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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飄忽的微咸氣息散文
曹家灣的梅雨季節飄忽著一縷鹽的氣息。
最初我只覺得與村民院中的臘肉和腌魚有關,他們習慣在舊歷年底腌制畜禽肉,抹上厚厚的鹽粒,以便留到來年最繁忙的雙搶季節。但后來我發覺越往村后走,這種微咸的氣味就越發明顯。村后除了散落的民宅外,還有一座高聳馬頭墻、氣勢恢宏的曹氏祠堂。然而它那油漆斑駁的大門,在我的印象中卻從未敞開過,因而顯得神秘、古奧和隔膜。事實上,每次我去抗旱家,都得從祠堂旁經過。抗旱是我的同學,但比我矮一個年級。他父親是個捉黃鼠狼的好手,每次去他家,我都注意到他家院子里懸吊著一長溜腌黃鼠狼肉,而籬笆外則是他家自留地,暗器往往就藏在草叢間。
抗旱告訴我,祠堂里面堆滿了鹽,已不像祠堂了。我問堆鹽干什么?他說準備打仗,那可是戰備鹽庫吶。抗旱說這話時神情怪怪的,說不上來是興奮還是悲哀。我問祠堂的鑰匙在誰手中?抗旱父親說,在楊保管那兒。抗旱父親身坯高大,面膛烏黑,因為得了肺結核,雙搶時只能在曬場跟婦女晾稻子。在鄉村,患慢性肺結核的很多,絕大多數得不到有效治療,因為鏈霉素奇缺。那時候,父親成了村民們搞到這種藥的唯一希望。尤其孩子得了這種病,他們必來找父親。而父親則托遠在省城的朋友購買這種藥。
從那以后,我就覺得這祠堂怪怪的。再仔細看那高崖斷巖般的巨大的青灰墻面,竟不規則地滲出薄薄的鹽霜;連墻上剛寫的標語“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也生出了青苔。我實在想象不出,這大而深的屋子裝進去了多少鹽。
祠堂在曹家灣幾乎被村民們遺忘。他們打這經過時,只是麻木地掃它一眼。門上大鎖銹死了似的一動不動,仿佛里面空空如也,什么也沒有。只有在高高的瓦檐下做窠的八哥飛上飛下,它們似乎是祠堂唯一的守護人。不過,祠堂后土崗上那一片小樹林,有一群老鴰不分晝夜地聒噪,與八哥們此呼彼應。我記得樹林里還藏有一個防空洞——草草地挖了一半,那黑漆漆的洞口讓人想到炸彈,與戰備鹽庫構成了一種互證。
在七十年代的曹家灣,乃至整個皖南山區,你并不能直接感到所謂刀光劍影的路線斗爭和階級斗爭,你無法指認在田里干活的莊稼漢,哪個是地主哪個是貧農,哪個是走資派哪個又是企圖變天者。但現在想來,你每天聽到生產隊長吹響的哨子其實就是政治,社員們在一起議定工分的嘈雜聲就是政治,甚至混雜著雞鳴狗叫和有線小喇叭聲的空氣也燃燒著政治,石鼓上的細密水珠也滲出政治的氣味。充斥政治顆粒的鄉村是畸形的、僵硬的。然而最根本的政治卻被忽略了:它是當下政治所帶來全部后果或總和。在鄉村,在曹家灣,它指向貧窮和疾病,同時也指向被它所考驗的亙古的純樸和良善,——它們比政治更政治地深入到村莊的內部,深入到被煙灰熏黑的徽派建筑的內部,一直呈映在村民的眼瞳深處。它們讓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并且一直在我的記憶中殘留著,如同腌貨上的鹽粒。
那么,是否可以說,進入祠堂的鹽堆也是政治?在村民的眼神里,不難讀出他們對祠堂、祖先的漠然和失憶,因為祠堂在他們的生活中已失去意義,在“運動”高峰期還成了“封資修”的產物,那個曾讓老一輩榮耀的宗冊也不知流落何方。
我一直想進祠堂看個究竟,但楊保管不會打開它。抗旱告訴我,政府每年還給楊保管發工資,但工資是多少無人知道,楊保管本人也不說。這一直是個秘密。楊保管就住在抗旱家附近,我記得他雙眼渾濁且布滿血絲,一口齙牙積滿黃垢,說起話來唾沫星直飛。楊保管在村里的地位與眾不同,他不是生產隊長,卻比隊長更重要也更神氣。他的褲腰上顯豁地掛著一串鑰匙:除了開隊里糧倉和會議室,更有一把是開戰備鹽庫的。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勤謹的、細心的,從未見他出過差錯。
