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檢察官楊斌

“犯罪不是最大的惡，滋生惡的土壤才是，而我是這片土壤的一部分。”楊斌說。她剛烈，網(wǎng)上很多人說她“呆在體制里罵體制”，質疑她“作秀”。以往她會尖銳地反駁，后來是沉默。但這些都不作數(shù)。你只有靜靜坐在那里聽她說，內在更幽深的部分才有可能打開。 　　“別以為檢察官有多了不起，盡管我當年也這么認為。”1992年，一個剛剛畢業(yè)、屈就花都一家農藥廠以躋身珠三角這片熱土的湖南女孩，一不小心撞開了花都檢察院的大門。曾經(jīng)她興奮莫名，聽著同事問，“你沒背景能進來？我不信！”心里美得冒泡—彼時她是花都檢察院第一個外地人、本科生。 　　然而20年后再回觀：沒完沒了的伏案寫材料、第一次開庭嚇得手忙腳亂，這些辛酸還歷歷在目，唯獨當年那個女孩小心翼翼仰視司法殿堂的神圣感，已被更多五味雜陳替代。“有時真心覺得，檢察官什么都不是！”

對抗命運

中秋假期，太陽仍晃得人眼花的下午，敲開楊斌位于花都的宅門，開門的是老父楊天祥。頭發(fā)全白的老人高大健壯，不說話，沖我們一笑，回頭中氣十足喊聲“楊斌”—穿著紅色小碎花睡衣的女兒馬上小鹿似地，踢著拖鞋奔了出來。 　　沙發(fā)很大，楊斌盤起一條腿，整個人窩在里面，柔軟放松，跟她微信的照片一點都不像。后者表情嚴肅、端正、堅硬，頭發(fā)梳得一絲不茍，符合人們對“鐵面無私”的想象。 　　然而在楊斌眼里，這些想象全是幻象：辦案就像寫八股文或流水線，都是固定的套路；法律條文雖成千上萬，日常運用的只有10幾條。“我們那個年代，很多檢察官都是轉業(yè)軍人，法盲辦案很普遍。我也是屬于典型的半路出家，沒什么了不起的！” 　　她毫不留情地揭自己、揭職業(yè)的短，大概因為“不甘沉淪，渴望闊寬自由的天地”，這樣的人尤其容易陷入對現(xiàn)實的失望當中。 　　2006年經(jīng)辦母親溺死女童一案，是楊斌司法生涯最重大的轉折點。案中作為起訴方的檢察官表現(xiàn)出對被告人周模英異乎尋常的同情，一度在體制內外成為爭議焦點。因為這件事的持續(xù)發(fā)酵，楊斌坐了幾年“冷板凳”；同樣因為這件事，她又以一個“另類檢察官”的形象在媒體火速成名。 　　如今，女檢察官楊斌已是司法界的名人。“我是被逼出來的，不甘心，內心有種騷動。”她說。這是烙印于生命早年的感受。 　　楊斌的父母都是湖南湘潭電子廠的工人。她記得，那是一個非常大的國營工廠 ，數(shù)萬職工，完整而封閉的社區(qū)，幼兒園、學校、醫(yī)院、火葬場一應俱全，若是子承父業(yè)，一個人可以從出生到死亡一步都不離開廠區(qū)。 　　在父親楊天祥眼里，女兒開竅得晚，兩個兒子都聰明能干，唯獨小女兒資質平庸。女兒初中畢業(yè)時，楊天祥曾擔心她考不上大學，建議她念職中—那意味著什么？頂替父母的職位留在廠里，按部就班、生老病死？對別人來說這可能就是平凡的人生，但楊斌一想到要過“一眼就看得到頭”的人生，就恐懼不已。 　　她不甘心，鉚足了勁拼命讀書，上到高中，果然突然“開竅”，成績突飛猛進。可惜的是父親沒有及時修正對女兒的評價，高考填報志愿時，建議她報讀重慶大學社會科學系“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專業(yè)，原因是“冷門，估計報的人少，考上的幾率比較大”。楊斌委屈地從了。高考放榜她才發(fā)現(xiàn)，自己的成績完全可以上北大。 　　對楊斌來說，命運需要堅定不已、用盡全力去把握，一絲軟弱，就會顛覆你的人生。“如果不是那一個決定，可能我的生命軌跡完全是另一個樣子。” 　　曾經(jīng)在廣州市檢察院擔任楊斌的書記員的朱卓媚律師回憶，在市檢的楊斌有個奇特的習慣。每天固定時間，檢察院大樓播放廣播體操音樂時，大家踢毽子、伸懶腰，各種休閑娛樂，唯獨楊斌會真的一板一眼到走廊上做操，數(shù)年如一日。“我總覺得，早年有些東西仍印刻在她身上……”朱卓媚說，“總之，她認準的東西就會堅持去做，哪怕只有自己一個人。” 　　至少，她是離開那個只余歲月靜好的老廠區(qū)了。

