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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藝術的經驗與啟示
2013年4月12日至15日在上海大學舉行了首屆國際公共藝術獎頒獎儀式和公共藝術論壇，六位資深專家組成核心評委團，主席由前英國利物浦雙年展總裁路易斯·比格斯（Lewis Biggs）擔任，他始終致力于推動公共藝術的發展，關注如何使美術從博物館和造型藝術中解放出來，走進城市生活和公共空間，對公共藝術在今天的發展有著獨到的見解。
藝術的傳遞
《新民周刊》：身為利物浦雙年展策展人，你怎么會對公共藝術感興趣的？
路易斯：我的職業生涯，最早是藝術史學者，之后在泰特利物浦做了10年的策展人和館長，組織展覽。我發現藝術在美術館的展示總是受到限制，因為在美術館人們總是根據藝術史來組織展覽，但是社會公眾并不了解藝術史，對藝術史也沒興趣，他們感興趣的是藝術品本身。
我在那里認識了許多藝術家，他們也喜歡在美術館做展覽，因為這樣的展覽有助于提高他們的聲譽，有利于作品的銷售。其實，美術館的空間不利于他們的自由創造，而美術史評價也使他們有一種壓力，不利于展示他們的才華。我最感興趣的還是藝術家對社會環境或社會生活的直接反應，而不是制造“美術館泡沫”。
藝術家也有類似的感覺，要跳出美術館這個框框。因此我有了介入公共藝術的興趣。
《新民周刊》：你是從什么時候開始介入公共藝術項目？有哪些成功的案例？
路易斯：那還是我在利物浦泰特做館長時，因為有約翰·莫爾基金會的贊助，1998年我在海邊做了第一個公共藝術項目“藝術的傳遞”（Artranspennine98），有穿越的意思。這是個非常大的展覽，一半作品在博物館和畫廊里，另外一半在戶外，從英國的東海岸到西海岸，經過30個地方長達150英里。現在回頭看，這個嘗試是失敗的：也許這30個地方太過分散，沒有帶來很大的人流量；也可能公共藝術做得太超前了。
展覽本身雖然失敗了，但其意義非常深遠，很多參與的藝術家覺得這樣做很有趣，他們自己仍在繼續這個項目，每5年做一次，一直延續至今。結果還影響到當地決策者，讓他們意識到可以借助公共藝術把這些地方聯系在一起開發旅游業。2002年起展覽被命名為“北方之路”，把一些旅游點連起來。
這是很好的例子，說明藝術家可以發揮引領作用，影響政府的決策，讓政府官員不再消極地接受現實，而是如何想方設法把生活變得更好。我的職責就是讓他們和藝術家交流，讓他們從藝術家的想法中“偷取”一些對他們有益的想法。通常藝術家在藝術史上只是一個棋子，但我更感興趣的是讓他們對社會發展起作用。
《新民周刊》：在英國，還有什么公共藝術的成功案例？
路易斯：在一個利物浦的邊遠小鎮，有人找我商量：能不能用藝術品吸引更多的游客？當時小鎮的居民對此抱著相反的態度，支持與反對的各占一半。這也是當代藝術的作用，引起大家來關注與討論。有人決定先臨時在海灘上設置100多個半人像。結果這些人像吸引了許多游客，社區居民最后決定長期保留這些人像。
由此可以看到決定公共藝術成功的因素：一、對經濟、對社區發展有利；二、可以提高知名度，變得全球聞名；三、“社會資本”的增益，這是一個很難評估的概念，它涉及到社區內的相互交流：展覽前引起居民討論，展覽時吸引大家去現場，成為社區的連接點。
中國的戲劇性變化
《新民周刊》：英國在公共藝術方面成就卓著，雖然是老牌的工業社會，但在后工業化轉型中保留了文化魅力。中國現在也開始類似的經歷，英國的這些經驗對中國有什么啟示嗎？