但楊保管患有慢性肺結核,父親要我離他遠點,尤其不要跟他面對面說話。其實,他也很少跟我這樣的小字輩說話。然而,要命的是,他把肺結核傳染給了兒子漢青。抗旱跟漢青同班,臉皮黃黃的。楊保管為此事找父親搞鏈霉素,他說他自己死了就算了,兒子的病可馬虎不得。父親答應了,并數次為他搞到這種藥。也許是無以表達感激,楊保管破例提出請父親進祠堂參觀。
記得那次山門大開時,我也尾隨了進去。那個從外面看極為灰濛的祠堂完全變了個樣!我長這么大,還從未見過這么富麗堂皇的屋宇,這么美輪美奐的雕梁畫棟!我的確驚呆了。與此同時,我也從未見過如同冰崖一般的巨大鹽堆。我類似一只小蜥蜴,被巨大的鹽堆托舉到精美絕倫的高處,那雄梁上的金龍銀鳳幾乎觸手可及!也許正因為此,當時的我竟忽略了腳下這些灰白色的、堅硬如冰的巨鹽,忽略了正是它讓村莊上空莫明地飄忽著一種微咸氣息。
站在鹽堆上的楊保管也同樣興奮,雙眼放光。他為戰備鹽庫能選中曹氏祠堂而自豪。
“一旦打仗,這邊是不愁鹽的。”楊保管的話透露出巨鹽的誘惑力。
那串鑰匙在楊保管手中不時地發出響聲。而靜靜的鹽堆是不會發出任何聲音的。它堅硬、緊密的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知道,被忽略之物往往會在時間中更持久地顯現出來。這是巨鹽的力量。鹽,固然是生命必需之元素,然而它一旦聚成冰山樣的巨型物體并持續彌散在空氣中,那又將如何?
當時的我不可能想太多。但在曹家灣所待的最后一個雨季,我驚異地發現,祠堂的整個高墻已不在一個平面上,下半部微微向外鼓凸。我將這個情況告訴抗旱,他皺著眉頭說,鹽山對墻體不斷擠壓,祠堂情況不妙。
事實上,我對祠堂的整體印象一直模模糊糊,原因在于我無法看到祠堂的下半部,那被遮蔽掉的精美的磚雕、礎柱和抱鼓石。我甚至認定,祠堂不一定是它在世間腌制的最大物體,但它腌掉的線條必定是最美最迷幻的。盡管這種遺憾幾十年后才產生,但巨鹽的力量一直被我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它用一種合乎人們欲望的方式對欲望進行腌制,同時使人們對“腌貨”喪失感覺,最終“祠堂”被“鹽庫”悄無聲息地偷換了,這種技術令我印象深刻。
不久我離開了那兒,數年后輾轉來到古城安慶。有一次我去英王府探訪,獲悉當年曾國藩率兇悍湘軍沖進來時,也曾被滿堂華美斑斕的壁畫驚呆過,但湘軍仍奉命將它們全部鏟除或加以涂蓋。我想那時的湘軍沒有那么多鹽,但他們有足夠的鐵鏟、打火石和仇恨。
最初那幾年,曹家灣還有村民到安慶來,父親偶或也去那邊。其時鄉村已開始推行“承包到戶”,祠堂里的鹽山也已移走。但反饋的信息表明,祠堂傾斜得更厲害了,巨鹽擠壓和腌制的后果非常嚴重——有人預計它將在不久倒塌。但是拆除它,村民們于心不忍,也遭到北京或海外的曹氏后裔的干預。不久縣里派來專家組,為祠堂繪制結構草圖,然后將它的部件拆下運到縣城,按原樣重建。而從那以后,曹家灣便“空”了。三十年后我去那兒,整個村莊乃至陵陽鎮已面目全非,徽派建筑幾乎全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式房子——一種毫無個性的、不倫不類的現代建筑。這跟我居住的安慶城一樣,三十年來古建筑也拆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干巴巴的幾個所謂“景點”。那些作為背景和氛圍的民居、街巷已不復存在。
安慶西門外有條河被長輩們稱作鹽河,從前這里曾經舳艫云集,鹽包成堆。表面上看它的確衰落了,漸漸被人遺忘了,但我感覺所有年代的鹽包都在這里中轉,然后運住四面八方,直到曹家灣。那種認為它衰落的觀點,其實是一種詭計。
我聞到空氣中有一種若有若無的微咸氣息。那堆巨鹽被我隱約看到了。事實上,這種微咸氣息有一部分來自我的悲哀。當它從我的內部滲透出來時,又多么像皖南農民在烈日下勞作的衣衫上再度結晶的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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