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來的仇恨?

7月，跟全國多地連迎高溫天氣同樣令人難受的是，多起街頭慘案連番發生：北京一男子摔死兩歲女嬰；河南一農民殺5人，傷3人；黑龍江一敬老院院民縱火燒死10名老人，自身也葬命火海，等等。

這些慘案的共同特點之一，是兇手在與被害人一番爭執后，情緒迅速由“生氣”到“憎恨”，由“憎恨”到“仇恨”，接著進入殺戮狀態。是他們之間有什么深仇大恨嗎？顯然不是：北京摔死女嬰的兇手，只是因停車問題與女嬰的母親爭吵；黑龍江的縱火者是因丟了200元，懷疑被其他院民偷了；河南連殺5人的農民行兇的理由，是因其母挑糞在鄰家門前澆樹，引起兩家吵嘴，爭吵中對方“提到了”他的母親。殺人者固然罪大惡極，不可饒恕，但換個角度想：遇害者或其家屬如能提前解讀出對方怒火升級的征兆以及由此引發的慘痛后果，相信他們定會及時止住紛爭，哪怕道歉、賠償也行。問題是不僅他們不知道，就連兇手自己都未必知道：為何一番小小爭執就讓他們殺心驟起，干出了如此殘暴的事？

可見，慘案的導火索—這些無足輕重的小沖突，并非就是當事人爭執的真正原因，它們只是兇手早已窩藏在內心的仇恨情緒突然爆發的一個碴兒—即使沒有這樣的碴兒，也會有其他的碴兒，但這種“仇恨—殺戮”的心理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我們都知道的是，仇恨可由多種原因導致，而“困境感”則是一個非常重要而常見的先兆。黑龍江敬老院的縱火者，本身是無人照顧的腦血栓病人，200元是他很看重的一筆財富；河南農民與鄰居的宅基地糾紛由來已久，卻長期得不到解決—他們的物質窮困及精神焦慮、他們狹窄的人生通道、他們對自己空間的敏感防衛、他們與別人爭端的難以解決……一切皆陷于困境中，既無法擺脫，也無處逃避。當爭斗雙方受困于同一空間，某些最為惡毒、殘暴、互不妥協的仇恨形式便會浮現出來；而對于心懷仇恨者，任何暴力行為都稱不上極端暴行—只要能達到目的，就會不擇一切手段。

這些糾葛，假如有政府或者社會自治組織來關心并出面調解，應當是容易解決的。當民眾有了糾紛，根本想不到向誰反映、尋求公道解決辦法，而只能以暴力論輸贏時，就說明了制度上在這方面的長期缺位，這也是導致民眾“困境感”普遍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威脅感、困境感已成當今中國不分階層、不分男女老幼的普遍感覺，我們每個人心里都積累和擁擠了太多的東西，每個人都陷于“無處可逃”的困境之中，而仇恨和暴力恰像是一帖原始的解毒劑，它激活了我們的初級神經系統，形成了強烈的動粗反應。于是，每當發生街頭爭執（以及網上爭論等）時，我們常見的是爭執迅速升級，而不是諒解及道歉；很小的侮慢也會被理解為巨大的威脅，微不足道的小摩擦迅速尖銳化和殘酷化，似乎只有通過摧毀對方才能脫身；一些人即使沒有實施過極端暴力行為，也無數次地在內心有過發泄仇恨的“行動想象”，而直到血腥暴力真正付諸行動之前，大家都沒覺得有啥不對勁兒……

仇恨擁有分裂社會的巨大力量。血淋淋的仇殺不僅傷害被害人及其家庭，同樣傷害全體公民，它給社會增添了眼淚、裂痕和敵意，給每個人帶來了潛在的危險，而減少仇恨則是一項應由政府帶頭、民眾響應的長期而艱難的社會文明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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