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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與漢朝
衰亡原因之比較
漢帝國和羅馬帝國的滅亡，都是階級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所不同的是，羅馬帝國滅亡是
由于奴隸制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奴隸制的滅亡，而漢帝國的滅亡，只是封建社會中由于階
級矛盾激化而使漢帝國滅亡，并非整個制度的滅亡。
西羅馬帝國和漢帝國的衰亡的根本原因是都是帝國內部的階級矛盾不可調和，導致奴隸，
農民大起義，造成了帝國的滅亡。除了帝國內部因素，外部因素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但是外部因素在兩個帝國滅亡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與羅馬相比，漢帝國雖然也經常面臨匈奴人的威脅，但匈奴人最終沒能形成滅亡漢帝國的
優勢，而且在對付強大的外部敵人時，漢帝國顯然比羅馬帝國更有經驗。
漢帝國的滅亡與東漢的黑暗統治和腐敗政治，也與東漢后期的自然災害有關。東漢后期，
統治集團的日趨腐朽，豪族勢力不斷擴張，外戚宦官競相壓榨農民，使農民處境日益惡化
：“寒不敢衣，餓不敢食。”五原地區的農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
而出”水旱蟲蝗風雪等自然災害連年不斷，襲擊廣大農村，一些地區出現了人相食的慘劇
，“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階級矛盾空前激化。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人民只
有鋌而走險，舉行反抗斗爭。公元222年，漢朝在紛亂的農民起義，軍閥政變，游牧部落的
侵撈中推出了歷史舞臺，中國進入了長期分裂混亂的局面，這和西羅馬崩潰后的情況相似
。
羅馬帝國與漢帝國的滅亡，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但由于各自的社會性質和所面臨的
形勢不同，必然會出現差異性，羅馬帝國存在期間，正是蠻族人大遷移時期，蒙古的一個
聯盟，迫使避難的游牧部落沿入侵歐洲的路線向西行進，他們像前匈奴人那樣，以匈牙利
為基地向四面八方發起襲擊。
由于地理上相隔較遠，侵略者鞭長莫及，中國南方和印度一樣均未受到嚴重侵擾，中國的
北方雖然遭到蠻族的蹂躪，但保存了古典時期的獨特文明。另外，由于中國漢政權是豪強
地主支持下建立起來的，所以漢帝國時期長期形成外戚宦官獨攬朝政的混亂局面。
總之，通過對羅馬帝國與漢帝國的比較，使我們能夠充分了解當時兩個帝國內部和外部矛
盾，認清當時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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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類最偉大的文化和最發達的文明，分布在我們（歐亞）大陸的兩端，
即匯集在歐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東方——中國。”
公元前后數百年間，古代世界并存兩個“超級大國”—— 漢帝國與羅馬帝國。
前2世紀至公元2世紀，乃為古代世界史上一個重要時期。在這之前百年內，歐亞大陸形勢巨變，先后經歷了希臘亞歷山大帝國東擴、印度孔雀王朝的短暫統
一、中國秦朝的瞬息興衰；三者都不長久。這三大國解體后，西起地中海、東至中國東海的遼闊的歐亞大陸上，面臨著重建世界秩序的大問題。