新迷茫

楊斌承認她常常對現(xiàn)實失望，或者說，一直在“現(xiàn)實-失望-理想-新現(xiàn)實-失望-新理想”的波峰與波谷間滑動。 　　“檢察官做久了，有時案子就不是案子了。”在她看來，公訴是個易學難精的職業(yè)，它對人的挑戰(zhàn)并不在于你會遇到多難辦的案子，而在于每天接觸社會最底層的陰暗面，會讓人自動變得麻木，以減緩心靈受到的撞擊。這使檢察官難免在某種程度上淪為公訴機器，法律變得僵化、冰冷，活生生的人與命運湮沒其間。 　　進入檢察院對楊斌來說殊不容易。1992年大學畢業(yè)，如果服從分配，她還是要回湘潭電子廠 。不甘于此的她輾轉在花縣（當時的花都）找到一份農藥廠的文秘工作。“想在這里先找個落腳點。”不料從花縣趕回學校，統(tǒng)分已經(jīng)開始，她只能跑著大小衙門以期跨省改派。碰壁無數(shù)次后，恰好一位高中女同學的父親，彼時的湘潭市委領導知道了這件事，只打了一個電話，手續(xù)馬上辦妥。 　　然而，離開湘潭到花縣農藥廠報到的楊斌再次遇上意外，農藥廠突然不要她了。這次，伸出援手的是當?shù)厝耸戮志珠L，推薦她到檢察院面試。 　　這段一波三折的經(jīng)歷對楊斌影響無疑深遠。掙脫既往束縛的無比艱難，讓她對新生活抱有理想主義色彩的高期待。 　　1997年，一直在檢察院寫材料的楊斌被調至公訴科，正式開始辦案。早期的她看重的是自我能力的體現(xiàn)，“鐵面無私”，“對被告人特別無情，認為他們是社會的渣滓，完全不會去想犯罪背后的社會原因”。僅僅一年后，她就在1998年廣州市優(yōu)秀工作評比中被評為“優(yōu)秀公訴員”。 　　最初，她覺得找到了新的工作動力和樂趣，但很快就陷入了迷茫：“辦案就是這樣而已？”一開始，她歸因于“池塘太小”，在花都辦的都是小案子，“法庭都是破破爛爛的”。2003年底，楊斌通過遴選進入廣州市檢察院。

