元補償，而兩者的差值正好是參加兩種不同制度所交費用的差值。所以說C=，是農民選擇“新制度”的臨界點。“原制度”下多于150元的補償，參加“新制度”就是比“原制度”更受益的選擇。
四、一縣兩制”可行性實證研究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實施與經濟條件是分不開的，籌資水平的確定與當地的經濟水平密切相關，個人交納資金數額與農民的承受能力要適當。通過到石家莊A市農村調研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可以認為，目前農民已經具備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經濟條件，也基本具備參加“新制度”的經濟條件。2007年石家莊A市農民人均籌資水平是30元，個人交納10元，國家補貼每位參合農民20元。訪談過程中，農民對此標準，普遍認為是比較低的，已經不能滿足農民的需求，有的甚至認為補償的這點錢根本幫不上什么忙，愿意通過多交錢的方式來獲得多補償，只要按正常操作過程，違規現象少些，農民還是愿意接受“新制度”的。
資金來源和籌集方式都是制約中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瓶頸”。不管是舊的農村合作醫療還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歷來實行“一縣一制”。因此，“一縣兩制”作為新生事物，必然會受到各種障礙，這種障礙既包括對制度本身的質疑，也包括在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困難。但我們前面的論證表明，“一縣兩制”的籌資和補償模式，對所有的參合農民來說均具有良好的公平性，對國家和個人來說，相對“一縣一制”而言都有更多益處，具有較好的可行性。“一縣兩制”的推行，有利于提高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籌資水平和醫療補償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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