漢帝國（包括西漢與東漢）興起于公元前3世紀末，滅亡于公元3世紀初，統治中國延續約400年。幾乎同時羅馬勃然興起，先是共和國體制，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與屋大維“奧古斯都”尊號，羅馬成為帝國，直到公元3世紀走向衰落。476年滅亡于蠻族入侵。
漢帝國處于歐亞文明地帶最東端。跟西漢同時興起的匈奴不僅威脅漢朝，而且也威脅河西走廊西域各族。月氏人正是在這威脅下西遷，引起中亞塞種人的遷徙，最后形成貴霜帝國。漢帝國在與匈奴的長期艱巨斗爭中終于獲勝，公元1世紀末，北匈奴西遷，南匈奴內附于漢，逐漸轉向農耕生活。而北匈奴揮師往東歐，號稱“上帝直鞭”所向披靡，在4世紀推動了日耳曼族大遷徙，終于造成西羅馬帝國的毀滅。
漢帝國與羅馬帝國的異同
公元1至2世紀，世界上存在著羅馬、安息（波斯）、貴霜、漢四大國，就領土、人口、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而論，羅馬帝國與漢帝國的實力空前、旗鼓相當，人口各有五千萬以上；而其他兩國無法同日而語。（又，據 Aldebert,J.等：《歐洲史》所載，羅馬帝國全盛期領土約350萬平方公里、人口7000萬）。 本文對公元前后數百年間雄踞世界的漢與羅馬兩個“超級大國”作比較研討： 羅馬帝國創建于征服，漢帝國創建于統一
羅馬帝國圍繞海洋，漢帝國以大陸為主
羅馬帝國與漢帝國都是開拓型的、重對外通商
羅馬帝國的行省制，漢帝國的郡縣制
羅馬帝國主要繼承了希臘文化，漢帝國主要繼承了周文化
羅馬帝國多民族多文化，漢帝國漢民族與漢文化占絕對優勢
羅馬帝國亡于日爾曼等蠻族，漢帝國則制伏匈奴
羅馬帝國創建于征服，漢帝國創建于統一
漢跟羅馬兩大帝國，都是在戰爭中產生的，但是羅馬帝國表現為武力征服，而漢帝國則表現為武力統一。
羅馬帝國的廣大版圖，是在羅馬共和國后期征戰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而得。早在共和國前期，羅馬作為一個城邦把本城和周圍的人當作“公民”、把戰敗后與羅馬結盟的拉丁人、意大利人當作同盟者；到公元前227年在西西里建立行省時，又把西西里人當作臣民。共和國晚期，拉丁人和意大利人都獲得了羅馬公民權，行省數目大為增多。羅馬帝國
正式形成后，保持了共和國時期的傳統。羅馬國家是征服者，在法律上羅馬公民是國家權力的主體；行省臣民是被征服者，行省是“羅馬公民的財產”。行省的城市往往有不同程度的待遇，通常享有地方自治權；行省城市居民的地位略與同盟者相當，處于臣民與公民的中間狀態。公元1至2世紀，羅馬公民權逐漸授予行省更多的居民。公元3世紀初，羅馬帝國境內每個自由民都得到了公民權；但這時羅馬帝國已處于軍閥統治下，公民權已無多大意義，且還成為一種負擔（如公民有從軍作戰的義務等）。
漢帝國則是秦帝國的繼承者。秦始皇滅六國以后，并沒有使秦國百姓獲得高于六國人的特權。秦代民眾都稱為“黔首”，并無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差別。
漢高帝劉邦原本是楚國人，率領義軍攻入關中推翻秦朝，又靠關中的支持打敗東方的項羽，終于在關中的長安建都。劉邦既沒有也不可能把楚人當成“征服者”、把秦國百姓和其余各地人當作“被征服者”。在漢朝境內，除了王侯貴族和奴隸，其他人等都是“編戶齊民”。編戶是都編入戶籍，齊民是地位齊一。編戶齊民既不象羅馬公民早期那樣有參政特權，也不象羅馬行省臣民那樣被排除于政治權利之外。漢帝國的百姓分處于不同的“爵”級：低爵者只能為民，高爵者就可當官。盡管絕大多數有爵的“齊民”仍只為民，但在原則上，爵級作為階梯，對于“齊民”開放。因此，漢帝國的建立，對于各地的編戶齊民是統一，而非征服。
羅馬帝國與漢帝國都是開拓型的、重對外通商
羅馬帝國是在希臘化的馬其頓亞歷山大帝國基礎上，繼續向外（特別是向地中海西部迦太基等地區）大肆擴張；漢帝國則是在秦帝國基礎上，繼續向外（特別是向西域等地區）大肆擴張。
