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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高考作文的結構和語言
文如甘澧似新娘。甘澧固然醇香，但還需要靚瓶的包裝；新娘固然嬌美，但還需要靚麗的嫁衣打扮。高考作文，在我們確定了緊扣作文試題的立意，選擇了符合題意的素材以后，一定要苦心構思、錘煉語言。
構思就是思謀文章的組織方式和內部構造。高考作文基礎等級要求“結構完整”，就是要求文章用清新的思路，組織安排文章素材，開頭起筆自然，段落劃分合理，過程傳承相應，結尾相合圓潤，使思想表達有序，布局合理有方，層次分明清晰，條理一脈相承。但文無定法，經典美文的結構可謂是異彩紛呈，各有各的章法和特點。但仔細琢磨，所有的美文，在結構方面有兩點還是具有普遍性的。
第一，結構要服從主題需要，圍繞主題組織材料
魯迅的《一件小事》所要反映的是進步知識分子“我”在勞動人民“車夫”的崇高品質的感染下進行嚴肅的自我解剖的主題思想，作者采用了對照式結構來組織材料。正反對照是通過相互對立的兩種事物或同一事物中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進行對照或比較，突出其中某一事物或某一方面的特點，來鮮明地反映某種思想，屬于比較法中的異中求異的方法。運用這種結構組織材料，即使不加多少分析，也能使讀者識別事物或其某一方面的正誤、好壞、大小、高低等，鮮明地反映出作者的思想傾向或觀點，能有效地突出文章的中心思想。如韓愈的《師說》一文，在第一段提出了“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的中心論點以后，便分別從反面和正面對比闡明中心論點，突出今之“士大夫之族”與古之圣人在從師學習上的不同態度和表現，其中第三自然段從反面論證時，又并列安排了三組對比：一是古之圣人與今之眾人的縱比，二是對其子與對自身的自比，三是百工之人與士大夫之間的橫比。文章的大段落和小層次之間都采取了正反對照式的結構形式，有力地證明了從師學習的意義和作用。而節選自《戰國策齊策》的《鄒忌諷齊王納諫》一文，則將鄒忌本人受妻、妾、客所蒙蔽的情況與齊威王所處的人際環境作相似性比照，在“異”中求“同”，自然中肯地證明了“王之弊甚矣”的看法，從而達到了諷諫之目的。
對照式結構除了正反對照或相似比照的方法以外，還有“抑揚法”和“襯托法”。“抑揚法”就是先從反面貶低或否定某一事物，然后再從正面贊美或肯定該事物，以達到彰顯文章主旨的結構方法。如許廣平在《魯迅先生》一文中先描寫初次見到魯迅先生的印象，“一個黑影子”就像是一個“怪物”，或者是“出喪時那乞丐的頭兒”，但“丑化”性的描寫并不是許廣平的本意，而是有意將魯迅先生的相貌、衣著和行為等特點的“抑”與他講課的魅力、受學生的愛戴和挽留的“揚”形成鮮明的對比，以形成前后巨大的反差，在反差中來“揚”其優點，增強讀者對描寫對象的深刻印象。襯托法就是利用事物之間的相近或相對的事物為陪襯，來突出某一事物的一種方法，其中有正襯與反襯之別。正襯法是利用程度不同的相似事物進行比較，在相同之中尋求差異，或者從側面對描寫對象進行烘云托月式的襯托和渲染而不作比較。反襯實際上與兩物對比法相似，都是通過相互對立甚至相反的事物的比較，突出對某一事物的看法。以黑襯白、以好襯壞，是反襯，反襯才能形成鮮明的對比；而以綠襯紅，以高襯高，以低襯低，都是映襯，映襯只能烘托，不能形成對比。
第二，要正確反映客觀事物的實際情況和內在聯系，符合人們的認識規律
文章是客觀事物的反映，結構的作用就是通過合理組織材料，把客觀事物的實際情況和內在聯系表現出來，這種表現必須符合人們的認識規律，這樣的結構才能合乎情理，連貫完整，和諧統一。按照認識規律和習慣，文章結構可以是層進式的。這種結構形式就是呈現出層與層之間或段落之間遞相銜接，層層推進，逐層深入的關系。
其具體范式或者是“是Ａ——為什么是Ａ——怎么做到Ａ”的形式，如楊述的《恰到好處》一文先提出了“我們不管做什么事都需要‘恰到好處’”的中心觀點，接著運用多種方法針對性地論證為什么要“恰到好處”，最后又在比較“恰到好處”與“折中主義”、“中庸之道”的區別中闡述了做到恰到好處的途徑和方法；或者是“要Ａ——如何做到Ａ——Ａ有何意義”的形式，像胡繩的《想和做》，先論述“想和做是分不開的，一定要聯系起來”，然后論述“想和做怎樣才能夠聯結起來”，最后又論述學生在學校里應當學會把想和做聯結起來，使文章結構形成了層層推進的形態；或者是“Ａ——Ｂ高于Ａ——Ｃ又高于Ｂ”的逐層升高形態，吳伯簫的著名散文《獵戶》寫了三個獵戶——尚二叔、“百中”老人和董昆，雖然文章的中心人物是董昆，但作者在安排結構時，先寫采訪路上的回憶，回憶了家鄉的尚二叔，以其處境的凄慘反襯下文的中心人物；再側面描寫“百中”老人，以其生活的幸福映襯將要出場的訪問對象。三個人物之間，通過巧妙的交代和過渡，前后勾連，層層鋪墊，雖屢見波瀾，卻如風行水上，銜接順暢，不留斧痕，使文章境界逐層拓展，三位獵戶的事跡構成了三級式有機整體，缺一不可；或者是“觀點Ａ——依據ａｂｃ”的形式，其中的ａｂｃ是證明觀點的幾個依據或者分論點，其間的關系是層層遞進或深入，其遞進形式可以是由表象到本質，也可以是由次要依據到主要依據，也可以是由結果到原因，再由這個原因剖析更深層的原因或原因的原因。許多經典的議論文都采用這種結構范式，如陶鑄的《崇高的理想》，呂叔湘的《錯字小議》都采用了這種結構范式。
陶宗儀《輟耕錄》中引喬孟符的話說：“作樂府亦有法，曰鳳頭、豬肚、豹尾六字是也。”意思是說，文章的開頭要精致美麗，主體應該充實浩瀚，結尾要響亮有力。不論是文藝作品，還是一般文章，其結構特征都是中間大，兩頭小。這是文章結構的基本要求和特征。
至于文章的語言，則要做到“通順”、“有文采”。通順就是言從字順，即“言”能從“意”，“字句”通順。前者強調準確，后者強調沒有語病。在準確無語病的前提下，若能恰當地運用一些修辭手法，注意煉字，使關鍵的字眼具有傳神的效果，就算是有文采了。綜合起來說，純議論文追求準確、嚴密和無懈可擊；議論散文除準確嚴密以外，還要追求語言的形象性和文學性，力求富有哲理；雜文則要盡可能做到幽默犀利，一針見血，或反話正說，或正話反說，諷喻辛辣，入木三分。不論采用何種風格的語言，重在追求議論的深刻性、說理的透徹性和語言的精辟性，而不是為文采而文采。若寫記敘文，包括敘事散文、詠物散文、寫景散文、故事、寓言、童話、小小說等以記敘為主的文體，或樸實無華，或絢麗多彩，因人而異，因文有別。
語言反映性格，性格隨語言流露。不論何種風格，自然清新，不雕飾、不做作的語言方為佳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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