路易斯：按我個人的經驗，不能讓工業化時代的遺產完全消失。文化創造在英國已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成功產業。文化建設是不可能立竿見影的。從英國的例子來看，特別是利物浦，曾經是一個工業重鎮，200年前已經富豪云集，100年前成為文化名城。2008年成為歐洲的文化都市。不過，利物浦的文化產業的發展是許多年前私人和公共資金投入的結果。中國現在巨資投入文化產業是件好事，但文化投資的回報不可能像工業投資那么快那么高，其成果可能要二三十年后才能顯現。
《新民周刊》：這次的評獎與論壇都是國際性的，參加這次活動給你什么不同的體驗？
路易斯：這次接觸的是全球的案例，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我很了解英國和歐洲的公共藝術，但這次可以了解各種不同文化語境下的公共藝術。比如在中國，什么是公共藝術？對公共藝術的定義與西方一樣嗎？我發現，在討論不同的案例時人們往往不在一個語義層面上，也發現不同文化會帶來不同的語境。就像我當年做利物浦雙年展策展人時邀請外國藝術家到利物浦創作作品，發現他們做出來的和在他們本國創作的不一樣。
《新民周刊》：有沒有新的經驗？給你什么新的啟示？
路易斯：見到了新的人，接觸了新的案例，但很難說有新的經驗。我熱愛公共藝術，固然是因為喜愛藝術，但有時候也是出自一種憤怒：在利物浦，我看到整條街都是被遺棄的空房子，孩子們走在這樣的街道去上學。我意識到這會毀了那些孩子。由于人們的錯誤決策，自然環境受到了嚴重的破壞。他們被迫生活在這種環境中。在那里，孩子們都會成長為有危害的人，而這些有危害的人又會來危害這個社會。
《新民周刊》：在中國也許不一樣，什么事都可能會有戲劇性的變化。
路易斯：有變化當然是好事。在城市里推倒老房子，蓋起新的高層建筑，這樣的現代化過程同樣發生在1960年代的英國。新房子、新設施肯定要比老房子好。但是在英國，人們不得不將1960年代所建的高層建筑推倒。因為人們發現居住在高樓大廈里有許多問題，甚至會引發社會問題。現在我們正在為他們建造平房或類似平房的房子。
這次論壇的主題叫“地方重塑”。為什么選擇這個主題？因為很多城市的規劃者、房地產開發商，他們建造了很多街區和房子，但并非人們理想的生活家園。在世界各地我們都可以看到，他們所建造的房子都是為房地產商謀利，從來不會考慮人們住進去會遇上什么困難。每個人都應該享受生活質量，而生活質量不是商標，更不是錢，是給予人們決定和考慮的權利。在倫敦、巴黎的郊外，圣保羅與里約熱內盧，世界各地都存在同樣的問題。而讓我憤怒的是，為什么人們會住在這樣千篇一律的空間里？為什么大家都忙著把許多有文化記憶的老房子推掉，卻造這樣千篇一律的盒子讓不同的人去住？這也是驅使我熱心公共藝術的動力。
《新民周刊》：在中國正值公共藝術熱，新成立的IPA會發揮那些國際專家的顧問作用嗎？
路易斯：不會。公共藝術從來是地方性的，是為地方服務的。國際性組織不可能完全為中國當地或別的地方服務，還是在研究的基礎上讓大家來分享研究成果，而非直接去指導公共藝術的具體項目。學會可以向大家提供一個專家聯絡圖，而不是把專家找來進行業務咨詢。
《新民周刊》：對6個得獎案例有什么評價？
路易斯：這次評獎是全球性的：我們希望六大洲的優秀項目都能評選出來。要知道在非洲做公共藝術和在北美做完全是兩回事：非洲沒有政府的支持，沒有相應的政策與制度，全靠藝術家自發地做，作品總是做得很簡潔。而在北美，公共藝術有政府支持，還有社會各界的投資，因此在體量和規模上就沒法比。我們要展示的，是每一個案例的不同方式。一般來說這些案例有三個看點：一、藝術家的作用發揮得怎樣？二、這些作品采用了什么材料和工藝？這些材料和工藝是不是當地的？三、這些作品與大眾的關系如何？總之，公共藝術在每個國家，做的方式都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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