古代東、西方之間，逐步開拓了重要商道，即“絲綢之路”——漢帝國與西方的交通命脈。公元前2世紀以前，只有蔥嶺以西一段業已打通，而蔥嶺以東中國境內一段卻尚待開拓。公元前138年，奉漢武帝之命，張騫出使月氏國，中途卻遭匈奴扣留，到公元前126年才歸還。公元前121年、119年，霍去病、衛青率領漢帝國軍隊兩次大敗匈奴，控制了河西走廊，使匈奴遠走漠北；這時張騫又奉命出使烏孫國（在今巴爾喀什湖東南伊犁河流域）。司馬遷《史記》把張騫兩次出使稱為“鑿空”，正因為他首次走通了空前的道路。
張騫開拓的“絲綢之路”東段，據《漢書·地理志》，有兩條分道。“自玉門、陽關（今敦煌西）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帶）傍南山（今阿爾金山、昆侖山）北波（循著）河（指二山以北諸河）西行，至莎車（今新疆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今新疆吐魯蕃西）隨北山（今天山）波河（指今塔里木
河）西行，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市）為北道；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宛（今費爾干納）、康居（約在今巴爾喀什湖與咸海間）、奄蔡（約在今咸海至里海間）焉”（原作焉耆，誤）。這兩條道都在天山以南：北道在塔克拉馬干沙漠以北沿塔里木河西行，南道在塔克拉馬干沙漠以南沿阿爾金山、昆侖山北麓有河水之地西行。張騫第一次出使，去時從匈奴脫身經大宛、康居、大月氏而至大夏，所行線路可能是《漢書》所說的北道；歸時“并（傍）南山”，則所行肯定是《漢書》所說的南道。兩道都由張騫開通。其實在這兩道以外，天山以北還有一條道。張騫第二次出使，從內地直到烏孫，又從烏孫分派副使去大宛、康居、月氏、大夏。這樣，他們就又走通了天山以北的一條道，只是在《漢書》里對這一條道沒有作具體記載。東漢時班超經營西域，曾于公元97年派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甘英已經到了安息西界，準備渡海（向拜占廷）被安息西界船人勸阻，未能實現。這是漢朝使者在“絲綢之路”上達到的最西點。
“絲綢之路”開通以后，漢帝國的絲綢大量運銷于西方，在羅馬帝國成為貴族豪富們普遍愛用的衣服和簾幕材料。此外，中國的鐵器、漆器等也輸入西方。羅馬帝國的玻璃器皿、毛織品，印度的寶石、香料等也通過“絲綢之路”輸入漢帝國。此外，佛教也經由這一大道，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同時傳入的還有犍陀羅藝術風格。
除了陸路以外，《漢書·地理志》篇末還記載了一條漢帝國通往西方的海上“絲綢之路”。這條海路很重要，尤其在陸上“絲綢之路”被阻斷時。例如印度（天竺）在漢和帝時曾多次派使節經陸路來中國；到東漢后期西域路斷，公元159年、161年，印度使節就改從海路到中國。公元166年，東羅馬帝國使節訪問東漢帝國，也經由海上“絲綢之路”。 漢帝國派遣張騫、班超出使西域，東羅馬帝國使節來華，中西方交通開拓了陸、海兩“絲綢之路”——華夏文明與西方文明開始了交流，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但是可惜！漢帝國與西羅馬帝國都滅亡了以后，中西方交通被長期阻斷了。
漢帝國的郡縣制，
與羅馬帝國的行省制
漢帝國和羅馬帝國作為幅員遼闊的跨地區大國，都要劃分行政區。羅馬廣泛實行行省制，漢朝則廣泛實行郡縣制。二者都由中央委派官員統治地方，有相似之處。但具體說來，二者又有明顯區別。
漢帝國承繼秦朝的郡縣制，有中央直接統治地方的一整套行政系統。郡有郡守（后改稱太守）和郡一級官員若干人。郡以下是縣，大縣有縣令、小縣稱縣長，各有縣一級官吏若干名。官員都由國家任命，并按制度從國庫領取俸祿（五銖錢和糧食）。縣以下為鄉，鄉的“三老”