法與情

楊斌以為，每個人內心都向往更廣闊更自由的天地。她很快也明白，迷茫的關鍵并不在于平臺大小，而在于自己的內心。 　　她承認，對法律神圣的信仰在這些年里確實被毀壞良多。在西方，檢察官和法官基本上能獨立決定一個案子的命運。然而在13年的公訴人生涯中，她處理過很多復雜案件，這些案件是否起訴，如何量刑，往往需要根據(jù)復雜程度，歷經(jīng)復雜的系列程序。 　　“在這個過程中，檢察官的專業(yè)性只能體現(xiàn)在，不管案子有什么背景，承受多大的壓力，都要說出自己的專業(yè)觀點。”然而，這也不過是安撫自己良心的舉措而已。 　　楊斌說：“案子辦錯了不可怕，可怕的是文過飾非，有錯不改，死不認錯。當然，很多次當這些情況發(fā)生后，我最后什么也沒做，什么也做不了。” 　　發(fā)現(xiàn)和接受這些現(xiàn)實的過程無比痛苦。其間她體會到，“要當一個對得住自己良知的檢察官，必須對法律和對社會都有深刻理解，后者尤為重要”。 　　朱卓媚回憶，2004年跟著楊斌辦案，就覺得這位女檢察官很特別。“我跟她辦的多是青少年犯罪的案子，對于初犯的青少年，她會和他們聊很多，希望他們真心悔改。”“很少有檢察官會做這些事情。” 　　最繞不開的當然是楊斌賴以成名的2005年周模英案。親生母親辣手溺死女兒，這樣的人倫慘劇對社會沖擊極大，公憤滔天。“一開始我氣得發(fā)抖。”楊斌說，但她隨后陸續(xù)了解到案件背后的故事：貧困的家庭，冷漠的丈夫，久病不愈的女兒，無以為繼的家庭經(jīng)濟……她開始理解和同情這個孤獨無助的女人。 　　當年12月，在法庭上，作為公訴人，她頂著民意壓力，為被告人周模英請求從輕處罰。周模英服刑的5年里，她數(shù)次到江西看望周的父母公婆以及孩子。 　　有人贊賞她的理念和行為，認為是“法中有愛”的主旋律體現(xiàn)；有人則批評她感情用事、濫用職權。 　　無論贊同還是批判，人們都傾向于把她的辦案風格看成一種純感性體現(xiàn)。有一位朋友甚至當面批評她，“你是無原則地站在弱者的一邊。” 　　但在她看來，事實并不完全如此。“我必須承認自己確是個感性的人，并為辦了12年的案子依然沒有變得麻木和冷漠而感到幸運。”楊斌說，然而對被告的同情，背后有她多年處于案件經(jīng)辦第一線對社會問題和司法體制的理性思考。 　　“在我經(jīng)辦的案子里，90%的被告都來自社會底層。農民工被這個時代挾裹著來到城市，既沒有辦法接受良好的教育，基本的合法權益也無法得到保障，呼聲很難被聽見……這注定了無助的他們特別容易受到誘惑，淪為被害人或者被告。” 　　“他們是社會轉型期的犧牲品！”她強調，正如她為周模英案所寫的公訴書：“周模英的遭遇，固然是她個人的悲劇，但何嘗又不是這個社會、這個時代的悲劇？” 在當下環(huán)境中，檢察官的專業(yè)性只能體現(xiàn)在，不管案子有什么背景，承受多大的壓力，都要說出自己的專業(yè)觀點。

如何堅守？

“正是這句‘社會、時代的悲劇’說得不妥。”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司法界人士如此評價周模英事件里楊斌的表現(xiàn)，“你可以說她個人遭遇值得同情，但以檢察官的身份說出‘時代悲劇’這種話，有欠周全。” 　　楊斌說“我不在乎”。2006年至2010年是她的一個低谷期：領導雖然不說，但心里有看法，“冷板凳坐定了，升遷、仕途都無望，就專心辦案唄”。 　　直到2010年，周模英提前釋放并來到廣州，引發(fā)媒體報道，楊斌一時也成為熱點人物。廣東省檢察院檢察長鄭紅在批示中指出：“楊斌的行為實實在在體現(xiàn)了檢察官在執(zhí)法辦案過程中如何化解矛盾，如何弘揚善良和正義，如何延伸檢察職能，做好群眾工作，每一位檢察官都應該向她學習。”這一次，算是在體制內為楊斌“正了名”。 　　盡管如此，爭議尚未平息。圍繞著該年新建縣檢察長因楊斌之故，動用關系為周模英一家特批一套經(jīng)濟適用房并解決其兒女在縣城上學的問題，網(wǎng)上掀起了對楊斌“使用特權”的另一波質疑。有司法界人士亦認為，檢察官幫助被告不是不可以，但幫助應限于個人行為，避免動用權力關系。 　　“周模英符合拿經(jīng)濟適用房的資格嗎？”有人直接在她的微博質問。 　　對此，楊斌很是惱怒。“如果周模英都沒有資格，那么誰有資格？質疑這些的人有沒有思過‘不符合資格’背后的不公平？如果明知道它是不公平的，我們?yōu)槭裁床槐M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改變？” 　　那一刻，她仿佛回到了大學畢業(yè)那會兒，當時她是那么深切地體會到，對一個普通人來說窮盡所有都沒辦法敲開的一扇門，往往只需要手握權力者的舉手之勞就可以輕輕推開—“這一舉手，就可能改變一個人的一生”。 　　“這不是濫用權力，而是權力的回歸。”她說。 　　關于這一切的爭論當然難有定論。關鍵是，再怎么爭議，楊斌總之是不再辦案了。2010年底至今，體制在為她“正名”的同時，又先后將她兩次調任。現(xiàn)在，她也離自己最熱愛的案件經(jīng)辦一線越來越遠了。 　　如今她被借調到政法委，重新回到每天寫材料的生活。體制內的命運和前途對她來說，再一次滑向“未知”。不同的只是，現(xiàn)在的她已不再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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