是由地方官從當地民眾里面選拔的，受命管理本鄉，也從國家領取俸祿。漢代中國沒有任何自治或半自治的城市。漢武帝以后，諸侯王國也名存實亡了。只有在西域這樣的邊疆地區才沒有推行郡縣制度。
而在羅馬帝國，各行省的情況差別很大，它們所受的待遇也不全相同。例如，對于設在西西里的行省，羅馬派一個總督去統率那里的羅馬軍隊，并掌握那里的最高審判權，另外派兩名財務官主管財政稅收。總督和財務官都是每年一任，他們手下并沒有整套的官僚機構。當地的事，仍然由從屬于羅馬總督的各個小邦自己管理。行省對羅馬帝國的最大義務就是向羅馬納稅，西西里省的定額是交納收成的1/10。又如埃及則屬于皇帝的私產，由皇帝派總督統治。總督和財務官等高級官員由羅馬人擔任，人數很少，他們有一批希臘人出身的官吏和包稅人作為幫手。在廣大基層，埃及人的原有機構繼續存在。公元1至2世紀時，不少行省都興起一批自治或半自治的城市，各有一片或大或小的土地。總之，在羅馬的行省體制中，不同程度的地方自治相當廣泛地存在。
這樣，從中央對地方的控制程度來看，羅馬帝國跟漢帝國是難以比擬的。
公元前1世紀：羅馬帝國與漢帝國
羅馬帝國多民族多文化，
漢帝國漢民族與漢文化占絕對優勢
羅馬帝國和漢帝國都是多民族的大國，各有一個民族在政治上處于主要地位。這是二者相似之處。但就具體情況來看，兩大國在民族構成上差別懸殊。
羅馬帝國在政治上，羅馬族處于主要地位。羅馬族就是羅馬人和意大利人。意大利人不僅在語言、經濟和文化上與羅馬人關系密切，而且是共同打天下的核心力量；希臘人作為羅馬文化的前導者，也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羅馬人把意大利和希臘人以外的臣民稱為“蠻族”，處于異己的地位。羅馬民族在帝國政治中無疑占優勢，但又存在明顯的劣勢。首先，他們在帝國人口比例中占少數。據一種比較適中的估計，整個羅馬帝國人口約5400萬，但羅馬族約有600萬，只占總數1/9。再說，在羅馬帝國中，有著悠久文化傳統的是東部各族，有著杰出文化貢獻的是希臘族；而羅馬族本身，除了在法學上作出突出貢獻之外，文化建樹并不顯著。況且，帝國的“羅馬化”程度也不深。帝國東部通用希臘語，是希臘化地區；西部通用拉丁語，才是所謂羅馬化區域。而且無論東部、西部，拉丁語或希臘語（除在意大利或希臘外）只通行于政府和城市之中，在廣大農村則仍是各地語言的世界。羅馬帝國在文化上實際是不統一的，終于分裂為西（拉丁語文區）和東（希臘語文區）兩大塊，以及一些破碎的小塊。
在漢帝國，漢族居于主要地位。漢族是由先秦時期的華夏族與夷狄各族融合而成的。原來在中原地區華夷雜處的現象普遍，春秋時期還有華夷之間風俗不同、語言不通的困難。可是到戰國時期，夷夏之別在廣大中原地區基本消失了。例如，中山國本是狄族一支鮮虞人所建，可是從河北平山所發現的戰國時期中山王墓中的銘文來看，他們與華夏族已經沒有差別了。華夷交融而成的民族共同體，到了漢朝統稱為“漢人”，也就是形成了漢族。在漢帝國，漢族占了總人口的大多數。《漢書·地理志》記載公元2年（平帝元始二年）全國人口總數59,594,978人，又記載各郡國的人數。中原漢族居住的各郡人口數字總和，比漢族和少數民族雜居的邊郡人口數字顯然高得多。再從西漢早期曾經嚴重威脅北邊的匈奴族來看，“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后來南匈奴內附漢朝，成為漢帝國的重要少數民族之一，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少。漢
族人口在漢帝國占大多數，這是羅馬帝國不能比擬的。
漢族不僅在人數上是國家主體，且在文化上也是國家的主流。先秦的燦爛文化和漢代文化一脈相承。漢武帝把儒家學說定為正宗，用統一思想來維護國家統一。這就更不是羅馬帝國統治者所能做到的了。 西羅馬帝國亡于日爾曼等蠻族，漢帝國則制伏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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